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左）、凯恩斯（右）

 

今天，当改革进入深水区，与当年四万亿的政府投资干预相比，“微刺激”能否让中国经济顶住下行压力？加强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是否意味着政府就不再“插手”经济的实质性运作？凯恩斯与哈耶克，谁的药方更“灵”？真理越辨越明——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于2014年8月8日晚，展开了一场关于凯恩斯、哈耶克与中国改革未来的“激辩”。

 

北大校友王瑞斌：德国弗莱堡学派的“第三条道路”值得中国借鉴

 

 

　　与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不同，二战之后的德国则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政府并不去干预经济的实质性运作，而是负责立法，以保证经济秩序，从而较好地处理了经济中自由与秩序的关系，这些做法正是源于凯恩斯与哈耶克的折衷路线——弗莱堡学派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王瑞斌表示，当今深陷经济危机的欧洲，是德国率先复苏走出泥潭，其思想值得中国改革者借鉴。

 

　　嘉宾演讲之后，读书会按照惯例，将听众分成了四组，各组展开小组讨论，各抒己见。以下为其精彩观点。

 

北大BiMBA校友刘磊：凯恩斯与哈耶克“双管齐下”

 

 

　　隶属于国家发展研究院的BiMBA，在经济学教育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这里经济学大师云集，林毅夫、周其仁等无不以其深厚的学养教书育人。EMBA学子刘磊在这里读书后，受其浸染，选择了到大学里教授经济学。他认为，凯恩斯与哈耶克，追本溯源，其思想都是来自英国哲学家洛克的“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这一基本理念。凯恩斯主义指向财政政策，而哈耶克主义则倾向于运用货币政策；今天的中国可以将两种宏观调控工具结合起来运用；当政府对投资方向不甚明了的时候，可以通过减税来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同时在必须由政府投资的公共基础设施方面投放更多财力，这就是凯恩斯政府干预与哈耶克之自由精神的“完美结合”。

 

北大BiMBA校友武雪松：新一届政府更“亲”哈耶克

 

 

　　人文关怀一直在北大学子心中，武雪松透过凯恩斯与哈耶克的论战，看到了其背后的人文精神。凯恩斯成名作《和平的经济后果》指出了凡尔赛和约将给德国等战败国带来的深重苦难，这背后正是经济学家的使命感和入世情怀；而哈耶克在其《致命的自负》一书中则为国家可能出现的独裁统治、人类可能失去的思想自由忧心忡忡，人文关怀亦令人动容。

 

　　谈及弗莱堡学派，武雪松认为这与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的“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理论颇为神似；而反观中国的改革，2013年75%的投资由政府拉动，说明了中国政府正是凯恩斯主义的奉行者；今天，当中国经济下行，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认为这不失为淘汰落后产能的时机，这与哈耶克的自由市场观点一脉相承。从新一届政府的举措来看，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显然与哈耶克主义更为接近。

 

北大BiMBA校友习永斌：新兴国家呼唤新的经济学体系

 

 

　　关于新一届政府的经济举措，习永斌与武雪松“英雄所见略同”：当前政府比较接受了自由市场的观念，但同时又一切尽在掌握，哈耶克与凯恩斯主义都有所奉行。他还关注到了时代的变化——凯恩斯主义与哈耶克主义均产生于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而随着经济和技术的深刻变化，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其变革模式需要新的理论来指导，林毅夫老师的“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很好的范例；而与此同时，联合创始人张维迎回归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则会带来更多思想交锋。

 

北大BiMBA校友左迪：科技进步将瓦解集权

 

 

　　中国自古道家推崇“道法自然”、“无为而治”，而法家则注重用严刑峻法来管束民众，这与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有些异曲同工。左迪指出，无论自由经济还是集权统治，都有其历史渊源，比如欧洲的古希腊城邦制、民主传统，比如蒙古帝国统治给俄国和中国留下的集权影响。如果说文化的影响来自历史传承，那么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透明化、政府管理扁平化趋势加强，过往的专制、集权统治将越来越难以为继。

