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崔爱博

    12月19日晚，第五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第四场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二楼举行。本场论坛由第一财经日报财经记者王羚主持，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所长蔡昉先生，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先生和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先生一起就“收入分配”话题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

    在改革开放30周年来临之际，收入分配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一直以来，对它的思考和研究都引起很大反响。如何切好“国民收入”这块蛋糕，在分配中体现公平、公正，是当今非常值得探讨且意义重大的问题。

回顾2007：收入分配差距的产生与现状

    首先，三位嘉宾就2007年收入分配领域值得关注的事件做了简单的总结。包括：农村低保覆盖面显著扩大；全国范围内推行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免学杂费政策；十七大文件中关于收入分配的一些重要的理论创新；两部劳动法的制定；股市波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等。这些事件说明我们在收入分配领域有诸多努力和进步，如农村低保制度正迅速落实，农村人口负担有效减轻，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理论指导更加完善，劳动者的权益受到更多的来自劳动市场就业角度的关注和保护等。其中，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特别提到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问题，在之后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李实还应主持人要求，对“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两个概念的区别作了阐释。他说到，“收入差距”从经济学角度来讲有实证的概念，只表示差距大小，是一种收入分配结果的状态，并不包含价值判断；与此相对的，“分配公平”在某种程度上是规范的概念，是对分配结果的判断，包含价值因素在里面。有一定的收入差距，并不意味着收入分配不公；同样，收入分配公平也会对应一些收入差距。只有对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我们才能对当前收入分配状态和格局作出正确的判断。

    接着，李实指出了我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现状。当前的状态表现为三个特点：第一，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很大，占全国收入差距40%以上。其次，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特别是垄断部门和竞争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明显的扩大趋势，它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垄断地位所带来的垄断利润。第三，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对收入差距的扩大起到推动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受到不同教育程度、文化程度的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这种扩大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反映了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市场本身对人力资本回报的提高，此外还反映了在整个社会中，不同的群体受教育机会存在着巨大差别。

    王小鲁也针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期间，收入分配模式的转变必然带来差距的扩大。然而这种扩大对促进效率提高和经济发展都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此外，体制转轨过程中，政治体制的改革较经济体制落后，导致制度上的不完善、公共资源的流失，产生寻租、腐败、钱权交易等诸多问题。这方面原因所带来的收入差距的扩大，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

    对于自己在灰色收入报告中提到的被遗漏隐性收入4.8万亿的惊人数字，王小鲁解释说将灰色收入纳入考虑范围，可能能够更好地解释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某些现象。如何推进制度改革，通过制度的完善来解决这方面带来的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是我们当前更需要关注的问题。

    和前两位专家相比，蔡昉的观点则更为乐观。他分析说，从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所经历过程来看，有两点是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的：“打破了计划经济大锅饭”以及“人力资本回报率在提高”。虽然收入差距在拉大，但基尼尔系数劳伦斯曲线的形状并没有改变，这说明每一收入组都在以它的基数增长着，甚至低收入者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要更快一些。那么，为什么低收入者的收入能增加呢？蔡昉推断，他们收入增加的原因之一是近年来失业率大幅度下降，城乡就业都有所扩大，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从剩余劳动力变成挣工资者。由此可以看到，在初次分配中，通过扩大就业，是非常有机会大幅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

    蔡昉认为现有的“城市：农村=3.2：1”的数据过高地估计了城乡收入差距。理由有二：一方面，城乡和农村价格指数不一样；另一方面，作为最根本的消除差距的办法，劳动力和人口的迁移，却被我们的调查系统所忽略。对此，李实提出了不同看法。他指出，虽然高估的因素是存在的，但同时也有低估的因素。如果将高估的因素以及城镇居民的大量实物补贴都考虑在内，则得出的城乡收入差距和调整之前几乎相等。如果再涵盖城镇高收入人群可能低报收入的因素，收入差距甚至会更大。

    在蔡昉和李实就城乡差距被高估还是被低估、农村调查样本是否全面的问题展开激烈争论的时候，王小鲁又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看问题的角度。他指出，3.2这个数据过高还是过低不是最重要的，关键的问题在于长期的变动趋势是什么样的。中国现在处在城市化过程中，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非农产业，并且在经济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趋势在未来将持续下去。此趋势并不是单纯地指农村人口转移到现存的城市中，还意味着将有更多的城市发展起来，变成更大的城市经济，容纳更多的城市人口。长期趋势应该是随着这个进程，城乡差距逐渐消除。同样，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会缩小。我们更需要注重的问题，应该是不同阶层的居民收入差距，相比之下，它的未来趋势可能是不容乐观的。

