BIMBA

我们

马浩:精英与蓝领

精英领衔的范式性搜寻

一连看了四天的评介,大家可能不禁有种感觉,当下的战略管理学科中的领军人物基本都是精英出身。这一点都不奇怪。其实,一直都是这样。从前辈先驱、十大元帅到十大上将,他们大多是著名机构中有头有脸的明星人物。比如,前几天刚去世的杰出前辈比尔·顾斯(Bill Guth),于1973年亲手创立了管理学会的战略管理分会(BPS/STR Division of AOM)。曾在哈佛与资深同事们一起推出SWOT范式,后又在NYU执教45年,育人无数,影响深远。如今,学科越是走向库恩所说的“范式性”地位(Paradigmatic Status),这种精英化和制度化的走向也就越来越明显。从研究题目的选择到研究成果的判定,从博士生的学校出身到其任职学校的地位、网络与支持,从文章本身的质量到其在学术圈内外的社会化的传播,精英的魅影无所不在。

这也再度印证了本书选题与方法的妥当行与可信性。学说史是学科明星之学术成就的历史记录。我们采取的“英雄榜和里程碑”的记录和评介方法是有事实依据的。当然,笔者也完全清楚,一个替代性的解释是,我的选择反映了我的偏好,亦即我对明星及其作品的偏好。因此,我的选择等于是自我成就的预言。其实不然,这个替代性假设是很难成立的。虽然,入选本书的学者都是我自己一个人挑选出来的,反映了我个人的偏见和局限性,但我的榜单几乎囊括了有足够学术发表的学者中绝大多数学者。而且,我用的影响力指标是谷歌学术引用率。这是最全面也是最公正的数据,对非精英学者不但不歧视可能反而增加了他们的曝光率。如果采用SSCI或者其它更为学术和专业的数据,精英的影响力可能更加会被放大。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发出来的东西不一定都是真品或臻品,垃圾很多。某些没有发表或者不太受关注的东西可能更有真知灼见和潜在的巨大影响力。首先,这是非常小概率的事件。其次,学术是学者的社区。如果一个人的东西根本没有发表或者没人能看到,那这个人根本不属于这个社区。谷歌起家的搜寻引擎背后赖以支撑的算法依据的就是某个信息在网络中的中心度和关联度,有多少其它的信息指向它,是否有众多节点与之相连并使之占据源流上的核心主导地位。这正是学术文献中引用率概念的最大规模的应用。谷歌学术引用率因此是可靠的指标。谁的影响大,谷歌不撒谎。

另外一个观察到的共性,是当下领军人物中将战略作为科学对待的学者居多,采用数理模型证明和推导的较多。其实,这也与第一个观察相联系。在一个学科内进行范式性追求的精英,注定要在意其研究方法的严谨和正规(Rigorous and Formal)。这是每个学科在科学社区提升自己地位的必经之路。当然,同时我们也看到这种理论推演式的学术成果可能越来越精致和华美,但其对管理者的实际含义和影响,与老一代的学者们的贡献和取向相比,可能越来越淡漠和疏离。

当然,当代的领军人物中,还包括了早先介绍的十大上将以及专业英雄中的诸多杰出的仍在壮年的学者,比如Jeff Dyer, Ranjay Gulati, Aks Zaheer, Maurizio Zollo, Chris Zott以及Mike Peng和蔡文彬等。将他们放回当代领军人物的图景中,也许我们会看到更加丰富多样的研究专题、理论视角、研究方法以及结果呈现。毕竟,战略管理是一个问题导向(Issue-Driven)的学科,有它独特的实践色彩和理论包容性。

南方派奋力前行

跟美国总体的经济发展状态和文化潮流相似,时髦大多在东西部,南方的影响相对较弱。战略管理学大抵也是如此。尽管如此,广义的南部地区仍然有若干战略管理的重要研究基地,比如私立的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和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以及公立的教堂山北卡大学(UNC)、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UT Austin)、德州农工大学(Texas A&M)、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SU)、达拉斯德克萨斯大学(UT Dallas)、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Florida)和乔治亚理工大学(Georgia Tech)以及乔治亚州立大学(Georgia State)等。在当代领军人物中,我们介绍三位现今游走于南方的学者:Richard Priem, Bert Cannella, Amy Hillman。今天先谈Priem。

