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与Emmanuel Daniel（以理）的对话中，黄益平教授解释了中国经济政策的历史和方向。

黄益平是一位备受认可的经济学家，他的职业生涯可以追溯到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当时他还是一名学生。在这次深入讨论中，黄益平分享了对中国经济决策历史和指导经济政策制定者的意识形态框架的见解。他还讨论了当前政策的框架，特别是国家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在人民币自由化和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前景方面的政策制定的轨迹。

"描述中国改革方式的正确术语其实并不像渐进主义，或双轨制，我认为是实用主义。描述它的最佳方式是邓小平的猫论，"白猫或黑猫，只要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确实是关于经济改革政策的全部哲学," 黄益平强调说。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黄益平在研究和学术界担任过多个职位，包括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 General Mills 国际金融和经济学教授；以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经济项目主任和高级讲师。他还在金融领域担任过一些职务，包括花旗集团的董事总经理和亚太地区首席经济学家，巴克莱董事总经理/亚洲新兴市场经济首席经济学家，MYbank和中国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以及阿里巴巴金融的经济顾问。黄益平还曾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顾问，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督问题外部咨询小组的成员。

以下是这次对话的讨论要点：

中国对经济自由化的渐进式做法。

在务实的方法下，资本账户的自由化需要五到十年的时间。

资本市场有能力支持创新。

人民币国际化的两个阶段。

提高中央政府的负债，减少地方政府的负债。

美联储的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为了了解那些中国经济决策者所遵循的意识形态框架的起源，以及或许更重要的是帮助我理解一些可能的会引导中国走向未来的政策，我很荣幸参观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国家发展研究院坐落在美丽的北大校园深处，校园就在圆明园后面，在立秋时节更是美不胜收。我和黄益平会面交谈，他是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金融学与经济学讲席教授与副院长。我近年来一直在关注着他的工作，他也是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尽管我没机会和他聊聊这方面的内容。黄教授的职业生涯可追溯到1984年那场著名的莫干山会议，当时他还是一名学生。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与经济学家联系紧密，他们相互影响了彼此的思想。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可以追踪经济学家的影响，从解放前的孙冶方时代到吴敬琏，他主张以市场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以及朱嘉明，他是莫干山会议发起人之一。在1984年，他们是后来决策者的导师，其中包括备受尊敬的周小川，他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至今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还有张维迎，他提出了中国著名的价格双轨制，它引导了中国向自由经济转型避免了苏联和其他国家选择了 “大爆炸” 的方式即被西方推崇的所谓的 “华盛顿共识” 的错误。

国家发展研究院是在1994年成立的，由林毅夫创立当时名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以结构经济学方面的工作，在发展中国家享有盛名。他是中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最早的毕业生之一。我有很多问题想问黄益平教授，他也坦率而慷慨地给我提供见解，我非常尊重黄教授对中国经济清晰而直接的见解。我把我们的谈话集中在三个重要领域：第一是中国经济决策的发展历史；第二是当前政策框架，特别是国有与私营部门的关系；第三是未来政策的制定轨迹，尤其是我想了解人民币自由化和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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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经过整理的访谈内容：

以理：可以介绍一下您的工作吗？

黄益平：我是一名经济金融学教授，任职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我个人的研究方向主要是金融发展，金融改革，宏观货币政策以及我们最近也在研究的金融科技。

以理：很高兴能来到这个校园，它非常的漂亮，并曾是圆明园的一部分，也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历史，曾经是经济决策的重要地点。在现代中国，我想在我们的谈话中涉及到这一点。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请让我了解一下在邓小平开始经济自由化举措之后中国经济思想是如何演变的。因为我们已经非常了解深圳的故事以及通过做出决策来开放国内部分地区等等。但是有一整个经济体制需要演变，从计划经济，到自由经济。在早些年，重点在于，更确切的说是全球的趋势，它的基调是大爆炸式的，但是中国并没有采取这种方式，他们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式，正是在这样的校园内，一些像您这样的教授，已经成为现今的重要决策者，开始制定放开价格控制的措施。请和我说说这是如何演变的。

