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著名国学大师汤一介昨晚在京逝世，享年87岁。汤一介先生于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为北大哲学系教授。他一生致力于中国哲学史和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对于中国哲学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贡献。恰逢今天是教师节，而一代名师就这样远离了我们。从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后窗向北望去，坐落于未名湖后湖之滨、朗润园的汤先生寓所近在咫尺，令人不禁怀念他的身影。大约三年前，2011年12月13日，汤一介先生和妻子乐黛云应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联席院长杨壮教授的邀请，为这里的校友献上了一场关于北大精神的讲座。汤一介先生说：“无论做什么，作为一个学者或者作为一个人，他都应该追求真理，你不能在非真理的面前或者半真理面前妥协，这是不对的。”“无论是你们或者我，都应该继承北大的这种人文精神，蔡元培提倡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和中国古代所传下来的以德抗位的精神。”以下为2011年汤一介朗润园演讲内容，我们首次整理并发布这份实录，以此纪念永远的大师。

北大：常维新、常与黑暗势力战斗

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特别是杨壮教授请我来给大家讲一讲人文精神。我先介绍一本书，叫做《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我们为什么要编一本《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在北京大学有一位老教授叫王瑶，是中文系的教授，他写了一篇文章说希望有这样一本书。为什么希望有这样一本书？他认为百来年的中国文化如果可以用一个缩影来表现，也许可以从北大历任校长的精神来表现北大的人文精神。他在书里面主要引用了两段话，一段话引用的是鲁迅的话——鲁迅讲北大校格是什么？第一，北大是常维新的、改进的运动先锋；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战斗的。他认为北大精神是这样两条，他又引用了蔡元培先生的两段话，一段是“寻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为共同研究学问之机关”。等会儿乐黛云教授会着重讲鲁迅精神在北大怎么体现，我主要想讲蔡元培先生的精神是怎么体现的。同时我也会讲一讲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到底是什么样的。

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他特别提倡的是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现在对北大怎么样定位？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方说我们现在常常用的是爱国、进步、科学、民主，为什么用这个？这是江泽民曾经题词用的。另外就是蔡元培先生的“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照我想也许北京大学的精神更应该是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为什么这样？爱国、进步、科学、民主，在任何一个单位都可以把这个作为他的格言。当然北大也可以这样提，可是我觉得北大的精神特点不仅仅是在爱国、进步、科学、民主，它的特点应该是在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

严复：引进西学 反思传统文化

为什么这样讲？自由是一种创造力，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力。你们都是学经济的，我对经济懂得很少，自由经济可以创造财富，自由思想可以创造理论，我们反观北京大学的历任校长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可以看到这一点。北大现在110多年了，但是最重要的有三位校长必须提出来。一个是严复，严复他在1912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在北京大学期间很短其影响力却非常大，原因是他把西方近现代的思想介绍到中国来，他在1898年就把赫胥黎的进化论和伦理学翻译成中文，就是《天演论》。他在1902年，就把亚当·斯密的《原富》翻译成中文，1904年就把孟德斯鸠的《法意》翻译成中文，另外还有《民约论》1902年也已经翻译成中文。我想这个阶段是非常重要的，把西方的思想比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应该讲严复立了第一功。如果没有中国学术文化界或者学术思想界在清末民初受到西方文化严重冲击的话，我们不会走到今天。正因为有了西方文化的严重冲击，使得我们今天才知道我们应该抛弃什么，我们应该保护什么，我们应该吸收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哪些应该扬弃掉，哪些应该保护发扬、哪些应该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如果没有严复这一批把西方思想引进到中国来，我们不会去反思我们自己文化的各个方面。严复虽然把西方思想介绍到中国来，而且当时起了那么大作用，他那么热心介绍西方文化，但是他后来变成了一个维护中国文化的学者，为什么？他看到中国受西方文化的冲击了一段之后，他觉得中国文化会不会失去了自我？就是把自己丢掉了，只是接受西方的？所以他又返回来研究中国文化，他有这样一个过程，这是严复的变化，他介绍了西方文化，但是到他晚年就进行了一次反思，这个反思他考虑到一味地吸收西方文化会不会失去自我。

蔡元培：改革北大 从培养官僚到研究学术

到了五四运动，1919年蔡元培当北大校长，对北大进行彻底改革，使得北京大学成为一所真正做学术的大学。因为蔡元培先生是留德的，把德国教育制度搬到中国来，他认为这个学校应该是个学术研究之所，和蔡元培以前的北京大学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因为以前的大学还是延续京师大学堂的传统，只培养官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他认为大学就是应该研究学术，所以他提出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或者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熊十力：北大教授是如何“吵架”的？

