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12月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与2017年经济政策》朗润格政论坛上，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教授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几点看法和建议的演讲录音整理，未经姚洋教授本人审阅：

我演讲的题目是“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几点看法和建议”。我主要讲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周期性原因；第二个是关于经济效率的问题，第三个是投资问题，第四个是债务问题。

我为什么要谈这些问题呢？因为现在我们谈中国经济问题时谈结构问题谈得多，谈效率问题谈得多，但对周期性的因素谈得比较少，这样会使我们很多政策无的放矢。比如今年我们的民间投资增速下降，恐怕今年核算下来不会超过5%吧，这么低的速度是什么原因产生的呢？这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周期的问题，导致民营企业对整个经济的预期下降了。

关于现在我们所做的“三去一降一补”其实也有一些同样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谈一下以上的问题。

不能将“三去”和保增长对立起来

我要谈的第一个方面是“经济增长减速的周期性原因”，结构性原因我不谈，我不是要否定结构性原因，我们有结构性原因，但不能忽视周期性原因。自打1992年以来，我们大概是每七年一个小周期，“7”这个数字非常奇妙，婚姻有七年之痒，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七年一个周期，在座的好多是做股票二级市场的，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我们的股市也是七年一个周期，我们2001年崩盘一次，2007年有一次，为了踩对这个点儿，2015年必须再崩盘一次，七年一个周期。有人问我炒股怎么赚钱？我说我唯一知道的就是守住这个周期。

有点玩笑，但我们的的确确存在一个七年经济周期的过程，我们现在处于2013年以来的景气下降期。景气下降是发生过的，从1998到2003年我们已经发生过一次了。

看GDP和投资的增长速度，这是比较明显的周期性波动，如果我们看CPI和PPI也是一样。PPI有两次通缩经历，一次是从1998到2003年，还有一次是从2012年开始，好在过去一两个月PPI由负转正，说明我们的经济周期已经开始触底了。

  讲到周期不得不谈到结构增长和保增长之间的关系，一些讨论都把结构调整和保增长对立起来看，我觉得对立起来看两件事情都做不好，“三去一降一补”要不要做？当然要做，经济下行时就是要淘汰落后生产力，所以“三去”应该是要做的，但不能把“三去”和保增长给对立起来，我们搞结构性改革是为了保住我们潜在增长率，是为了提高潜在增长率，但这是个长期工作，不可能短期来完成，特别是不能拿调结构的办法来搞我们短期的事情。

  保增长是要干什么呢？就是在经济景气下降期让我们的实际增长率达到我们的潜在增长率，这就涉及到潜在增长率到底有多高，我自己的计算，如果我们的投资增长率能保持在12%到15%之间，那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应该能维持在6.5%到7.2%之间，所以投资还是重要的。

  用投入衡量技术进步，企业要敢于搞研发

  第二点我要谈谈经济效率，经济学家衡量经济效率一般是用全要素生产率(TFP)，基本就是经济增长率减去资本和劳动增长率的加权平均，但它是个残差，意思就是指高度的顺周期，在经济景气期因为资本、劳动力被充分利用，所以TFP增长比较快，景气下降期，资本和劳动力闲置，我们的TFP增长速度就下来了。

  2007年以来，我们的经济效率大幅度下降，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现在我们的主要问题是经济效率问题，也就是我们要赶紧改体制，赶紧改政策，但事实上如果我们意识到这只不过是周期性下降的话，我们要做的事情恰恰是相反的，我们应该保增长，应该强刺激，而不是更多关注所谓的效率问题。

  事实上我们应该用投入来衡量技术进步，我们的研发投入去年占GDP的比重是2.1%，美国是2.7%，日本也比我们高，韩国也比我们高，但按照绝对量来说，中国稳居世界第二。2020年我们这个数字要达到2.5%，那就意味着我们将把大部分发达国家甩在后面，但不要忘记，我们的人均收入满打满算只是发达国家的五分之一，也就是说中国的研发投入远远超越了我们现阶段的人均收入所允许的范围。

  而且企业研发占大头，什么叫一个伟大的公司？一个伟大的公司就是敢于拿出一笔钱来搞研发，而且不计成本。华为的研发投入已经500亿，两年之内要达到100亿美元。

  我有个朋友在硅谷工作，工资有三四十万，他一直想为中国公司做事，但没人雇得起他，华为现在给了他更高的工资，为他成立了一个实验室，而且明确告诉他，你不必要生产任何产品，你自己干吧，这是一家伟大公司的标志。

  中国这样的公司当然凤毛麟角，华为是一个典型代表。

“走出去”应该鼓励企业向中西部地区內移动

我要谈的第三点内容是投资问题，很多人一听投资就头大，觉得我们要走老路了。新古典经济学告诉我们经济增长有两个阶段：稳态阶段，人均收入的增长率等于TFP的增长速度，就是你要不断地改善效率，比如美国、欧洲。但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仍然处在赶超阶段，人均收入的提高不仅可以依赖TFP的提高，而且可以依赖于人均资本存量的增长。道理很简单，你用的资本更多了，当然产出就更多。

不要忘记中国仍然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收入在每天两美元或者以下，我刚回了一趟江西农村老家，其实我不太愿意回家，因为我有个心理障碍，我知道回到那个小村子里就像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我们中西部地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好在现在国务院正在酝酿，要把我们更多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去。