经济自由化的渐进式做法

黄益平：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中国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我们所说的渐进主义而不是休克疗法。在80年代初期，特别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然后再转向城镇地区的改革项目，这群人开始发挥积极作用。但是我可能会说，改革的开始，或者说采用这种渐进式的方法可能并不是被根据某个人刻意准备好的经济思想设计出来的。如果我们回首1978年底发生的事情，当改革开始的时候，底线是我们经历了30年的中央计划经济，这在某些地区行得通，但是对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并不起作用。我认为消费品严重匮乏是其中原因之一为什么邓小平决定推进某种程度上的自由化。而关于是否应该采取休克疗法或者是渐进方式的问题，现如今人们都在讨论为什么前苏联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只是由政治氛围决定的，因为我们决定进行改革了，但是当时的议程不是去转型自由市场经济。短期目的实际上只是为了提高效率，为消费者生产更多商品。我可以说，渐进的方法主要是因为政治限制所决定的。可以想象在1978年，当一些领导人说我们想要改革的时候，没人会提到 “市场经济” 这个词，能说的是 “我们应该更好地提高利润。”所以到最后，你会发现更多是关于实用主义，人们可以逐渐把事情做得更好，但是部分还是受限于政治条件。在当时，我不知道邓小平是怎么想的，但是即使他想要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自由市场经济，他没办法向自己的同事和盘托出，更多是在于零碎的改进。

以理：现在的问题是，是否有两种思想流派的演变？我觉得研究生院的流派，也就是您所提到的，它涉及了双轨制改革。还有一揽子政策改革者，他们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中心。所以这就是现在的情况，也就是您提到的两种思想流派，它们是如何演变的？

黄益平：我认为今天的区别不那么明显了，但在八十年代，还是很明显的。问题是：是要继续前进，一步一步地解决问题；还是要一步到位。我觉得渐进的方式最初更多是由政治限制决定的，因为我们必须要保留一部分的中央计划，我们必须保留国有企业。那么问题来了，如何保证一个渐进平稳的过渡呢。双轨开放的思路，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最初，我这里的一位同事，张维迎教授，他1984年参加了莫干山会议，在那时他还是个研究生，很难相信他就写了这么一篇对于旧的部分的中央计划和关于国家双轨制改革的想法的文章。维持旧的国家价格，但是放开另一条轨道，自由定价。举一个例子，关于粮食，这也是我工作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八十年代，我大学毕业之后，我的第一份工作，在人民大学，离这里很近，是进行一次关于粮食价格自由化的实验。结果是，政府将继续以国家定价从农民手中收购粮食，然后供应给城镇居民。因为城镇居民，他们的收入稳定，他们也无法承受市场价格的突然上涨。因此，这只是确保，过渡期像之前供应一样平稳，以及价格的连续性，这实际上就是为了稳定。但是与此同时，允许农民种更多粮食，如果你种得够多就可以拿到市场上销售，那么价格比国家定价高，所以他们就会有动力生产更多。这是张维迎提出关于价格双轨制改革倡议的初衷，这个想法得到了普遍应用。比如说，我们要放开城市经济，我们真的希望外国投资者，企业和私营企业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又要确保国有企业不会在一夜之间倒闭，因为那会引起其它问题，所以，就有了这种双轨方法。我之所以说这两种学派之间的区别在今天不太明显，是因为即使对于这些提出了双轨自由化方法的人来说，我相信他们的想法最终也是国家轨道将消失，不会永远保持下去。现在它是否像预期的那样顺利结束，这是另一个问题，所以这更多是为了过渡目的，这不是一个长期战略。最终，乐观的情况下，例如，考虑到私营部门和国有企业，因为私营部门将增长非常迅速，你就会看到，国有企业在整体经济中的比例，在市场经济中将非常小。

