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面临深化改革与调整失衡的紧迫任务，短期宏观政策则要应对两方面压力：一方面针对失衡调整派生经济下行 压力，要通过创新宏调思路与积极实施稳增长政策保持经济大体平稳增长。另一方面针对短期调整阵痛带来的呼吁救市压力，要坚持优先调整不刺激与千方百计稳增 长政策取向，逐步化解早先失衡矛盾并为新一轮内生增长景气到来准备条件。

今年经济调整爬坡过坎面临更为复杂形势，近期在如何看待刺激问题 上出现新一波舆情。先是在5月中旬国新办举办的吹风会上，有关部门资深专家回答记者有关提问时把新政府宏观政策概括为“微刺激”，认为多种“微刺激”手段 保证了财政政策积极、货币政策稳健，符合经济发展需要，有效果。这个观点被媒体解读为“官方首次承认“微刺激”存在并且合理。”6月初权威官方媒体一日连 发三篇文章，从不同侧面阐述政府微刺激政策，批评用“不刺激”刻画“李克强经济学”“以偏概全”。

相关讨论对微刺激赋予广泛内涵。它不仅 包括意在扶持三农、小微企业的定向降准金融政策以及针对小微企业的优惠税收政策，也包含扩大铁路等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棚户区改造等惠民生投资项目，还涵盖简 政放权、废除不必要行政审批、取消和减免不必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结构性减税政策等通过释放市场活力的改革政策等等。刺激范畴界定宽泛与一个隐含前提立 论相联系：即认为稳增长势必要诉诸刺激，不刺激便无法稳增长。

厘清经济增长与刺激干预之间关系，涉及如何看待经济增长动力与机制等发展观 层面问题，也关系如何看待现阶段经济形势以及如何更好进行宏调创新等现实政策选择问题。笔者同意上述讲话与文章不少内容，赞同政府稳增长与改革调整具有内 在一致性等观点，并肯定政府新近实施的“稳增长”措施是务实、必要与正确的。然而对稳增长是否非得搞刺激、不刺激是否无法稳增长等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专 门探讨。

什么是刺激政策？

刺激一词译自英文stimulus或 stimulation，本意指外部力量对特定系统作用引发反应，借用到经济领域有经济刺激之说。观察政策讨论实际情况，经济刺激大体指政府在短期内采用 增加负债和扩大货币供应等方法激活总需求和拉高经济增速，特别是指经济遭遇严重危机特殊环境下采取的超常力度的托市和干预手段。经济刺激具有明显副作用， 一般在迫不得已情况下采用。

由此，大体可对经济刺激概念做几点讨论。刺激不是标准经济学概念，比较缺乏学理层面准确定义。例如帕尔格雷夫 经济学辞典收录有“稳定政策（stablization policy）”等词条，其中包含对积极、扩张政策工具解释，并未发现有关刺激的概念界定。国外各种流行宏观经济学教科书阐述宏观经济政策时，一般会定义 积极或扩张宏观政策工具，不过通常并不用刺激之说。

由其原意决定，刺激政策比较强调超越经济运行规律并从外部发力来干预宏观经济运行，因 而并非具有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的逆周期调节手段或机制都属于刺激措施。如现代公共财政包含收入累进税以及在“收入测试（the means test）”基础上形成的某些社会福利支出设计，客观上具有嵌入式逆周期调节功能，然而这类调节是现代市场经济架构和机制功能，与强调外部干预的刺激大异 其趣。应对经济一般周期性景气度下降和衰退，央行通常会逐步下调利率，然而降息往往是对早先反通胀阶段较高利率水平的退出或回调，与刺激含义也有显著差 别。

刺激一词较多用于描述应对资产负债表危机特殊环境下采取的力度较大的救市政策。面对资产泡沫导致的金融危机，为避免金融系统休克崩盘 或经济严重萧条，政府可能会实施超常救市措施，尤其契合刺激一词含义。需要指出，即便在严重危机环境下，政府出于两害相权取其轻考量不得不重手刺激，这类 政策仍具有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好比患者服用激素或实施化疗对人体有副作用一样。因而政府理应恪守审慎稳健的宏观政策方针，尽量避免出现不得不重手刺激的 经济情势，在非危机环境下则以远离刺激政策为宜。

经济刺激一词近年在宏观政策讨论领域的流行度大升。出现这一现象，除了市场上总有做多与做空力量，做多方通常倾向于呼吁刺激作为支配策略诉求之外，更与晚近时期国内外经济形势和政策演变的两方面基本特点有关。