理查德·濮瑞慕(Richard Priem)

濮瑞慕教授在整个战略管理学界真正出名是因为2001年的一篇文章,公开质疑资源本位企业观对于战略管理研究的有用性(Priem & Butler, AMR, 2001a)。一时引来众人围观(e.g.,Makadok, AMR, 2001)以及巴尼的反驳(Barney, AMR, 2001)和濮教授本人的再评论(Priem & Butler, AMR, 2001b;Priem, AMR, 2001)。该文章曾经在2011年获得《管理学会评论》期刊颁发的(Decade Award)十年大奖(Priem,Butler & Li,AMR,2012)。

濮教授文章的题目很是直接而挑衅:“资源本位企业观对于战略管理研究是一个有用的视角么?”他的基本观点是,当时流行的以巴尼(1991)为蓝本的资源本位企业观,只是一个框架但尚且不是一个可以通过实证研究检验的理论(Priem & Butler, AMR, 2001a)。巴尼的回复文章也很直白了当,其标题只在濮教授原文的问句标题后面加了一个字:Yes!他从四个方面回答了濮教授的挑战:资源本位企业观的“套套逻辑”(Tautology)问题;资源对于绩效影响的殊途同归问题(Equifinality of Different Resources);对于市场需求方的相对忽略问题(Underdeveloped Product-Market Side);有限的指导性含义(Prescriptive Implications)问题。巴尼再次解释和强调了资源本位企业观在上述四个方面的有效性,但也承认需要更加精准细化并与其它理论视角和方法进一步连接打通。

发表在同一期的濮教授回复文章承认,即使它暂时还不是一个理论体系,资源本位企业观已经并且正在对战略管理研究做出贡献。之后,他再次揪住“套套逻辑”不放,声称套套逻辑不能被证伪(Priem & Butler, AMR,2012b)。他如此引用波普的名言:

如果某科学论断阐述的是真实的,那么它肯定可以被证伪;如果它不能

被证伪的话,它阐述的肯定不是真实的。”

In sofar as a scientific statement speaks about truth, it must be falsifiable;

and in sofar as it is not falsifiable, it does not speak about reality)。

他们指出,在巴尼框架中,对于竞争优势而言,价值与稀缺两项每个单独存在都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对于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而言,不可模仿、不可替代、不可转移也都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他们用数学公式的表达直观地说明“有价值和稀缺的资源可以带来竞争优势”这个论断是重复论证的套套逻辑。因为自变量中的价值和稀缺以及因变量中的竞争优势都是以能够增进效率和有效性来定义的(Priem & Butler, AMR, 2001b)。

想像这样一句话,“有营养的东西有利于健康”。这种论断无法检验。但事实是,营养素吃多了就是毒药!但营养的名字就是这样定义的。再看“如果你我对我好,我就对你好”。而你发现:无论你对我怎么好,我都没对你好。你很纳闷儿。我完全可以非常无赖地振振有词:那是因为你没对我好。你没真正对我好。你对我好得不够!这事儿就没法儿讨论了。

其实,这篇文章应该由我写我发才对。1992年,我第一次做博士论文开题报告。时任德州农工副教授的巴尼被请到我们学校当我的博士委员会校外指导老师,因为我做的是类似马厚倪(Mahoney & Pandian, SMJ, 1992)那样的工作,试图整合产业结构分析和资源本位企业观。我的老板刚从斯坦佛转到UT没几年,二老板刚从Kellogg毕业后到UT也才两三年。详情记不得了,好像我是想要把未经挑战而获得的市场份额当作企业的独特资源。答辩前,五个老师都认为可以了,Ready!但答辩进行中,我们系另外两位资深大佬却“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资源本位企业观“一不是理论,二无法检验”。(We’ve now more clearly realized that RBV is not a theory, nor can it be readily tested)。

What??