以理：跟我谈谈财产所有权，尤其是城市地区。这似乎是一个中国希望借此吸引外国投资者的领域。所以会有游资，外国直接投资等等。但是你们避开了俄罗斯和其他几个国家的道路，他们过快地开放了财产的所有权。那么这个特征在整个进化过程中表现在哪里呢？

黄益平：财产所有权不是我们自由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如果你看一下跨境资本流动，我们开始放开资本账户。但实际上，我认为政府采取了一种策略，我总结为先长期，后短期；先股权，后投资组合；先流入，后流出。那么，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发现了什么？大量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看这很好，因为他们来中国建厂，创造就业和GDP，这是非常好的。但官员们一直非常不愿意看到资金外流，这听起来有点不一样，现在我们有很多外流的外国直接投资。但就资本市场的证券投资而言，这些受到更严格的限制，财产所有权并不是真正不开放的东西。

用五到十年时间实现资本账户自由化

以理: 资本账户自由化的讨论进展如何？

黄益平：往来账户是在1996年开放的，最初的想法是，中国可能还需要五到十年的时间放开资本账户。事实上，当时的央行行长戴相龙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写了一封信通知他们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将继续第二阶段。

以理：当他写一封这样的信时，他得有多大的信心，因为即使获得内部支持也需要一个过程。

黄益平：我认为可能在政策制定者之间已经有了一些共识，资本账户自由化需要五到十年的时间。但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的，描述中国改革方式的正确术语并不是渐进主义或双轨制，我认为是实用主义。最好的描述就是邓小平的“猫论”：“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所以这就是关于经济改革政策全部理念。虽然央行表示将继续开放资本账户，但1997 年接下来几年，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所以那个工作就被推迟了。而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我们又重新开始开放资本账户，尤其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在2003年，2004年左右迅速积累的情况下。各国都在向中国施压要通过货币升值来开放资本账户。所以，更进一步，之后就到了 2008 年。一种方式总结我观察到的这些，在过去几十年，总是有人说，“我们要开放资本账户，”但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有人就会突然说，“还好我们还没开放。”因为如果我们开放资本账户，我们将看到更具破坏性的后果。所以这就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我认为中国想要开放资本账户。毫无疑问，大多数人认为它最终会开放。

以理：现在反对的声音可能更长久一点。

黄益平：但不一定，我认为鉴于中国处于这个发展阶段，中国可能希望更进一步，或者更加开放，但问题是我认为我们需要非常重视的一个教训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历了金融危机，在开放之后问题是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但我认为我们需要认真考虑，在采取这一举措之前我们需要准备哪些先决条件。例如：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如果没有这些，请不要再考虑放开资本账户了。其次，即使国家正在自由化，也可能有一个适当的自由化顺序，有些事情需要先做。我曾经总结过一个思路，就是先放开实体经济，再放开金融。实体经济是指财政制度，贸易自由化等。然后再开始考虑金融改革，先考虑金融服务业的开放，然后再考虑资本账户，比如将外资银行引入中国这样风险要小得多。但开放跨境资本流动的风险可能更大。而且还是再继续之前想先放开汇率的情况下。所以我认为排序也很重要，最后，我认为我们还需要出台一些宏观审慎措施，也就是说，如果是要让资本自由的跨境流动，就会产生一些后果。我们喜欢积极的利益，但这些消极的后果呢？因此就需要例如托宾税，或一些准备金要求之类的东西，只需确保放慢一些非常不稳定的资本账户。最后，我认为还有一个更基本的问题，现在这也变得越来越普遍。即使我们要放开资本账户，也不一定要放开100%，也许80% 也许70%对我们来说是合适的。

