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4日下午，作为“朗润·格政”系列活动之一，“退休政策研讨会”在朗润园致福轩教室举行。本次会议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主持，主讲嘉宾包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动保障研究所副所长张俊峰，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中心主任杨燕绥教授，社科院人口所研究员都阳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雷晓燕副教授。

就在研讨会召开的当天，中央通过《养老保险改革方案》的消息在媒体上公布。退休政策与养老问题密切相关，本次研讨会可谓恰逢其时。会议针对是否应该推迟退休年龄、延迟退休政策如何实施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姚洋教授认为，改革现行的退休制度势在必行，一是因为1959-61大饥荒后出生的婴儿潮即将进入老龄阶段，这将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养老压力；二是因为劳动人口总量正在逐步减少，中国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来维持经济的运转。

而同样来自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雷晓燕副教授，则介绍了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调查结果。结合调研数据，雷老师说“跳广场舞的中老年妇女，很可能并不是不想工作，而是想工作但却没有机会，所以才跳舞打发时间”。因此，她建议应该给个人更多选择的机会。

关于中国人口的变化趋势，联合国估计了高、中、低三种情况。其中比较乐观的估计是中国人口总量在2050年将达到16亿；而在中等情况下，2050年的人口总量将与现在基本持平，即14亿左右；比较悲观的估计是中国人口总量在2025年左右就会出现下降，到2050年只有11亿。最后一个预测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数量会面临减少乃至出现短缺。

与此同时，老龄人口的增长却十分迅速。按中等增长速度计算，中国80岁以上老龄人口所占人口比重大约会在2025年开始上升，但是65周岁以及60周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所占比重从2010年就已经开始出现大幅上涨趋势。在未来50年中，这一趋势非但不会放缓，反而会日益加剧。这意味着快速老龄化不是“即将”到来，而是“已经”到来。

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养老压力。按联合国的估计，2005年中国的抚养比仍高达4.9，即5个年轻人共同抚养一位老年人；但是到2050年，抚养比会急剧下降至1.4，这就意味每三个年轻人就要抚养两位老年人，这样的负担不可谓不重。
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随机抽样数据为我们提供了进行微观分析的基础。数据显示，在城市，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45岁之前办理正式退休手续的员工比例都是很低的，但是在45岁之后退休比例迅速增加，尤其是在强制退休年龄增长最为迅速。除了早退（女50岁以前，男60岁以前）的群体退休后再就业比例相对较高外，其他群体办理退休手续后再就业比例相对较低。

城市与农村人口的退休（指退出劳动力市场）时点存在巨大差异。在45周岁以上的任何年龄点，农村人口处于工作(含务农）状态的比重都远高于城市；农村女性的平均退休年龄比城市约晚20年。城市人口的退休率在50-60岁之间出现跃升，而农村人口的退休率在这一年龄段变化平缓。考虑到城乡中老年人教育水平的差距，退休状况的城乡差异更加巨大。其中城市60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为14.7%，而农村为44.4%；在城市，高中、大学教育程度的人口比重远高于农村。减掉受教育期间的年限后，农村女性与城市女性的工作年限差距比20年还要长。

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城市男性不仅比发展中国家的早退休，而且还早于美国、韩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与欧洲国家接近。中国城市女性甚至比欧洲女性的退休年龄还要早。但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却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与城市相反的是，农村户口的中国人停止工作的时间晚于大多数国家，甚至低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城市人口比农村早退休，但他们的养老金收入却远高于农村。在50-55岁年龄组，城市人口养老金收入的中位数为1260元每月，而农村人口仅为329元/月；在60-65岁年龄组，城市人口养老金收入的中位数为1600元每月，农村仅为60元每月，尚不足城市的二十五分之一，这还是限制在有养老金的群体当中。

目前老年人预期自己的养老来源主要是哪些呢？73%的城市人口选择了养老金或工资，选择子女为主要养老来源的仅有20.1%；与之截然相反的是，高达80.8%的农村人口认为子女是未来的主要养老来源，而预计主要依靠养老金生存的农村人口比例只有9.1%。但是，依靠子女养老这条路径并不可行。CHARLS的数据显示，中国老年人拥有的子女个数随着年龄大幅下降，75岁以上老年人的子女数量接近4个，而45-60岁老人的子女数量仅为2个左右。而且“农二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不高，能否为丧失劳动能力的父母提供充足的养老资金是一个问题。

这些现象给了我们很多启示。首先，针对可能出现的抚养比过低的局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刻不容缓。政府现在正在逐步实施这一政策，例如实行“单独二胎”等。但是必须注意到，这一措施的实际效果并没有预想得明显。农村本来实行的就是二胎政策，而城市中即使有法律允许，也有很多人不愿意生育二胎，所以新出生的人口并没有预计的那么多。另外，即使新出生人口能够按照预期增长，前面的20年也不能改善抚养压力。

在无法大量增加新劳动力的前提下，改革退休政策就势在必行。如何改革退休政策，是强制性的“一刀切”还是采用一种更富有弹性的方式？我认为后者更可行。很多人提到跳广场舞的中老年妇女，觉得她们无所事事又影响他人正常生活。事实上很有可能不是她们自己不想工作，而是因为没有工作可做才去跳舞打发时间。所以我的建议就是给个人更多自由选择的机会。如果他们愿意延长工作时间，不仅可以为社会做贡献，还能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

在这一点上我们或许可以借鉴美国，即设定合理的领取养老金机制，工作时间越长，能领取的养老金数量越多。如果有人预期自己的寿命较长，就有激励去工作更长时间，以期将来领取更多的养老金。他们创造的价值一部分由个人享有，其余的则可以贡献给社会，这就是一个多赢的设计。

不妨设想有两姐妹，姐姐初中毕业就在农村务农养家，妹妹则大学毕业在城市工作。妹妹的受教育水平高，劳动生产率也更高，却在55岁就退出了劳动力市场，而姐姐要再工作20年，创造的产出却十分微薄。两个人劳动年限相差了27年，如果让妹妹多工作几年，多创造一些财富，姐姐则可以少工作几年，由妹妹来为姐姐支付一部分养老费用。如果将整个社会想象成一个大家庭，适当鼓励城市人口选择更长的工作时间，通过转移性支付缩短农村人口的工作时间，不仅能创造更多的财富，而且也兼顾了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