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MBA

我们

姚洋:一则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故事

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堪称奇迹。关于这个奇迹的原因,有许多故事可以讲;但是,无论什么样的故事,都可以浓缩成一则简短的故事,题名是“储蓄”。

这则短故事的起点,是一个常识: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把今天的产出节省下来一部分,花到有利可图的投资上面,从而提高明天的产出。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家庭,无不如此。过去的地主老财,多数是靠省吃俭用发家的;当代的城市白领,花钱学习的热情高涨,自然也是希望提高自己的收入能力。近二十年来,我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长迅猛,一些人就把投资和基础设施划等号了。但是,投资远不止基础设施。企业更新厂房和机器设备,自然是投资的一部分;政府和企业的研发也是投资;教育也是投资。过去,国民经济核算把研发作为政府支出或企业成本,不计入GDP,现在则计入GDP. 教育支出仍然记为家庭或政府的当期消费,不算国民储蓄的一部分,但这并不否定教育作为投资的性质。

从李嘉图、马克思到索罗,研究经济增长的经典理论家无不把储蓄和资本积累放在经济增长的首位。但不知什么原因,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储蓄的作用被矮化。在这个时期,拉美国家把宝全部押注在国外资金上面,结果演变为万劫不复的主权债务危机,工业化进程戛然而止。以美国为代表的先发工业化国家没有从中汲取教训,而是躺在后发国家(先是日本和德国,后来是中国)经常项目盈余以及不断增长的石油美元之上,开始了寅吃卯粮的生活。但是,好景不长,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敲响了“美国生活方式”的警钟,而像希腊这种寄生在欧盟身上的国家,更是被国际市场无情抛弃。经济增长没有捷径;节俭永远是一种美德。

由此反观中国,任何不带偏见的观察者都不得不承认,中国是经济增长的优等生。即使是按照国民经济核算口径,我国的国民储蓄总量也是惊人的。事实上,我国的高储蓄从一五期间就开始了。共产党所继承的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然而,即使是在那样困顿的情形下,一五期间的积累率也达到24.2%,二五期间更是高达30.8%. 经过三年调整时期,三五期间的积累率恢复到26.3%,到四五期间更是冲高到33.0%. 高积累的代价是沉重的。农村实行统购统销,农民饱受价格剪刀差之苦;城市实行低工资政策,城市居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可以说,计划经济时代的高积累是以牺牲一代人为代价实现的。然而,我们的成就也是毋庸置疑的。通过高积累,我国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培养了大批研发和技术人员以及人数众多的产业工人,为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国民储蓄率继续提高,到2008-2010年达到52%的顶峰。对于一个大国而言,这样的储蓄率只有在二战期间才出现过。和计划经济时代不同,储蓄的主体由国家转化为居民和企业,两者合计贡献了我国储蓄总量的90%. 但是,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最突出的特点是,政府贡献了10%的国民储蓄。在政府经常性收入当中,30-40%是用来投资的;在其他多数国家,政府的日常支出往往大于其财政收入,因而要靠借债来维持消费。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政府比世界上多数政府都要节俭得多,所谓“政府太大”的神话,不攻自破。那么,如何解释企业和居民的高储蓄呢?这些年来,学术界给出了很多解释,但下面几个解释可能是最为靠谱的。

其一是人口红利和劳动力转移,或曰“人口双转型”。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计划生育政策,无意间让改革开放赶上了我国人口红利的快速上升期,两相叠加,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步伐。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国产品获得巨大的世界市场,而人口双转型压低了工资,市场扩大所创造的额外价值多数变成了企业的利润。由于很少分红,我国企业把几乎所有利润都用来再投资,因而,随着经济的扩张,企业储蓄自然提高。

其二是居民收入的增长。莫迪里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告诉我们,一国居民的财富总量和该国GDP的比例是一个常数,因此,一国的居民储蓄率(财富增加量和GDP的比值)和该国的经济增长率成正比。莫迪里安尼本人与他的中国合作者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我国储蓄率的提高。基于我国2001-2010年家户数据的微观研究,往往得到下面的结论:如果家庭人均收入提高一倍,则家庭储蓄率提高14 到19个百分点。这完全可以解释这一时期全部居民储蓄率的提高。

其三是收入分配的变化。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到2008年,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不断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近70%下降到58%的低位。由此而腾出的收入份额,基本上被企业利润所吸收。这意味着,这段时间里,我国的收入分配发生了相对的负向转移,即劳动者的份额下降,资本拥有者的份额上升。凯恩斯早就告诉我们,在一个国家内部,高收入者的消费倾向比低收入者的要低,因而,随着资本拥有者收入份额的上升,居民的平均储蓄率必然上升。

靠着巨额储蓄,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资本稀缺的国家,自2016年起,我国更是成为长期资本净输出国。展望未来,巨额储蓄将极大地提高我国的研发和教育投入水平,助推我国实现向创新大国的转变。

然而,凡事总是有两面性。储蓄是美德,但也产生烦恼。对于中国而言,最大的烦恼是流动性的增加。由于要维持固定汇率,央行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资产负债表被动扩张,除2015、2016两年之外,基础货币的投放基本上是由外汇储备的增长造成的。外汇储备是我国的对外债权,也就是一种储蓄,所以,我国M2增长的源头,是我国对外储蓄的增长。外汇储备如同一座水库,当对外储蓄增加的时候,这座水库的蓄水量就增加;而且,除非我国增加对国外产品和服务的购买,否则水库里的“水”总是要流到下游、即市场里去的。央行可以做的,是通过控制央票的数量和存款准备金率来调节水库闸口的大小,视实体经济情况让“水”流得快一点儿或慢一点儿,但不能改变“水”的总量。比如,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国实行了所谓的“四万亿”财政刺激政策,许多人说这是“大水漫灌”,但如果看一下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就会发现,央行的基础货币发行增速在2008、2009两年并没有异常提高,投资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商业银行信贷的扩张。这不过是相当于把水库的闸门开大了一些而已,而不是央行无中生有地制造了更多的货币。我国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导,而后者的存贷业务产生乘数效应,自然增加货币的数量。但是,不同于美联储、欧洲央行或日本央行无中生有地制造货币,我国央行的基础货币基本上来自于外汇储备的增加,因此说到底,“四万亿”还是来自于我国的储蓄。(由此想到,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最不靠谱的说法,是说中国的增长是靠“负债驱动的繁荣”。这种说法不仅展现了论者的无知,而且,说得严重一点儿,是对几代中国人勤劳节俭的侮辱。)

流动性太多的最大问题,是推高资产价格。无论是房价的上涨、还是股市的泡沫,都与流动性太多有关。这些流动性是储蓄导致的,因而不能像美联储那样通过央行缩表回收;事实上,如果不增加进口的话,这些流动性将永远存在下去。在进口不会快速增加的情况下,我们就必须在国内想办法。在生产方面,大量增加直接融资的比重,鼓励居民和企业投资科技进步事业,是消解流动性问题的一个办法。在消费方面,政府应该通过增加支出带动居民消费,以减缓流动性的增加速度。“勤劳致富”是中国人的美德,也是过去七十年政府政策背后的道德逻辑;但是,今天的中国可能已经到了该“适度享受”的时候了。政府转型已经讲了几十年,之所以收效甚微,原因很多,但根本性的原因是各级政府重生产、轻福利。十九大报告指出,在现阶段和未来一段时间里,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发展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提高普通民众的福利,应该是实现更加平衡和更加充分的发展的应有之义。新时代需要新思维;观念转变之后,中国故事才会更精彩。

本文作者: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原文刊于:瞭望智库|财经国家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