  我们“走出去”对不对？“走出去”对，但我个人觉得在我们现阶段应该更多鼓励我们的企业内移，而不是“走出去”。中国广大中西部地区的收入水平还是极其低的，他们落后多少年？可以告诉大家，大概是落后东部地区15到20年。像我们那个小山村，落后沿海地区大概30年的时间，发展才刚刚开始，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差距在拉大，而不是缩小，这意味着我们有巨大的潜力。

  这是否说明我们的投资效率在下降？没错，我们的投资效率是在下降，投资率在上升，边际资本产出比在上升，意味着我们产出一单位GDP需要更多资本。

  但不要忘记，资本回报的下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我们主要的问题在于2001到2012年这段时间资本回报率实在是太高了，动辄12%到20%的资本回报，那是不正常的，现在6%、7%的资本回报才是正常的，其实这个回报率还高于美国，你到美国看看，美国的资本回报率是极低的，这和我们现在整个结构转型相关，出口几乎不增长，劳动力转移速度大幅度下降。

  还有一个不要忘记，我们好多投资到了基础设施领域，我们一说消费大家很高兴，说我们应该转变内需型经济，难道投资不是一种内需吗？我们把地铁搞起来、把高铁搞起来，老百姓的福利提高了，那不就是一种消费吗？实际上这是一种消费型投资，当然，我们更多投资是具有生产性的。所以我们不要一听投资就吓得要死，好像又回到了老路上。

如果不产生坏账，M2再高都没有问题

我要讲的第四点是债务问题，我们的债务到底多不多，如果按照M2来衡量，的确很多，我们已经达到了200%以上，M2会稀释国民财务，会产生问题，但如果不产生坏账，其实M2再高都没有问题，它只不过是把我们整个财富重新计价了一遍，仅此而已，就像房价涨，涨了有什么意义？毫无意义，原来我们是200平米，现在还是200平米。

  我们的M2比较高，主要两个原因，一是由我们的金融体系决定的，很多人做直接金融，在股市里做，由投资者和需求方直接见面，但我们国家主要的还不是这一个，我们国家主要还是银行股份，这叫间接金融，我们的储户和需要钱的人不直接见面，要经过银行，但现代商业银行是创造信用的，你每存进一块钱，银行就可以贷出去8毛3分钱，它不断创造信用，就不断创造货币，这是一点，我们一定要记住。

第二，我们的货币多，最根本的是储蓄太多了。央行发基础货币主要靠外汇储备，这样人民币拿出来，即使上面没有任何人签字，我们也知道后面有真金白银在作抵押。

这是很多人欣赏的美联储的方式，美联储的抵押物是什么呢？最多的一个就是美国的债券，无中生有的发了债券再卖出去，这是美国人在印钞票。

所以说中国央行乱发货币是不对的，比较起来，美联储才是滥发，中国是悠着发的，而且因为我们的准备金率非常高，央行还在发央票，不停把发出去的货币收回来，所以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

我们的债务构成，大家比较一下，问题主要出在企业方面占的大头，但我们看到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一直在降低，而不是在上升，大家一定要记住，整个企业部门变得越来越健康了，谁在过剩呢？房地产建筑行业、下面的钢铁煤炭，还有我们的国有企业负债率比较高，就是上面那条线，到了危机之后它还略有上升。

不能普遍讲降杠杆，某些部门一定要加杠杆

下面谈谈我的建议。第一，我们不能普遍讲降杠杆，在某些部门一定要加杠杆。政府加杠杆，政府加杠杆干什么呢？改善民生。我这一代，一半的时间牺牲掉了，到了我儿子那一代，好多了，到了我孙子那一辈，整个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我们的储蓄那么多，都是留给他们的，这好像有个代际公平的问题，我们干嘛要给他们留那么多储蓄呢？我们今天应该消费一部分。

另外一个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用债转股的形式来做。地方政府发债可以做什么呢？现在我们主要是债务置换，我觉得政府可以再增加一部分债务，发债把7亿平米的过剩住房补贴一下，每平方米补贴1000块钱，其实这不是大支出，你看我们2015年才发了多少债，今年5万亿，发7000亿其实不多，但如果真的这么补贴，我估计7亿平方米的过剩住房能一下子全部消化掉，不仅去了库存，而且降了杠杆，房地产老板都解套了，而且刺激了竞争感，一箭三雕，我觉得政府应该干，现在对老百姓的消费，政府支持太少，能不能通过这个措施来鼓励，特别是农民进城买房，给他们一些补贴。

国企改革我觉得是一个新的机会，我们都知道国企效率比较低，有资金的错配，能力的错配，负债率又很高，现在我们负债已经成为羁绊国有企业发展的非常重要的障碍。

债转股其实我们上一轮搞过一次了，正因为上一轮搞过一次，我们的国有企业从2001年到2012年才有了大发展，我们的银行体系才变得更加健康，我们才有了世界上四大银行，要是没有那一轮债转股的改革，银行会被拖累死。我们当时银行体系的坏账率达到35%，但我们活过来了，这几轮我们的坏账率没有那么高，要低得多，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债转股的形成进行国有企业的改革，一方面推动国有企业的混改，二是快速去杠杆，还可以利用国企的科技能力，这又是一箭三雕的事情，我们应该去做。

总结一下，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既有结构性原因，也有周期性原因，两者不可偏服，政府应该在调结构和保增长之间找到平衡，特别是尽量找到既调结构又保增长的措施，比方我提到的这两个建议，加杠杆，补贴三四线城市的购房者，以债转股的形式进行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去库存、降杠杆、保增长的三全其美之策。

本文来源：新华思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