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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徐晋涛:中国实现减排承诺,政府和企业家一个都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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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徐晋涛
  • 题记:从巴黎到摩洛哥---【北大国发院博士论坛】第29期暨2016联合国气候大会中国企业行前研讨会,2016年11月1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行。会上,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北大能源与国家安全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徐晋涛教授做主旨演讲;北大国发院DPS15博士学生王海山(中建协认证中心董事长)作为对话嘉宾参与对话。本文为徐晋涛教授发言实录,已经演讲者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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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谈三点个人想法:第一个是“十三五”期间,国家在节能减排、气候变化方面面临的挑战;第二个是关于有效的环保政策、绿色增长政策的一点想法;第三个是企业家在这个进程中扮演的角色。

    首先,回顾一下巴黎协议。全世界都在欢呼达成了巴黎协议,在气候变化方面,全世界取得了很重要的突破。在我看来巴黎协议主要就是两点:

    第一,与会将近200个国家一致同意1.5度和2度的目标,在这之前有几十年的科学上的争论,气候变化什么样的目标是科学合理的、现在的行动在将来会达到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在巴黎会议上大家共同接受1.5度、2度的目标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第二,大部分的国家都拿出了自己节能减排的承诺,这也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在巴黎会议之前,哥本哈根会议我也去了。哥本哈根会议之前大家寄予厚望,实际上最后又推了几年,到了巴黎才达成了这样的协议。2009年之前,大家对哥本哈根寄予厚望,但是一参加会议,就知道了,根本不可能,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反对在气候面对上采取行动,全世界120多个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对采取行动是反对的,仍然坚持京都议定书的第二阶段,发达国家单独采取行动。

    所以到了巴黎达成这样的协议,以前所有反对采取行动的国家都变成了支持采取行动的国家,不管承诺的多么弱,但是大家都愿意做出承诺,比如说一个对立的两边,大家都变成了站在一边上,这是我觉得非常了不起的突破。

    问题在于这两点达成了以后,现在说走向摩洛哥,目标是什么?就是要解决巴黎协议的矛盾,1.5度的目标和各国的减排承诺中间存在巨大的鸿沟,现在一些分析已经出来了,如果把各个国家的承诺加起来,到本世纪末温度提高就不是1.5度,2度,而是5、6度,所以这两个承诺并不能完全互相支持。

    我相信摩洛哥或者是中国在“十三五”期间面临的巨大的挑战,就是要使自己的承诺变成满足1.5、2度的承诺,而不是现在的承诺,现在排放大国的承诺都远远不能满足实现1.5度减排的目标,这个挑战非常巨大。

    中国未来每年新增的排放量差不多占全球的一半,所以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只有中国将来提出新的承诺,提出新的更坚决、更强的承诺,全世界才有希望达到这个目标。

    让大家都意识到进步是明显的,但是困难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中国代表团就是面临着特别特别大的问题,每个人都想跟中国谈如何加强中国的承诺。

    接下来,关于环保。我是搞环保的。前几天空气质量确实不太好。我们有一个分析,2015年开始比2014年之前平均空气质量好了很多,但是如果把自然条件剔除以后,把三级北风的天数剔除以后,这几年基本是重合在一起的,说明人的行为的改变或者政府的政策并没有发生什么效应,改善还是依赖于自然条件,2015年明显比2013年刮风多,实际上今年更多,春夏期间有非常多的、非常好的天气。我个人感觉还是主要靠老天爷的帮忙,如果把这些刮风天去掉,可以非常容易做统计的分析。现在有每小时站点的空气质量数据。你把刮三级以上北风天都拿走之后,就没有什么好天气了。

    我们环保上出台了很多政策,国四、国五,最近听说北京周边几百公里都煤改气,各种各样的政策。迄今为止还没有产生应有的效应。所以我感觉我们出台了很多的政策,钱也花了非常非常多,十一五期间,很多资金都投到环保,火电厂都上了新的设备,但是分析的结果并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效果。 所以“十三五”期间,我们不但要做出更有利于碳减排的工作,还要在空气质量治理、水污染治理、土壤污染治理等方面都拿出切实有效的政策。过去钱花了很多,三天两头去产能、关停小厂,九十年代就一直在做,有很多看似非常有力的行动都没有取得特别好的效果。

    “十三五”面临这样的挑战,如果再不能拿出有时效的政策,政府面临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政府的公信力也会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最近我们也看到很多很好的进步,比如说环境税法第二轮征求意见。发改委要在2017年全面推开总量控制排放交易的碳减排政策,这都是经济手段或市场手段,经济学研究表明,采用市场手段社会成本低,社会上阻力就会小,实施起来的效率就高。但是我们一直非常不解,九十年代我们开始大谈环保税,差不多二十年以后才看到了一点政府很有诚意的行动,感觉来的太晚,但是来了还是好事。

    过去我们搞的节能减排,看似铁腕治污,但是最后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还是社会成本太高;只有转向经济政策,对污染物收税、定价,才有可能成为长期有效的政策。污染治理在中国政府和社会还是有明显的进步的,至少环境税、碳交易都在推动,北京的拥堵费已经变成的呼之欲出的东西。如果不这样做,巴黎的承诺、节能减排的压力都没有办法,很难有好的出口。

    最后谈谈企业家的作用。以王石先生率领的企业家圈非常了不起。企业家在履行巴黎协议、推动中国向绿色发展的道路上,至少有如下两种作用:

    第一,企业家可以给政府信心,同时也给政府施加压力。因为政府在环保方面很重要的考虑就是怕影响经济,企业家的态度就起非常大的作用,如果企业家和社会其他阶层都反对,政府签这个条约就怕回来被说卖国条约,所以有大企业支持政府走绿色发展的道路,大力节能减排,对国家政策方面的转型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企业不光可以影响政府,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通过创新可以起示范作用,带领社会其他企业提供先进的技术、低成本的技术。王总刚才讲了很多东西,非常非常重要,像吕司长刚才说的绿色建筑材料。实际上建筑行业、开发商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做,企业家通过自己的创新、探索给社会展示低成本的绿色建筑的可能性,给社会提供更多的选择,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技术创新之外,刚才说的绿色供应链也特别重要,在供应链上减少非法采伐木材来源方面万科很早就有举措,宜家很多年前就有绿色供应链的要求,对供应商的行为改变特别大,这就是一种制度创新,这样的企业家是值得我们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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