一 是美欧发生资产负债表危机后不得不出台刺激政策。美国2008年下半年全面爆发金融危机，政府采用超强财政和货币刺激手段救市。欧元区2010年上半年爆 发债务危机，随危机深化并向银行与金融危机转化，欧央行加大刺激政策力度。在发达国家这场“看谁激素吃得多”的怪异比赛中，日本也不甘二十年“低增长稳 态”，安倍首相上任后连射刺激之箭。超强刺激虽使美欧经济避免金融系统休克崩盘危险，却难以彻底改变经济疲软乏力困境。在短期刺激长期化的病态政策环境 下，刺激几近成为发达国家宏观政策代名词；由于发达国家话语权较大，刺激随之成为国际宏观政策讨论的流行词汇。

二是中国罕见实施刺激政 策。中国政府2008年底决定实施四万亿投资计划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官方表述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一揽子计划”等，不过具体内容确实堪称大规 模刺激，高层领导也曾公开采用过刺激表述。应肯定在当时特殊形势下出台扩内需促增长措施是正确的，四万亿计划也有多方面积极成效。不过进一步观察，当时中 国经济并未发生资产负债表危机，金融系统也无崩盘风险，是否需要像面临深度危机那样重手刺激有待探讨。由于一段时期宏调政策讨论言必称刺激，思维惯性使人 们把刺激政策与稳增长甚至宏观政策等量齐观。

刺激能否稳增长？

有关讨论把刺激措施定 义性解读为稳增长的不二选择。笔者肯定刺激措施具有特殊“救急”功能，然而就本质关系而言，经济增长长期靠体制改进、技术进步、资本形成等基本面条件，短 期需有常规性总需求调节辅助配合，刺激并非不可或缺。如经济系统面临深层矛盾而不愿进行结构改革，或存在宏观失衡而回避必要调整，却试图一味依靠刺激经济 稳增长则可能事与愿违。近年国内外相关政策实践提供认识这个问题的经验事例。

美国金融危机后一直重手刺激，然而经济增长并未稳住。近年美 国采用了能想到的几乎所有刺激方法，虽有助于美国金融系统避免崩盘和美国经济较快走出急救室，然而至今未摆脱复苏乏力和脆弱的局面，未能很好实现稳增长目 标。数据显示，从2007年中到去年底六年半，美国经济实际增长累计只有7.5%，名义GDP累计增长只有联邦债务增长额三分之一，甚至小于美联储资产扩 张的数量规模。意识到服用兴奋剂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美联储去年底开始逐步减少货币量宽力度，流行观点相信这会给美国带来持续高增长福音。殊不知近年美国经 济脆弱增长本身高度依赖超常刺激，在可预见未来美国能否稳增长其实难以乐观。

欧元区和日本也不同程度实施超常刺激政策，然而稳增长表现还 不如美国。数据显示，截止去年底的六年半，欧元区实际GDP仅累计增长2.3%，名义GDP增量只有同期政府债务增量三分之一，小于欧央行资产扩大规模。 日本情况更糟糕：2013年底相对2007年下半年实际GDP累计下降0.65%，持续通缩导致同期名义GDP下降35万亿日元，然而政府债务竟上升 181万亿日元，央行资产扩张了124万亿日元。刺激政策稳增长效果更乏善可陈。

在中国特殊体制和政策语境下，官方政策对采用刺激措施原 本极为审慎，只是在2008年特殊情势下破例实施一揽子刺激计划后。虽然四万亿计划取得总需求V型回升等方面积极效果，然而稳增长效果同样不佳。超强刺激 措施带动经济增速从2010年1季度6.2%上冲到2010年11.9%高位，然而刺激出来的高增长无法持续，经济增速从2010年2季度开始按照失衡调 整的固有逻辑，逐步回归前几年开始的减速通道，构成目前经济形势的直接背景。可见我国仅有一次大规模刺激也未能很好实现稳增长目标。

稳增长未必靠刺激

把 刺激政策与增长政策画等号的前提设定，与中国经济政策长期实践情况并不吻合。改革开放几十年基本经验事实显示，中国政府基于发展是硬道理的正确理念，实施 各种经济政策鼓励与呵护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合理增长。在宏观经济景气度较低和下行压力明显时期，更是多方设计和实施各种具有逆周期调节性质的扩大内需与鼓 励出口的稳增长举措。高度重视发展与增长的目标，是中国长期经济政策所呈现的持久而稳定的特征取向，也是当代中国经济成长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重要保障因 素，然而其普遍性内容显然并不能简单归结为刺激，中国政府官方政策一般也不采取刺激表述。

