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6日下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 “2010朗润思•辨圆桌——学者与媒体对话”年会在朗润园万众楼成功举办。来自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众多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知名学者与全国众多财经媒体的资深新闻工作者齐聚一堂，共同就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以及媒体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展开了广泛的交流与探讨，并对中国以及全球经济走势进行了展望。 

        研讨会首先由北京大学国发院院长周其仁教授致辞。周教授提出，在目前这个转型时期，中国的媒体有重大的使命也会起巨大的作用，转型首先包括观念，因为利益的调整会带来观念的调整，而观念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讨论、提问、回答的过程，共同来推进。所以“朗润思•辩圆桌”旨在搭建一个开放和互动的平台，让中国的优秀财经记者和教授学者，能够无拘无束地交流各自的见解，共同探讨大家关心的问题，使得学者和媒体之间多一些理解，多一些互动。

        年会的主题内容分为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以“刺激政策与退出”为议题，由国家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巫和懋主持。参加本环节对话的嘉宾包括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宋国青教授、黄益平教授、姚洋教授，及《21世纪经济报道》主编刘洲伟先生和《福布斯》中文版总编辑周健工先生。巫和懋教授首先谈到全球经济的复苏与中国密切相关，并以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抨击中国为例，说明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以及国际社会压力。接着刘洲伟在发言中谈到媒体的自身定位问题，认为媒体始终扮演着观察者、议程设置者和提问者的角色，不可能僭越学者的职业。他希望讨论经济刺激政策切莫就事论事，而要关注其终极目标是否利于政治和社会的良性发展。刘洲伟还希望学者能够在讨论中从客观的数据和计量分析出发，做到以理服众。随后，周建工指出媒体在作为观察者的同时，也应该有自己的观点，因为媒体是接近实践者的环节。而就刺激政策退出问题，周健工认为要区分了长期和短期退出两种情况，前者意味着经济结构深层次调整，后者则要求抑制扩张型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他认为目前最大的困难是两种退出机制交织在一起，并且很难看到改革的动力所在，但是他也对中国经济发展持乐观态度，认为创新的源泉来自民间企业家精神。

　　紧接着，宋国青教授用实际数据说明所谓“刺激政策退出”其实早在2009年的7月份便已开始，一个明显的标志是09年7月份信贷开始紧张。但是宋国青教授认为应该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的力度，而不是一味地通过保出口促增长。他算了一笔账：去年12月的全国出口总量价值能够修建1800公里北京地铁，而北京地铁所带来的社会效益（节省时间，减少污染）十分可观。因此相比较而言，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往往是很高的，目前政府的投资导向应该有所转变。黄益平教授接下来谈了三点内容，首先是刺激政策对于稳定经济和信心是有积极作用的，其次，政策退出应该区分来看，有些政策已经退出，而有些政策仍在反复，从目前形势来看，扩张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可能完全退出；第三点，刺激政策不可能长久执行，中国理想的宏观政策组合应该是紧货币、宽财政。姚洋教授则从政府改革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地方政府受利益驱使，有很强的投资动机，而结果是巨大的公共财政并未用之于民，造成国富民穷的局面。

        第一环节的嘉宾发言结束后，各位学者与在座的媒体记者就国进民退、山西煤矿国有化、改革动力、民间投资以及地方财政赤字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接下来的第二环节以“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为议题，由黄益平教授主持，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胡大源教授、汪丁丁教授、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徐晋涛与《创业家》社长牛文文先生、搜狐网副总编辑王子恢先生共同参与本环节的对话。牛文文首先介绍了自己的创业经历，谈到过去的十年是中国创业的“黄金十年”，在互联网、消费以及投资等领域都见证了新的创业模式和企业组织方式，以及一大批“明星式”的企业家。但是今后来看，创业者所面临的市场环境将更加艰难，一个重要原因是各行业垄断巨头设定的天花板存在，这也决定了未来的创业者将更加现实。王子恢则对结构调整的前景并不看好，他分析了中央与地方关系、公共财政与纳税人权利、体制垄断与对内开放、经济结构转型与农村经济发展等多组矛盾，认为中国的制度建设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改革很难有所突破。汪丁丁教授接下来发言，认为决定经济长期发展有三大因素，分别是人口、自然资源和技术进步。后两者都是与知识紧密相关，因此知识尤为重要，而知识进步总量与受到良好教育人口（人力资本）占总人口比例成正比。创新驱动的动力来源于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的维持要靠两大部门教育和医疗，目前中国在这两大领域里都出现了巨大的问题，这也是改革的重点所在。其后胡大源和徐晋涛两位教授着重谈到哥本哈根会议和环境问题。胡教授认为长期来看中国面临环境问题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而近期而言近两年北半球变冷以及欧盟新能源补贴减少（对中国压力减少），会给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留有缓冲期。徐教授则认为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减排承诺过于保守，实际上只是减缓了排放速度，而非减少排放总量，他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前期的科学研究准备工作不足，造成中国政府对经济成本效益估计不够合理。中国今后应该实施更加积极的气候战略，这对经济增长方式也有更好的促进。

        第二个环节的最后，参加本节讨论的嘉宾与在座的记者就社会阶层流动、积极气候战略、东部转型、创新方式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会议的第三个环节以“中国经济发展与全球格局”为议题，由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姚洋教授主持，财经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女士、《金融时报》中文网主编张力奋先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巫和懋教授和杨壮教授参加了本节对话。胡舒立女士首先以电影《阿凡达》热映为例，认为国内消费需求旺盛，未来中国将逐步走向实现产业升级，转向更为以来内需的增长模式，而这种转型是开放的，将进一步推动全球分工格局变化。张力奋先生承接胡舒立女士的话题，提出了三个问题，一个是中国目前真正的发展水平和所在阶段，尽管有人认为中国是新兴的经济大国，但是以目前人均GDP水平而言，中国依旧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第二个问题是是否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是否能够独立探索出一条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依然有待大家思考；第三点是如何看待中国与西方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及如何在世界上定位的问题。

        其后周其仁教授以一个全球历史的宏观角度概括了中国经济发展在全球格局中的作用。他认为过去世界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平面，彼此之间孤立、差异。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使得两个平面开始流动，比较优势开始在全球范围发挥，长期来看货币体系与实体经济不能匹配，全球经济产生失衡，这里衍生出两个问题，一是发达国家向下调整成本困难，另一个是发展中国家对内改革缺乏动力，但目前对中国而言，这种经济局面的潜在收益还比较大，应该加以维持，让两个平面的力量进一步释放。巫和懋教授也分享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欧美经济可能有触底危险，对中国崛起更为敏感，另外，金融危机和气候危机同时发生，中国角色尤其凸显，中国应考虑如何应对西方世界的抨击以及如何在恶劣的国际环境进行自身的调整。最后发言的杨壮老师从大国战略角度出发，着重分析了美国的问题和中国的挑战。他认为中国要推行文化和教育等软实力的改革，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创新问题也解决不了。

        在本环节的最后，与会学者就在座媒体人士提出的环境问题、农村改革、国际经济失衡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各位教授的谈话妙语连珠，闪烁着智慧的火花。

        下午的圆桌对话结束后，当晚在致福轩大教室举行了主题晚餐会。周其仁院长首先致辞并宣布了国家发展研究院新的架构和人事任命。随后，姚洋教授和卢峰教授就此前在纽约证交所与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联合筹办的“CCER [中国经济2010] 纽约论坛”做了详细的汇报，并发表了自己的感想。

        本次朗润思•辨圆桌对话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首次举办，得到了各大新闻媒体、尤其是历届财经奖学金班学员的支持与关注，预计今后将每年举办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