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联席院长杨壮

经过二十年的发展，我们已经谙熟商学院办学的基本理念，并摸索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对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原称北大国际BiMBA，以下简称BiMBA）而言，它可以概括为在中西合璧领域的实践和成效。

当下任务繁重

中国的商学院教育成就显著，不足也很明显：与西方的商学院相比，我们的资历是以20年对100多年，发展时间还非常短；中国的商学院的硬件普遍不及西方的商学院；商学院师资奇缺，特别是既懂西方管理学理念，又懂现阶段中国经济企业发展特质的教授；教师们的工资虽然正在和美国商学院拉近，但还有一定差距，愿意归国的商学院教师还不够多；商学教育质量等软性条件也有显著的提升空间；视商学院为摇钱树、为富人俱乐部的错误观念犹存；入读商学院的人群水平不一，不同层次和素质的学员通过商学院教育能多大程度上受到深层改变还得打问号；商学教学内容必须与发展中的政治、经济、人文环境等契合，商学院教授因此必须保证与时代同步，及时传授思想、对大局的体会和感悟以及核心价值体系，但更大挑战在于，商学教育到底能否解决学员面临的管理实践难题，比如个人的内在冲突，企业所处行业前途、政策性问题、国企垄断、资金压力、激烈竞争缺乏规范的法律约束、转型困境等等，它们涉及人、技术、社会、环境、政策、跨国运营等多层面。

应该说中国的商学院圈子像一把双刃剑，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既起到正向建设作用，也存在负面效应。既有大批从商学院毕业后重新步入社会的人，在自身获得知识、思想、价值提升的同时，也为社会进步做出各自的贡献，也有视商学院为富人俱乐部、拓展人脉圈子的人和做法——这本身无可厚非，但当他们以其暴发户形象和违背诚信、急功近利等行为，污染着社会风气并传递一种错误表象，被人诟病也就情有可原。

这是中国商学院历经二十年摸索后的客观现实，大有可为，任务也极为繁重。在此背景下，BiMBA正在做着这些努力：

其一，在商学院学习期间推行学习、体验、反思的行动学习模式，坚持国内外深度游学学习并强调深度反思。

其二，举办多种多样的校友活动。我们邀请校友回归校园交流体悟、困惑；带领校友参观国内外标杆性企业；以举办讲座等形式深度学习，在理论和案例上提供切实帮助，努力做成一个“持续学习永不毕业”的平台。在《福布斯》中文版2014中国最佳商学院排名中，BiMBA位居该年度EMBA校友满意度第一。

其三，在教学过程中加强师生沟通，听取学生对传统学习大方式、方法的意见，比如保证传统课程内容及时更新；授课思路突破互联网时代的表象，在纷繁的信息中善于提出问题、深度综合分析；对分享、互动做出恰当点评，把握变革时代信息的复杂性、多样性特质等。

其四，通过专业心理咨询师、在线领导力咨询群等形式，提供就业辅导、心理咨询等服务，解决毕业学员的心理困惑。很多MBA/EMBA学员毕业之际，由于学习颠覆了原来的思维模式、价值判断等，他们往往会为“我喜欢这个工作吗”、“这个工作未来会把我带到哪里？”

这样的问题痛苦、焦虑、纠结，很多人开始在职业生涯和人生发展上重新定位。

中西合璧才有未来

更远的未来，伴随着90后加入商学院群体，中国的商学院才算真正步入正轨。

面对大批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在海外市场拓展业务，未来10~15年，商学院重点研究的题目将是：如何真正做到中西合璧！中国企业，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如何既具备中国企业管理特色、人文特质，又习得西方管理科学、普世价值的精髓？中国的企业在未来如何练好内功，成为德鲁克所言的具备使命、战略、功能及架构能力的企业，而非只是纯粹地追求利润和销售的挣钱机构？中国企业到底该怎么走出去、出去后又该如何做到中西合璧？中国企业如何做到不仅规模很大，而且有自己的国际品牌？产品价格有竞争性，产品的质量更有保障？

不仅有硬实力，还要有软实力？

不和西方的管理体系融合，中国企业是注定无法走出去的。

其实，BiMBA早在2003年便开启了中西合璧的研究和教学方法，开始了孙子兵法、孟良崮战役、四渡赤水等实地考察课程。我们还开辟了和西点军校的合作关系，将西点军校的管理思想和方法运用到中国的管理实践之中。我们增设中国经济学理论、现象、政策等课程，经济研究中心每个季度开始给学生提供中国经济现状和前景预测，尝试把中西方理论结合，立足于中国人文环境等特色。

如何做到中西合璧？文化的融合是最终关键。美国华裔第一神探有这样一句话：“我这么多年遵循一个原则，做人要按中国方式，做事要按西方方式”。我深刻领会这句话里的强大力量。中国式做人，是指人之间有人之常情、要相互包容、情感交流；西方式做事是一定要严谨、科学、程序、细节。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但是又缺一不可。不能做事情的时候滥用人情，也不能只有西方式的做事方式而缺乏人文关怀，否则会累积严重冲突和矛盾。

中国的老子、孔子、孟子等传统思想和文化里面，基本的做人方式方法、人和人之间的关爱、坦诚相待、互相支持、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老人对下属的爱戴、下属对老人的尊崇，都是中方宝贵的财富。西方财富带给我们的，则是科学的体系，严谨的逻辑、数量化的分析方法。

在我看来，中国的商学院未来需要做的一定包括：认真研究中西文化及其对中国企业的影响，找准中西文化融合的点；深入研究中国企业的经营案例，挖掘融合中西管理思想的标杆企业；组织学生国内和全球游学，了解国内外的创新企业及其诞生的环境、机制和因素。

当下，美国商学院10%-20%的留学生都是来自中国。未来，中国会对西方有更多的文化输出，在西方环境影响下也可能诞生更多的杨振宁和李政道们；中国的商学院教育未来也可能引来更多归来的商学教师，他们可能也会成长为钱学森、费孝通们，进而影响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程。而且，伴随着国外学生更多来到中国学习文史哲，中西文化融合趋势甚至可能催生一种新的普世价值。

中国的商学院走出去在未来也会成为趋势，最有可能先在中东、非洲立足，但也不排除二三十年之后，中国的商学院发展日渐成熟，也可能会在欧美这样商学院强手如林的地方参与竞争。

本文是杨壮为《商学院》杂志撰写的“寄语《商学院》杂志十周年”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