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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遭遇西方:经济改革与全球经济增长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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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4年10月30日晚,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邀请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院长彼得•亨利(Peter Henry)进行新书发布和主题演讲,同时受邀的还有机械工业出版社副总编辑、华章公司董事总经理周中华,当当网董事长俞渝、北京市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强以及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和副院长黄益平。

    作为主办方,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最先致欢迎词,他表达了对Peter Henry的热烈欢迎与诚挚问候,并对他的新作《转机:我们做对了什么》(以下简称《转机》)进行了高度评价。

    而后,另一主办方华章公司总经理周中华也发表了致辞,他在姚院长的基础上进一步表示,彼得•亨利从第三世界走到第一世界成为了一个学术的代表,确实沟通了两个世界,给世人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并且由此表达了对此次活动的期待和祝福。

    当当网俞渝:我们需要听,需要借鉴

    受邀嘉宾当当网董事长俞渝女士认为,一个学生对学校的选择可能会考虑老师或者说院长这个因素,而彼得•亨利正是一位优秀的院长,他的新作《转机》很值得一读。她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很较劲的时候,发展速度和环境问题的平衡,增长质量和数量的取舍都摆在我们的面前,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听,更多的吸取不同的经验,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我们也要去跟别人分享我们的经验。

    华远房地产任志强:宽容与开放的同时 仍需自我约束

    另一位受邀嘉宾,北京市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强表示,穷国和富国都有问题,并不是富裕国家的政策就一定好,一定适用于所有的国家,但是宽容与开放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一大前提。任志强先生以中国的北宋时期和乾隆时期为例,这两个时期曾经都很辉煌,但最终都走向灭亡,主要原因便是在强盛时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也离不开宽容开放的经济政策。但是开放不代表放任,仍需要适度的自我约束,这在《转机》里也被特别强调。比如超级福利产生的债务问题会影响国家经济的发展。

    彼得•亨利谈《转机》

    授人以渔 让他们自力更生

    关于为什么学经济学,彼得•亨利先生为我们讲述了马马小姐的故事。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天傍晚,一位女士来到他的奶奶家。她光着脚,破衣烂衫,头发像一团乱麻,肚子高高的鼓起,和她的身型不协调,她就是马马小姐。奶奶请马马小姐坐在她旁边,问她是不是饿着肚子。马马小姐回答说,是的亨利太太,您知道吗?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吃一口饭了。随后奶奶给了她一些食物,并听她细数了自己的遭遇。

    彼得•亨利说:“对于我来说,学经济学完全是因为马马小姐。我涉足这一领域的初衷就是帮助像我一样出生在牙买加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人们,让他们自力更生。给挨饿的人一口饭吃是授人以鱼,教会他们生存的手段则是授人以渔。这种行为不仅能让他们获得营养,还能让他们保留尊严,我的奶奶年岁大了,也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训练,无法对马马小姐那样的人授人以渔,我之所以写成这本书,是因为我责无旁贷。”

    自律•明确•信任

    在彼得•亨利看来,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要抓住转机,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还是让发达经济体有潜力进一步增长,都需要运用自律、明确和信任的原则。首先,自律并不是严格,实际上自律并不意味着你要采取非常严厉苛刻的措施。自律是对经济增长战略的一种持续承诺,是通过节制、警惕、灵活性三者综合应用发挥。而在这个过程中,全体人民的长期繁荣更加重要,比任何特定的个体群体发财致富要更加重要。第二点就是明确性。一个国家只有在它的领导人对自律有了这样的明确承诺之后,才能够有转机。第三点就是非常关键的信任。当领导人能够有一个自律的政策,并且能够非常清晰明确的去执行这些政策的时候,才能够赢得这个国家人民的信任。

    北大国发院黄益平对话彼得•亨利

    能否自律仍然存疑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说:“我觉得自律确实非常重要,但现在我们看到的现象,约束别人比较容易,自律比较困难。”他指出,当初很多制定华盛顿共识的专家权威,其实没有深刻的理解到这样做有很多痛苦的地方。但是因为不是实施在自己的身上,所以未能引起高度重视。医生治不了自己的病,大概就是这样。又比如,2008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在刺激过后增长复苏非常成功。但是到现在我们已经感受到了除成功以外,也遗留了很多结构性的问题,像过剩产能、资产泡沫、环境等。他表示:“政府说容忍低增长,推动改革,我觉得这表明领导人有很明确的认识,但是他们真正能落实多少,实际是有疑问的。”

    政策和制度一样重要

    黄教授指出,现在有很多国际组织,西方的学者认为华盛顿共识是一个非常好的支持增长的政策建议。但是从实际的实践情况看,其实成功的案例很少;在过去的几十年全世界只有13个国家成功地从中等收入走向了高收入经济,其中有5个经济体都是在东亚,但是他们所采用的却是一直以来被经济学家批评的,与华盛顿共识偏离的东亚模式。这就表明,制度并不能决定长期经济增长,政策和制度一样重要,这一点在《转机》一书中同样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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