以理：有趣。什么是80%自由化？我的意思是，这就像 80% 怀孕，这里面有拐点吗？

黄益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七个更广泛的类别和 40 个单独的资本流动类别。当我说 80% ，70% 或 90% 时，我更多地在想，你不会对有些领域感到 100% 有信心，它们可能会变得不稳定，这些就是应该保留的限制。举个例子，我觉得这些衍生产品，个人跨境投资应该受到限制，因为第一，风险更难认识和理解。因此，如果只是开放并让每个人都购买，则会带来很大的风险。可以允许机构来投资这些产品，因为它们非常善于管理风险。

以理：从银行业的角度来看，中国实际上非常以银行业为中心。在这方面，它不是以市场为中心的。如果不放开资本项目，国内的资金成本就会很高，作为国有企业基础设施的银行系统正在得到补贴，这是看待它的一种方式。由于高利率，您是否认为必须消除经济对银行业的依赖？

资本市场更有能力支持创新

黄益平：这又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关注金融结构。经济学家总是会想到的一件事是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更有能力支持创新，因为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信息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动力，如果不能支持创新，经济就没有未来，但与银行业相比，资本市场在支持创新方面做得更好，所以大家都在争论甚至现在的政策都在说我们需要发展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增加直接金融在整个金融中介中的占比，我完全支持。但问题是，我们能否减少对银行的依赖，我非常怀疑。我认为中国银行业占主导地位是有原因的，我们看一下发达经济体，我们也看到美国的市场主导金融体系，和德国的银行主导金融体系，它们都是政治民主和自由的市场体系，为什么他们有不同的金融体系？我个人的观点是差异不是由政策决定的，它们取决于国家的文化，政治和法律制度还有很多事情，所以换句话说，即使德国想要发展资本市场，显然他们可以从这里提高比例，但我怀疑，他们是否能够发展出像美国那样的金融体系。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您同意我的看法，那么我的意思是中国可以发展资本市场，但我认为中国可能更像德国然后在可预见的未来像美国。所以我的结论是：是的，资本市场肯定会变得更加重要，但在可预见的未来，至少在我退休之前，而且我很可能很快就会退休，银行业仍将主导中国的金融体系。

以理：我并不是说银行系统本身是好是坏。在德国，我认为这也是人均情况，德国个人杠杆情况和美国不一样。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廉价负债的来源，因此，银行系统吸收了系统的负债。中国的储蓄率也很高，所以它会被银行系统捕获，但是当您看到，中国最近发生的所有惊人的事情时，资本市场本质上是由私营部门驱动的。郭树清对此发表评论说，现在私营部门占全国税收的50%以上，其中很多实际上是外国资本，他们在国外筹集资金。那么问题来了，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拥有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不以国家为中心的，真正的自由市场。

黄益平：嗯，这与我所说的几点相关，建立有效资本市场的方式或能力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国家的法律制度，政治制度，文化等等。比如金融监管不能依赖受金融监官它受政策影响很大。例如，有时监管机构会根据宏观经济的波动性调整政策，这不是监管者应该做的事情。监管者要维护金融市场秩序，维护公平竞争，但是我们的监管机构正在研究非常不同的事情。仅仅过去两年，我认为资本市场监管机构才开始做正确的事情。他们有九字方针：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如果这三个目标或原则得到认真落实我认为我们在发展资本市场方面可以大有作为。但总体而言，我认为这将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以理：还有一个问题，人民币自由化，其中有多少是豪言壮语？因为到处都能听到，但仔细想想，所有中国出口商，或任何做生意的中国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公司都想要美元，因为美元更便宜。因此，现实情况是出于多种原因，美元仍然是流通货币。同时，只要不放开资本账户，人民币国际化，放开的想法只是一种豪言壮语，请让我了解一下这段旅程将会如何发展。