I really wish that you guys would have told me about this earlier!

我惨了!于是,我换题弄多点竞争(Multimarket Competition),在炽热无比的德克萨斯多呆了一年。回想起来,兄弟我当年也是在钱塘江观过大潮的人。湿了点儿鞋,就打道回府歇着了。一直苟延残喘到现在。

沃顿出身的善于构建组织经济学模型的Rick Makadok立刻前来为巴尼打Call (Makadok, AMR, 2001),狂贬濮教授,将濮之行文斥之为“玩弄一系列文字戏法”。之后,Makadok又遭到濮教授的痛批(Priem, AMR, 2001)。

濮教授在文章的结尾引用了组织行为学大家John Van Maanen的一句话:

躲在“反对夸夸其谈”这一立场背后的,

通常是某种在范式上极为确定的

强烈的精英主义。

Standing behind an anti-rhetorical stance

is often a powerful elitism associated with

paradigmatic certainty。

濮教授的成就属于精英级别的,而他自己却不是。他在顶尖期刊的众多发表足以傲人。当然,他也不在乎在那些很多人根本没听说的地方跟很多人没听说过的合作者合作发文章。

他1990年毕业于阿灵顿德克萨斯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十一年,转赴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校区任讲席教授九年。2010年返回德克萨斯任德州基督教大学(TCU)讲席教授至今。

类似当年的名将迈克·鲁巴特金和现在仍然活跃在一线并同样战斗在德克萨斯的爱尔兰教授,濮教授以其辉煌的成就给非精英出身的学者们竖起一个卓越的榜样。

早期主要研究高阶团队和战略过程的濮教授(Priem, SMJ, 1990),可以说,在诸多战略管理专题上做出过重要贡献。最近十年来,他最为关注的是所谓的“需求方视角”(Demand Perspective)以及相关的“以消费者为本位的价值创造”(Consumer Based Value Creation)。

消费者是企业战略成功与否的最终评判者。为什么消费者为不同企业产品与服务支付不同的价钱?这是战略管理研究和实践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他认为现有理论过分关注企业资源制造经济租金的能力并且很少区分价值创造与价值获取之间的区别。

濮教授指出,应该培养和造就“消费者人力资本”(Consumers’ Human Capital),亦即消费者由于对特定产品与服务的学习与经验投入所产生的知识与好感。同时,他认为要深挖同一个家庭内不同成员间的消费需求及其协同效应,从而提升消费者的体验,更好地创造和获取价值。但在专家和意见领袖主导的产品和服务市场上,企业应该放弃对个体消费者的人力资本构建。相反,它们应该使对消费者的要求越少越好,要让消费者的任务越简单越好,并把注意力放在引导消费者的专家和意见领袖群体上(Priem, AMR, 2007)。

在2017年的管理学会年会上,有人组织了一场以需求方为基础的价值创造专题讨论会(Symposium)。濮教授与巴尼教授与另外几位大佬等同时出场。二人的对话比纸上温和多了。当然,十七年过去了。也许往事如烟。需求和供给。产品与资源。消费者与厂家。R派学者和C派专家。余温尚存,记忆犹新。难舍难割,有爱有恨。

其实,有时想想,学术界跟幼儿园过家家并无二致。大家乐此不疲。“谁谁谁当年无端拒了我的paper。。。。。。这个AH!" 某些大佬级的人物说起几十年前的事儿还忍不住要破口大骂,耿耿于怀。跟幼儿园小班区别不大。当然,人生也不过只是一个大的幼儿园而已。有的人一辈子也想不明白。想明白时,歇菜了。

当然,明白不明白,钱明白。好像有人用同事或者自己为样本(N=1)粗略算过,拿某个学者终身挣的工资用他的文章发表做数目做分解,给不同的文章不同的权重,发现了不大不小的惊奇:一篇AER(经济学界的AMR/AMJ combo)大概值1990年左右的20万美金。怪不得要破口大骂呢!

本文刊于马浩教授微信公众号“马浩教授on战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