 

北大BiMBA校友常继生：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互为表里

 

 

　　作为一名律师，常继生选择了从政治、经济、法律的多重视角来看待凯恩斯与哈耶克的孰是孰非。在美国，政治上是三权分立，而经济中的企业是基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具有自我纠错能力的有机体，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是处在一个框架下、互为表里、相互支撑的。中国与美国、欧洲处在不同的地域、文化和语境之内，改革会有自己的新路径，但今天我们应该更为强调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契合性，而非冲突性。

 

北大BiMBA联席院长杨壮：哈耶克“解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杨院长表示，“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是北大之精神，校友们对凯恩斯与哈耶克的不同解读，是这一优良传统的体现。

 

　　如果说，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帮罗斯福总统“挽狂澜于既倒”，解救了美国；那么，今天的中国，哈耶克主义则引领改革者不仅关注GDP的增长，更关注人类的发展方向，注重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让每个人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感到幸福和愉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哈耶克“解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化进程将使中国改革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北大BiMBA联席院长杨壮：MBA（EMBA）为什么要读《凯恩斯大战哈耶克》？

 

　　BiMBA校友读书会自成立以来，先后阅读和讨论了《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改革的逻辑》（周其仁著并主讲），从了解国际上的创新创业实践，到反思中国改革进程，读书会一直引领BiMBA学员以北大精神、国家高度、全球视野来关注中国现实问题。《凯恩斯大战哈耶克》一书从思想交锋中展示了两位经济学大师的理论要义及政策含义，阅读这本书对把握大势、思考中国改革向何处去意义匪浅，“更多政府干预还是更多市场自由”仍是政府和社会各界探讨的重要议题。

 

 

机械工业出版社副总编辑周中华：凯恩斯与哈耶克“你方唱罢我登场”

 

 

　　作为《《凯恩斯大战哈耶克》一书的出版方，机械工业出版社副总编辑、北京华章图文董事总经理周中华先生对凯恩斯与哈耶克的生平事迹及主要观点做了详尽介绍。

 

　　剑桥学派的凯恩斯面对大萧条时期的“哀鸿遍野”——失业率高居不下，为罗斯福政府开出了增加政府支出的财政政策药方，从而奠定了其宏观经济学开山鼻祖之地位；而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则崇尚自由主义，相信经济自有其自然规律，周期性衰退与繁荣是自然现象，政府不必也不应干预，否则很可能会导致独裁主义。

 

　　几十年来两大学派一直论战不断，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更倾向于哈耶克主义，其中撒切尔夫人直接推动了英国的私有化浪潮；而在二战之后，世界上更多国家的政府对经济施予了不同程度的干预，凯恩斯主义成为他们推行财政政策的理论依据。两派经济学家都曾斩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其理论地位不言自明。

 

　　在演讲的最后，周中华抛出了四大问题：

　　一、 中国当前改革更需要凯恩斯主义还是哈耶克主义？

　　二、 改革三十年，中国推行了凯恩斯主义还是哈耶克主义？还是其他？

　　三、 让经济主体自由选择重要，还是政府合理干预重要？

　　四、 拯救失业和治理通货膨胀，哪个目标应该优先？

 

　　在本次BiMBA校友读书会的最后，杨壮院长还预告了下期的精彩内容——阅读管理学大师德鲁克的早期著作《工业社会的未来》。德鲁克是凯恩斯和哈耶克同时代的人，准确地分析了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和政府的功能和责任，认为企业是社会的细胞，强调企业发展有赖于经济社会建立一整套完善的法律、政治、道德生态体系。德鲁克同时也强调政治家和企业家都要有自己的价值观，做正确的事情。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致力于“国家发展”主题的研究，这里不仅是经济学大师的殿堂，更有多位管理学名家聚集，多学科研究相得益彰。从宏观经济到微观企业，BiMBA将为学员和校友提供更多学习、探讨国家大事、企业改革的机制与平台，从而指导其管理实践。

 

 

（文章转自：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