人民币国际化的两个阶段

黄益平：首先要注意的是，正如您一开始就提到的，中国的改革从来都不是休克疗法，也不是大爆炸模式，而是在逐渐前进。我跟您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我观察中国的改革政策已经有 30 多年了，现在大概有 40 年了。而我自己的经历，在历史上每个时间点的时候，当我审视中国的改革政策时，我总是说“政策应该更加激进点。”然后我意识到这只是渐进主义的一部分，经济学家会认为，国家应该向着最佳点发展，但政策的运动总是非常渐进的。有时前进三步，后退两步，部分是因为这种渐进式方法，部分是因为有时是政治限制。什么是重要的？我对中国的改革保持谨慎的信心，五年或十年之后你再回头看时，大多数情况下，就会看到政策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所以这是渐进主义方法的一部分，我认为牢记这一点非常有用。经济学家总是对所实施的政策不满意。但只要继续前进，中国有句老话，“不怕走得太慢，就怕止步不前。”这大概是我一直牢记在心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您所提到的，人民币国际化方式方法毫无改进。我们大概是从2003年，2004年开始的，那时香港人可以持有人民币。但真正的国际化计划是在2009年开始的，然后在2015年遇到了很大的挫折当时我们推出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当天贬值了1.8%，从而引发了大范围的货币贬值和资本外流等等的预期。所以，现在我们总是把人民币的国际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9年到2015年，第二阶段是2015年之后，人们会发现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就像您说的，光靠政策推动，是不可持续的。我认为这是我们学到的一个教训，从国际化政策的第一阶段，政府推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港人投资持有人民币等。但实际上，可供他们持有的人民币资产非常有限，那么国际化是不可持续的，人们只有在货币升值时才想要它。当它开始贬值时，他们只想剥离它。第二阶段，我认为它正在进入一个不同的阶段。从2016年开始，我们看到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有一些中国债务和资本市场进入了全球指数，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在我看来，这将是第二阶段的重点。如果国际化的第一阶段侧重于结算和支付，第二阶段，我认为，现在新的重点更多地放在投资工具上。因此，无论做什么，非居民都可以持有资产，这是国际化的长期解决方案。但是您提到的一点是，有些人比起人民币还是想要美元这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以理：部分原因实际上是因为美元更便宜，其次是，他们被激励将美元带回中国而不是人民币，因为如果带回美元支付的税款更低。

黄益平：这些暂时的原因有很多，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美元仍然是最重要的全球货币，因此相对而言，当然人们更想要美元。而且我们不是试图用人民币代替美元，我们只是想稍微扩大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而这只能非常缓慢地完成。

以理：所以您说两个阶段，我看到了两个阶段，我想说还有第三个阶段，就是鼓励外国人持有人民币，因为资产是人民币。

黄益平：这是第二阶段的一部分，开放金融市场，将债权股和股本，纳入国际金融市场指数。这是鼓励外国投资者持有更多股票的一部分，

以理：但那是金融资产，中国的房地产等实物资产是怎么样的呢？以及外国公司和个人积极参与中国经济的哪些地方呢？

黄益平：嗯，他们可以长期持有大量股票。我认为棘手的事情是，开放他们的金融资产、股票、债务等。到底要不要完全开放房地产，我觉得这是个大问题。

以理：有一些计划，他们很快地压倒了整个系统，省级债务就是其中之一。这些债务的规模，由中央政府所吸收，为了建设令人震撼的基础设施。现在拥有的那些，使得中国杠杆率过高。您认为这些新计划如何影响中国的策化制定和经济思维？我的意思是增加经济债务和主权债务的新计划？

提高中央政府的负债,减少地方政府的负债

黄益平：实际上政策是想去杠杆。现在，整体金融债务已经占 GDP 的 280%，可能相当高了，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所以我认为一方面，可能希望增加更多的中央政府负债，但同时，减少地方政府的负债，尤其是那些地方投资工具，因为它们是非政府的，它们是半政府的。当他们发行债券时，投资者认为，他们与政府有联系。最终，它成为政府职责的一部分。所以我认为，去杠杆化将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更多的是关于结构，而不是减少债务。正如我们已经多次讨论过的那样，中国的金融体系是由银行主导的，这基本上意味着，按照定义GDP比率会更高，因为通过银行留出的每一元人民币最终都会成为债务。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接受的是，这个杠杆率对中国来说会很高再加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如果您看看中国，与许多其它国家相比，当我们看到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时，他们的负债可能相当高。但这些大部分的支出并不是完全丢失了，其中大多数都投资于某种基础设施，一些有形财产等等。

