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BiMBA校友大学堂——人文讲坛系列讲座迎来了日本爱知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春利。在朗润园致福轩，李春利教授就日本福岛地震及核泄漏危机问题，深度剖析了日本“统而不治”的社会治理结构及制度。本次交流活动由BiMBA院长杨壮教授主持。 

日本福岛大地震引发的海啸和核泄漏危机震撼了世界，给日本经济和民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严峻的挑战，日本首相菅直人称之为“二战后最大的危机”，整个事件过程中日本政府表现、企业面对危机事件的处理以及国民临危不乱的反应，其实都源于隐藏在事件背后的日本社会治理结构、制度和民族文化，在地震的动乱平息后，日本未来的发展也将与这些因素息息相关。 

日本民众独特的生死观——“实现价值” 
李春利教授讲述了日本福岛地震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后，他首先分析了地震现场人群的反应——日本国民临危不乱的原因。日本作为一个地震频发国家，在地质灾害预警系统和紧急应对系统方面的工作非常完善，从学校到社区，整个国家已经建立了一系列完整的灾害培训、管理方案。特别在1923年9月1日关东大地震发生后，日本设立了国家防灾纪念日，开展大量的防灾训练，这种临危不乱的素质其实是来自日常的训练，“并不是因为国民觉悟高，而是从小到大训练的结果，就如同傻瓜相机的原理”。 

在地震当时以及接下来的地震二次、三次灾害中，50名日本敢死队员成为阻止福岛核泄漏的“最后防线”，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不顾生死坚守工作，李教授解释，这种“敢死”文化涉及到日本独特的生死观。在日本民众看来，死并不只是生命的终止，而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尤其是，为组织而死是“忠诚”的最高表现形式，是最高的荣耀。所以在武士道的意识中，有“人刀合一”之说——“要么死在敌人刀下，要么死在自己刀下”，这种剖腹不仅是忠诚和清白的最高表现，也是自我价值的最终实现。日本公司的职员其实相当于“现代的武士”，职员们向公司效忠，对组织的忠诚度和凝聚力是选择的第一标准，能力则次之。 

在面对核辐射巨大危险下，日本“敢死队”在危险地带开展营救，为组织奉献个人的行为，也是他们追求实现自己最大限度价值的表现，同时，在日本“烈士”的家属会受到整个社会的照顾，这已经形成了一种“理所应当”的社会共识。 

日本政府权力的双重结构——“统而不治” 

与我国政权不同，日本政府的权力结构采取分权式，也就是“统”和“治”的分离。日本宪法规定，天皇世袭不变，是国民统合的象征；首相是总理大臣，通过选举产生来治理国家，从军国主义到和平主义，日本一直维持着“国体不变，政体变化”体制。日本政权更替较快，首相往往任期非常短，原因是日本采取的方式是由下向上的“中层管理”方式，相对于高层更加重视基层的稳定，通过系统的官僚体制，严格筛选培养基层以及中层管理者，所以虽然“一把手”频换但“二把手”不变。“统”、“治”的分离和稳固的基层保证了整个国家系统的持续稳定运作。

在这次地震中，东京电力公司消息发布不及时且含糊不清，这种左右摇摆的态度造成了很多信息的误传以及不同程度的社会混乱。李教授指出，其实这种态度的根源是权力构成的机制。日本政府的权力分配倾向慢慢的从政府延伸到了企业。在日本，团队领导不能一个人抱球独跑，而需要不停的传球，组织团队提高效率，最高领导者主要起到的是协调作用，在做决定时既要照顾到团队意见，又要尽量反映自己的思想。在政界的表现则为当选的首相比较弱势，一般国民对强势领袖有天生的反感；在企业中，则表现为“一把手”说话比较含蓄，“二把手”能力突出、表达清晰，辅佐“一把手”。这种领导机制就造成了弱势的领袖面对突发事件时无力应对，更无法采取“铁腕”政策主持大局，这种组织架构同时也决定了组织危机处理能力的不足，这也是在核泄漏事件中出现政府行动滞后以及东京电力公司隐藏信息等不当处理的深层原因。 

日本经济的未来走向——改革决定发展

随后，李教授分析了日本未来经济的走向。他表示，在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超越日本，从1970年的“Japan as No.1”变为“Japan as No.3”，对日本民众心理产生很大的冲击。为何日本在近期20年里发展几乎停止不前？这与日本“统而不治”的双重政治结构有很大关系，联系到企业，例如丰田等大型跨国公司，则是要面对“实体已经全球化，管理决策本土化”这种模式的弊端和局限性，这种局限也是领导体制中国家和企业的共性。 

但是，不能否认日本仍然掌握着一流的技术、优秀的创造性和强大的组织凝聚力，中层领导等人才储备也非常完善，只是缺一个人—— 一个强势的领导者来打破现在的局面，不仅能够平衡各方利益，还可以把改革的理念渗透到组织内。日本不是缺乏干实事的人，而是缺少一个决策者。 

展望未来，李教授认为，日本是个危机意识很强的民族，居安思危的意识传给了每个组织的成员及国家的年轻人，经历了二战和石油战争等几次危机都化“危”为“机”，说明日本具备极强的风险防范能力和后期恢复能力，虽然这种制度的局限在短期内无法变革，但是最终决定日本发展的一定是国家治理结构，改革后的体制决定了日本经济的未来。 

最后，李教授通过分析我国核电产业发展情况，表达了对我国核电选址和人才培养的担忧：我国核电选址在人口密集的消费市场地区是否风险太大？人才培养以及员工素质是否能跟上产业发展的速度？这些问题引发了同学们与李教授的交流讨论，更加激发了大家对日本社会治理结构和经济发展的深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