十八大以来经济政策包含了对刺激政策的反思意向 与审慎态度。高层对中国现阶段经济形势“新常态”特点的冷静判断，从“三期叠加”角度对当前经济形势成因的中肯分析，对“保持定力”、“创新宏调”施政方 法的多方阐述，从不同角度揭示目前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事出有因，深层矛盾需通过一个时期调整、改革、增长的组合措施逐步化解，而不应指望大举刺激遮盖矛盾以 回避必要的市场调整。李克强总理上月撰文总结施政一年多经验时指出：“现在回过头看，如果不是用改革的办法，即简政放权、创新宏观调控方式、着力调整结构 “三管齐下”，而是采取短期刺激政策，不仅去年的结果可能会大不一样，而且今后几年的日子也许会更难过。”（（《求是》14年5月1日）”。）

把 新一届政府稳增长政策一股脑看作刺激更需斟酌探讨。观察过去一年多政府稳增长政策举措，无论是利用多种货币市场工具保证市场足够流动性，还是定向降准及多 方实施金融扶持实体经济政策，又如加大保障房和棚户区改造等民生项目投资以及适度扩大铁路基建投资，都是更多从经济系统内部发生调节作用，与强调外部发力 干预为特点的刺激干预的关联度很低。

又如简政放权、取消不必要行政审批、减税减负等结构性改革举措，虽客观有释放增长活力及助推增长效 果，然而由于显而易见原因更不好归结为刺激政策。刺激属于短期药方，结构性改革则是长期政策。短期刺激措施实施一段时间后，通常需要相应逆向操作回归比较 正常状态。如国外量化宽松、零利率之类刺激政策，随宏观形势变化迟早要自我改变回归常态。然而我国简政放权、减少审批、减税减负属于贯彻三中全会改革决定 举措，具有完善市场体制并给企业松绑积极效果，松绑后就应是体制常态，显然不应认为日后还要把被改掉的旧体制因素重新搬回来。

再如降低存 准率虽会增加流动性总量，然而在我国目前形势下具有从早先央行资产负债表过高水平退出的含义，也不宜简单归结为刺激。早先时期货币持续过度扩张，央行把存 准率提高到罕见高位以控制通胀，央行资产负债表膨胀折射当时宏观失衡矛盾。目前调整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在坚持中性货币政策立场并确保既无通胀也无通缩 扰动前提下，逐步降低过高存准率。稳健退出高存准率有多方面功能：动态满足稳增长和维持中性货币政策需要，降低央行资产负债表高杠杆水平，为利率市场化实 质性推进创造条件。把降准看作刺激不利于认识目前调整实质。用跑比赛打个比方，刺激好比给运动员服用兴奋剂提速，结构性改革则是去除运动员缠身绳索松绑提 速，稳健降低存准率好比疗治脚疾提高机能。三者都有助跑效果，然而性质显著不同。

即便从策略角度看，也不宜给稳增长以至宏观政策贴上刺激 标签。目前调整处于攻坚阶段，把政策朝刺激方向拉的诉求较强，假如官方真得接受“微刺激”，呼吁刺激措施加码到中刺激、重刺激、强刺激的压力会接踵而至， 即便是政策方针表述层面偏移也可能会传达政府既有政策立场是否松动的不利信号。另一方面，把降准这类本质属于退出或松绑举措看作刺激，也会不必要地增添议 题敏感性，反倒不利于对有关政策因应客观形势变化进行适时适度的务实调整。

结语

中国 经济历经早先时期超常快速扩张，近年呈现增速减缓调整与深层矛盾释放的复杂形势。新领导层审时度势，创新思路，务实应对，苦干实干，成功遏制住经济增速下 滑势头，取得近年经济增速稳中有进的良好形势，并初步开创出全面深化改革与切实调整宏观失衡的可喜局面。实践证明，千方百计稳增长、优先调整不刺激的政策 取向是正确和有效的。以“常态”之心保持定力，坚持行之有效的宏调创新，中国经济定能在目前这轮失衡调整中成功爬坡过坎，最终迎来新一轮自主景气增长的更 好局面。
 

原文发表于财新《中国改革》7月1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