以理：因此，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有助于提高收入水平和生产力水平。所以那个阶段也完成了，只是现在中国正在进入另一个阶段，后基础设施时期的杠杆正处于上升阶段还有工资增长，人均 GDP 方面。有一位教授，我们俩都认识他，说中国正在远离中等收入，正在上升到高收入类别，这是您认可的吗？您怎么看？

黄益平：嗯，如果看世界银行的标准，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均 GDP 为 12,600 美元，我们的数字已经是 11,000 美元左右，所以非常接近了。我认为，在接下来的两年内，除非发生极端事件，否则，中国将会被归类为高收入经济体。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高收入经济体的入门水平，与其它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很低。在美国，欧洲能达到四万甚至五万美元，我们离这些国家仍然还很远。我们仍然需要发展我们的科技等。我们需要在某些问题上做出一些艰难的决定，有时，我们需要对改革政策进行更顶层的设计。过去的大部分政策都是自下而上的，但也许是时候从更系统的角度看待改革问题和政策的方式，然后再解决一些更棘手的问题，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但我不确定这是否会落实到各行各业。

以理：同时，您还提到了一些市场，比如 2008年，美国银行业危机，在2015年有一些外部因素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这一进程。

美联储的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黄益平：当然，我想我们现在可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在2015年，在进行汇率改革的时候，有一定程度的贬值，这就引发了大范围的贬值预期。但背景是美联储缩减的可能性，或者反过来，是因为他们货币政策的正常化，我想我们又回到了同一个问题。

以理:考虑到量化宽松政策这两年被推向市场，令人惊讶的是仅仅是缩减的规模就将影响许多国家的公共政策。

黄益平：我认为许多国家都会受到影响，尤其是那些非常脆弱的国家，中国应该没问题，但我们也可能会看到压力，包括货币贬值，资本外流等方面。美联储仍然是全球最重要的中央银行，因此，当美联储政策宽松时，各国都会获得更多的流动性。但当美联储决定收紧政策时，资金就会流回美国。因此，各国必须承担的后果取决于他们自身经济的健康状况。

以理：与此同时美国经济正变得越来越金融化，它不再是一个实体经济，它自身的债务状况为27到29万亿美元，而 GDP 为19到20万亿美元，所以偿还债务的能力现在在美国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与此同时，它的资本市场比世界上的任何一个都大因此一方面，它是一个为所有其它市场提供结构的全球资本市场。另一方面，这是一个经济体的金融化，使它难以和这样的事情联系起来。比如说中国对美国的大量出口，相对于高度金融化的客户这方面中国的出口会是什么样的？

黄益平：嗯，我想它会非常不稳定。对于美国来说正如您所知道的，它的前总统真的想重建大量制造业。作为经济学家，我们无法理解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当劳动力成本如此之高还想跟在制造业方面跟中国或者越南竞争吗？这有点难以想象。但我认为美国有很强的优势，作为一个领先的经济体，它的创新能力是世界一流的，它应该是无可厚非的领头羊，它的金融体系也非常发达。所以我认为他们应该更多地关注这些，而不是考虑重新在汽车行业创造就业或一些加工业，这没道理。

以理：我认为我们已经涵盖各种不同的深入了中国政治和经济思想的背景和要素。所以非常感谢，谢谢您。
 
以理：结束谈话时我感觉到，影响中国经济方向的人士，他们正致力于最终的自由化但前提是条件允许。此外，他们还为经济设定了新的政治条件来让经济可以长期持续发展。黄教授的耳提面命让我感觉到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是一个需要深思熟虑的过程并且它告知着这个国家的政治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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