展望2008：收入分配状况的前景及未来

    在这一部分，三位专家首先对未来中国的劳动力供应情况发表了各自的看法。蔡昉认为，刘易斯观点中提到的劳动力供应的第一个转移点已经到来，它意味着就业的速度、扩张的速度，超过了劳动力增长的速度。据蔡研究，过去10年的就业增长并非如某些人所说的“零增长”，实际上，它比之前20年的就业增长还要快；并且，真实失业率一直在逐年下降，直到今年已降至5.2%。再加上劳动参与率也在改善，总体来看，劳动力市场的形势是好的。如果把劳动年龄人口净增量作为劳动力供给，用非农产业经济增长速度、非农产业就业弹性预测劳动力的需求，可以得到结论：劳动力供给曲线和劳动力需求曲线，比较早的话是2004年相交，比较晚的话在2009年一定相交。事实上，从2004年开始，“民工荒”就从来没有消除过，农民工工资持续上涨。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发生变化。因此，虽然长期来看这样的变化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和中国基本的比较优势还没有明显的影响，但企业家们应针对这个问题做出决策的调整，国家的经济政策上也应有所调整。比如，通过劳动力流动政策的调整和突破，降低户籍制度所含有的福利因素，最终创造劳动力自由流动，自由定居的政策环境。

    关于剩余劳动力，李实补充说，剩余劳动力不存在，并不意味着从根本上改变收入差距的状态，关键的问题还是取决于两个人群收入的相对变化。即使没有剩余劳动力，如果在劳动力市场当中，高技术人才或高收入人群收入增长仍很快，那么收入差距的状态并不会改变。此外，导致剩余劳动力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工资，还存在一些制度性的原因，如家庭因素。因此，解决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的问题，包括农民工流动障碍问题，我们可以考虑做更多工资之外的努力。

    该部分的第二个话题，是大家格外关注的牛市、房地产业的繁荣以及CPI的持续上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三位专家都同意股市和房市的繁荣带来的结果必然是收入差距的扩大。但对CPI上涨带来的影响，大家的看法各有不同。李实是“CPI的增长扩大收入差距”论点的坚定支持者。他解释说，CPI的增长主要表现为食物价格上涨，根据食物支出的比例，这样的价格增长对低收入人群的影响更大；而对于农民生产的粮食和副食品，自己消费的部分不受CPI上涨的影响、价格传导机制中真正得到实惠的也不是农民。蔡昉和王小鲁则认为，CPI的提高对农村减贫有推动作用，农副产品价格上涨，早晚会传导到生产者，农民一定会从中得利。但王小鲁也提出，这是短期效应，不应过分乐观。

    接下来，主持人又谈到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的“我们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样新的提法和新的变化，对中国收入分配状况有什么影响呢？三位专家各自对此问题发表了意见。

    “低收入居民的储蓄率永远是低于高收入居民的。”王小鲁如是说。据此，财产性收入问题和整个的居民收入问题仍然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的着眼点可能要更多地放在如何调节现有的收入分配的格局，使它既有效率又更加公平合理。

    蔡昉分析到，报告中这种提法，从理念上，包含让老百姓分享经济增长的结果的涵义。其次，可能会在政策上着眼于不仅仅让少数人得到利益，如掌握信息的人，或者有庞大的资金的人等。因此，它可能对我们的政策制定，包括证券市场的监督等制度安排都会有影响。在初次分配中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最好的方式就是扩大就业，而就业可以用创业来带动。好处有三：创业本来就是就业扩大的其中之一；创业和就业相比，可以产生乘数效应；创业真正是让普通劳动者得到资产性收入、劳动之外要素收入的重要途径。

    就这一点，王小鲁和李实又分别阐述了小企业在融资环境方面出于相对不利地位的原因和将土地作为一种财产分配的形式使农民从土地所有权中获得更多收益的政策含义。

    财产性收入是以财产为前提的，它对于获得收益的人来说存在一个“机会”的问题。机会的均等包括就业机会的均等和得到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机会的均等。从价值判断角度来说，机会均等可能比结果均等更重要。李实指出，对机会均等的认定比较困难，机会均等和结果均等二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结果均等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机会的均等。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改善结果均等有助于机会的均等，不应过度强调一个方面，而要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考虑清楚，采取不同的政策来调解。在这里，王小鲁举了农村孩子受教育问题的例子，来对机会均等做进一步的阐述。他认为，改变结果的不均等不应该成为改变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

    这部分的最后，三位专家分别从研究者角度对收入分配体系的完善提出了建议。李实建议政府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更多地考虑低收入人群，至少保证他们最基本的生活水平；同时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完善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政府在新合作医疗当中的投入。蔡昉力挺的方案则是用五万亿的财政收入启动第二种人口红利的积累，解决我国“未富先老”的问题，他称之为“一举多得的好事”。 王小鲁则再次强调了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的必要性。他认为要保证资金的有效利用，需要建立一套严格的制度和监督体系。

    谈话至此接近尾声。在回答了听众关于收入分配与通胀问题的关系、缩小收入差距是目的还是手段等问题后，作为本场论坛的收尾，三位专家照例分别用一句话表达了对中国2008年收入分配状况的期望——

    “2008年我倒不期望收入差距有大幅度的缩小，只是希望老百姓对收入分配不公的抱怨能够有所减少。”——李实

    “刘易斯转折点如果具备几个条件，可以变成库兹涅斯转折点。”“收入差距再缩小的这三个条件，一个是就业的持续扩大，机会公平；一个是社会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一个是政府的政策力度越来越大。我们现在越来越在这三个方面积累更多足够的力量，我预期2008年会好一些。”——蔡昉

    “发展的结果让大众来分享。”——王小鲁

    至此，本场对话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