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硕果被媒体与学界誉为“中国奇迹（The China Miracle）”。“奇迹”是就高速经济增长的结果而言；当我们以“历史、经济、政治”的学术眼光去打量奇迹产生的过程、探究“中国做对了什么”之时，则会发现奇迹背后的社会、经济动因，从而更好地前瞻未来。

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多年来在为其EMBA学生教授一门与“中国奇迹”有关的课程——《中国经济改革与增长》。除了“传道、授业、解惑”，姚洋作为院长，在这门课上还倾注了一颗“育人”的拳拳之心。

疫情期间，部分同学在线上接入，部分同学来到了线下。在这超越空间的课堂上，姚洋表示，“北大国发院在商业领袖的培养上，经济学和管理学并重。对于高管和企业家而言，宏观经济更为重要。这些年来，国发院一直坚持‘学术第一’，这个学术涵盖了经济学，还有政治哲学等等。同学们不仅要学会如何管理企业，更重要的是拥有宏大的目标、高远的志向以及国际的眼光”。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北大国发院虽起源于以经济研究著称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但这里的教授常常把经济置于历史的框架之中。喜欢用历史长镜头的，既有研究经济史出身的卢锋教授，又有热衷于“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的姚洋教授。

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不能局限于“改革开放”这一时段，甚至不能仅仅关注“建国以来”的发展之路，而是要把镜头拉长，走进“有史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

从公元“400-2000年”中国和西欧人均收入比较，到中国知识分子苦苦探究多年的“李约瑟之谜”（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从竺可桢对气候与中国王朝兴替的关系研究，到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对中国明代以降社会制度的解释，姚洋教授希望企业家和高管们能够跳出当下之一隅，关注历史长河中的中国，“兼听”中外不同学科、不同学者的学术见解。

当姚洋把镜头对准建国以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增长”时，“历史”的焦距越来越准，所见愈发清晰：那是重工业发展战略背后的国际强敌环伺，那是人民公社的成就与效率低下悖论，那是改革开放后“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世纪之辩。

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姚洋希望同学们认识到：在经济领域，中国没有创造新的发展模式，而是比较聪明地把发展主义政府和新古典经济政策结合在了一起。

EMBA学生是在企业界摸爬滚打、纵横四海的企业家或高级职业经理人。他们长于实践，对中国经济的沉沉浮浮知其然，却未必“知其所以然”。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和过程是什么？中国经济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对这些疑问，如果找不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企业家就难以在经济变化的巨浪中把握正确的航向。

姚洋教授作为八十年代的中国大学毕业生，曾经“上天入地”——“上天”是因为他曾经作为中国留学生，第一个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农经系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经济学理论上功底深厚；“入地”是因为早在八十年代北大地理系毕业后，姚洋曾经回到家乡西安，在西电这家老国企过着“每天把《陕西日报》从第一版看到最后一版”的日子，在无聊的时光中对国企人员冗杂、效率低下的弊病有“切肤之痛”。

理论与经验的视角融合起来，姚洋为同学们展现了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经济学原理以及社会所经历的现实图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新古典的经济增长模型等经典经济学说，共同诠释了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人口劳动力变迁与出口导向发展模式与中国增长背后的逻辑关系。

而翻开硬币的另一面，在发展中，中国社会也逐渐凸显出自身的问题：收入、财富和教育不平等现象可能会成为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桎梏；中美经贸关系面临重大挑战；“去杠杆”中，民企获得资金的渠道被阻遏——姚洋作为“中国顶级智库”的学者，希望能用学术的钥匙破解中国经济的难题。

“我们国发院是独立的智库，学术声音是我们的生命线。2018年，民企突然陷入了重大的困难。我们听到了民企的呼声之后，很快在北大朗润园召开了‘朗润·格政’研讨会。国发院几个学者以详实的数据、扎实的分析对当时‘国进民退’的论调予以了反击，让社会关注到民企对我国经济的重要作用；我们的声音很快被中央领导‘听到’，并重视，整个社会环境对民企也变得越来越友好”。

“推动社会进步”，在院长姚洋心中，是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作为一个集科研、教学、智库于一体的机构使命。他希望同学们作为北大的一员、国发院的一份子，也以企业家的身份承担起这份历史责任。

2018年，姚洋教授与北大国发院新锐青年学者席天扬共同出版了专著《中国新叙事—中国特色政治、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分析》，试图构建一种创新性的语言，阐述中国特色政治、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使得中国道路和模式成为一种具有全球意义的叙事，用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来讲中国的故事。

在国际的横向对比中，姚洋观察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有偏的政府不是被精英控制，就是被民粹主义情绪挟持；拉美在上述两个极端之间交替，南亚和东南亚则混和了以上两种特质。

中国则“风景这边独好”——过去三十年，中国政府总体而言是中性政府，无偏而具有发展经济的本意，国企改革和经济刺激计划都体现了政府不为民粹主义诉求所动的一面。

除了“中性政府”，“选拔制（selectocracy）”是姚洋的另一“创新性语言”。在他看来，当代中国官员的“选拔制”，既与中国传统历史上的贤能体制、科举制度一脉相承，同时又有所创新——那些解决组织当下最急迫问题的人能够获得权威；2015年，姚洋和张牧扬的一篇学术论文发现，“市级官员发展经济的能力可以预测他们的升迁概率”。

近年来，借助CCER（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团队收集的“1994-2017年几乎所有市级或以上单位官员”数据集，姚洋与CCER研究团队正在对我国官员的选拔、培养、激励的机制、效果进行研究——地方和机关的交叉经验对官员升迁影响几何？官员的高能力是否会降低其机会主义倾向？姚洋在分享这些研究成果时，提醒同学们把政治的因素与经济的因素结合起来分析，把政府中“人”的因素与市场中“人”的因素综合考量。

四天的课程，姚洋喜欢与线下和线上的EMBA学生讨论各个中国经济增长议题。他想听到企业界的声音，想了解企业家在改革浪潮中所面临的问题，想引导同学们关注社会变革长远的发展趋势，而不要被当前的难题所局限；学生的提问切中要害，老师的回答一针见血，在思想的交锋中，每个人都在重新思索中国增长问题的答案，每个人都在重新定位2021年的新路向。

一百年前，学者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

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教师的梁漱溟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在疫苗陆续上市、疫情逐渐得到控制的今天，在学术灯塔指引、中性政府与市场主体携手并肩的今天，我们有理由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中国经济增长会减速但仍会持续。

（张彤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