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世界银行出版《东亚的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将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地区二战后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誉为“东亚奇迹”，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却对此提出质疑，他认为东亚模式、中国模式“高投入、低效率”，GDP增长率虽高，但全要素增长率只有2%-3%，与发达国家长期的全要素生产率持平，谈不上发展奇迹。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环境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徐晋涛在接受《北大金融评论》专访时指出，不同于克鲁格曼的观点，中国经济“奇迹式增长”主要靠的是全要素生产率和环境投入。当前的环境形势一定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产生影响，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要想实现经济增长向低排放、低能耗、低碳、高生产率转型，就必须推进要素市场改革和能源结构深刻调整，并形成配套的解决方案。

要素市场改革是中国经济低碳增长的驱动力 

《北大金融评论》：您指出中国经济过去高速增长的背后是生产要素价格的高度扭曲，这对碳中和目标下我们的经济转型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徐晋涛：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曾对1998-2008年中国主要出口行业增长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有助于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

我们以C-D生产函数的增长核算模型，分解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和环境投入（碳足迹为近似变量）等生产要素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研究结果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环境投入和资本对中国出口增长贡献率显著；全要素生产率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率最大，超过一半，其次是环境投入的贡献，中国在加入WTO之前，环境投入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就已达到28％，加入WTO之后增加到37％；剩余的出口增长可归结于资本投入。显然，中国过去的增长实际上是一个高碳的增长、牺牲环境带来的增长。这一结论不同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的观点，他认为亚洲模式、中国模式的增长都是靠资本、劳动力的高强度投入。但实际情况是，在自由贸易情况下，全要素生产率一定会提高，而中国又同时在大量牺牲环境，这就带来了“Good News & Bad News”。

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黄益平教授对中国增长模式进行了概括，认为中国增长模式的转变，就是由“奇迹式增长”向“常规增长”转变。之所以有“奇迹式增长”，实际是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最终产品价格是逐渐实现了由市场决定，但要素投入保持了长期的管制，有控制的要素投入价格和自由竞争的最终产品价格之间的差距很大，就给企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例如在金融要素上，中国的大型国企长期享受着非常低的资本价格，其利润增长相对更为轻松。其他诸如土地等要素，政府干预也比较多，整个要素市场价格向偏低方向扭曲。这其中，环境要素扭曲最为严重。因为没有有效的环保政策就意味着环境要素的价格接近于零，不会有人为清洁的空气和水付费。“奇迹式增长”是靠扭曲要素价格实现的，造就了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这种奇迹式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常规增长”就是要纠正要素市场的扭曲，让市场决定要素价格，让新的价格体系影响企业的技术选择。 

《北大金融评论》：在由“奇迹式增长”向“常规增长”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环境要素市场的这种扭曲要怎样纠正？ 

徐晋涛：环境要素通常没有天然的市场，需要政府的经济政策使其产生价格。主要的经济政策手段包括税收和排放权交易。但碳排放交易能否成功，取决于市场主体的参与意愿，而参与意愿怎么形成，在中国确实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按现在政策设计者的思路和节奏，预计未来两三年内，发电行业的全国统一市场可以建成和运行；四五年内，所有的主要排放部门加入碳排放交易市场；到2030年，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完成并能良好运行。在没有其他外力影响下，这样的节奏基本是可行的。

碳税是中国碳减排的较优选择 

《北大金融评论》：碳税与碳交易均是碳减排的重要工具，为什么您会认为对于中国而言，碳税优于碳交易？ 

徐晋涛：现在有一两个因素可能会给碳交易市场的建设带来意外冲击，即欧盟和美国的边境调整政策。欧盟的边境调整政策将从2023年开始实施，其实质就是要征收碳关税。其作用机制在于，一旦一个经济区实打实地推进二氧化碳减排，其碳价就必然会迅速上升，碳价迅速上升就意味着制造业的成本也会大幅度上升，这些制造业企业就一定会推动决策者实施边境调整政策，以保护自己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简言之，边境调整政策下，进口到欧盟的电视机，其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要交同样多的碳价格，但如果本国的碳价跟欧盟的碳价一样，进口到欧盟就可以免交碳关税。基于此，向欧盟出口产品的国家就没有任何理由不收碳税，因为不收就要向欧盟交碳关税，所以边境调整政策在倒逼出口国在国内建立碳价格体系。对于中国而言，要快速响应欧盟的边境调整政策，只能靠征收碳税，因为碳税相较于碳交易更易于测算和执行。 

对中国影响更大的还是美国呼之欲出的边境调整政策。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气候行动上比较激进，早在2009年，奥巴马政府已经有了清洁能源法草案，提出了边境调整的思路。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拜登竞选纲领里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重返巴黎协议。最近拜登政府宣布到2030年美国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的基准水平降低50％。要实现这一目标，只能通过经济政策，如碳交易或碳税，因为美国政府无法通过行政手段关闭企业。那么美国也会实施边境调整机制。 

因此，如果在未来几年，欧盟、美国先后征收碳关税，中国国内征收碳税的必要性就增大了。中国近期经济复苏和增长的主要动力仍然是出口，而美国和欧盟仍然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其边境调整政策必然会对我们的贸易部门形成巨大冲击。类似于中国加入WTO，只是WTO是取消关税或者非关税壁垒，而边境调整政策是增加关税，因此过去受益于WTO而腾飞的产业，这次受到的冲击预计也将最大。 

当然，对于中国而言，征收碳税的优点也很明显。事实上，中国环保最弱的环节在地方政府。过去政府出于税收、就业等因素考虑，环境执法的积极性不高，某种程度上还会掩护企业排放。而以地方税形式征收碳税，相当于给予地方政府一项激励，类似于检查偷税漏税，政府有积极性严格监督企业，减少市场失灵。同时地方政府增加了税源，其“Grabbing Hand（掠夺之手）”就会相对弱化，进而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其他形式的干扰，提升本地市场上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配置效率。 

《北大金融评论》：也有观点认为碳税无法控制碳排放总量，企业多交税就可以多排放，您怎么看？ 

徐晋涛：这不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而是一个效率问题。即只要企业为所有的排放都交了税，这些排放行为就应该是合法合理的。事实上，企业是理性经济人，会衡量缴税的费用和减排的成本，并根据税率调整自己的技术选择。是否会多排，这取决于政策设计，如果税率非常高，排放带给企业的边际收益远远低于交税的成本，企业就会自动减排。对于地方政府也是，如果地方政府要多收税，本地企业投资就会下降，企业就会少来，地方政府收税跟企业增加投资是矛盾的，所以最后还会是一个均衡的结果。 

《北大金融评论》：有观点认为，中国在征收碳税时最好从供给端征收，但生产的原动力是消费，碳减排“需求侧管理”也意义重大，您认可从需求端征税吗？ 

徐晋涛：我个人认为减排的核心还是生产端。因为任何产品的生产几乎都有清洁生产的技术，从这一点来看，高碳排放过程中，消费是没有过错的，而是生产的技术选择出了问题。事实上，当我们向生产者征收碳税时，并不是生产者承担了所有的费用，消费者也会承担自己的一部分，具体的比例取决于具体的行业性质。碳减排必然会对消费产生遏制，而关键在于供给侧的技术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