我们看蔡元培的时代，从蔡元培以后，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可以说各种学术思想都得到了它的一席之地。比方哲学系，现在教学《当代新儒学》创始人熊十力就是北京大学教授，他原来是个讲师，后来才是北京大学教授，但是他的资格早就应该是教授，可是他不愿意当教授，为什么？他说我一个礼拜只能讲两个小时的课，当时北京大学是要求讲六到八个小时的课。只讲两个小时的课就不能当教授，所以他说我就当讲师，给我个讲师的位置就可以了，所以解放前熊十力是专任讲师。熊十力对自己的评价是非常高的，他叫十力，实际上原来是佛的一个称号，熊十力认为他是天上地下无所不知的大学者，这个学者是从佛教走出来的，他原来在南京金陵学院学佛的，但是后来他觉得佛教太消极、出世思想太严重，而且特别反对佛教轮回思想，就回到儒家。熊十力有很多非常有趣的故事，他回到儒家之后在北京大学还有一位教授叫做冯文炳，笔名叫做废名，他是个诗人、小说家，但是他信佛。熊十力跟冯文炳曾经住在北京大学沙滩那个地方，有个孙公府是校长办公的地方，孙公府后面也一些宿舍，熊十力跟冯文炳住在对门，他们几乎天天辩论，而且常常吵起来。前面的人都可以听到他们吵，有一天大家吵得非常非常厉害，一下子没有声音了，大家都非常奇怪，怎么会没有声音了？跑那儿去看看，他们俩互相掐着脖子说不出声音来了。这就说明北大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学，可以有信儒学的、信道的都可以，而且可以住在对门，可以天天吵架，吵到最后没有声音都可以，这是一种兼容并包的精神。

“兼容并包”的儒释道渊源

中国古代儒释道都主张兼容并包，中国儒家讲“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所有的事物都要生长，而不是说你妨碍我、我妨碍你，各种学说都可以发展而不要消灭对方，这是儒家的思想，所以儒家主张学说可以“和而不同”，我们可以不同但是和谐相处。道家主张有容乃大，你有容纳的精神才可以博大。中国化佛教是禅宗，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有非常大的变化，到唐朝建立各种宗派这都是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禅宗有一位最重要的大和尚叫宗密。各种各样的学说都互相争论批评，甚至于攻击，这种状况都会有，他的办法就是他把中国的学术排成一个系列，佛教宗派是里头的一个系列，儒家、道家都是它的系列，他要把儒、士、道三家都包含在他的思想里边，并不是不能相容的。

北大：建立自我、失去自我、找回自我

所以北京大学兼容并包反映在我们的学术上，所以北京大学有专门研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专家，这位专家叫陈康。中国人研究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能够被世界承认的著作恐怕只有他的著作，为什么？他确实把它研究透了，别人的解释很难超过他们（西方人）自己的水平，可是陈康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到西方人都承认必须读他这本书。研究逻辑学的我的老师胡世华，我跟他学了三年，也是在北京大学。从哲学系的状况看，秉承各种思想的老师都可以在哲学系讲课，都可以在哲学系带学生。在1949年以前可以说北京大学哲学系是非常活跃的一个系，因为他可以容纳各种各样的思想在北京大学。

但是我们北京大学哲学系也走过了一条弯路，冯友兰先生曾经讲，他说他走的弯路，我想就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或者北京大学走的一条弯路，冯先生认为在1949年以前他是在建立自我，怎么把自己给建立起来，也就是说怎么样建立起来他自己独立的学术体系。1949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这一段他说他失去了自我，到文化大革命以后他认为找回了自我。这反映了什么呢？反映北京大学在1949年以前是一个独立的学术单位，而且每一个学者都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思想来创造，可是49年以后有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当时我们全盘学习苏联，就用苏联的那一套思想模式来改造我们的思想，就是当时所谓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就想改成一个模样一种学说。那时候也是冯友兰先生讲，那个时候我们只能做哲学工作者，不能做哲学家，哲学家是谁？只能是马列斯毛，我们做哲学工作者是做什么呢？我们是解释这些哲学家思想的人，我们是用这些哲学家的思想来解释历史和解释现实。再没有他自己独立的、有创造性的思想，所以他认为到八十年代以后改革开放又找回了自我，是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

不受功利主义的支配就是人的精神

蔡元培讲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也许在八十年代以后我们逐渐开放一些，哲学系渐渐的成为一个研究学术的机关了，其实为什么蔡元培先生讲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大学应该是研究学术的机关，大学应该摆脱掉功利主义，不要受功利主义的支配，我想不要受功利主义的支配就是人的精神。因为我们知道从西方启蒙运动开始，当时提出一个口号叫做理性，康德就讲要用理性来改变一切。理性本来是很好的东西，但是在理性发展的过程中间就出现了理性自身的分化，一个是出现了更注重科学万能的工具理性，一个是出现了人文精神的价值理性。本来这两个方面应该能够协调共存，可是当前的社会不管是西方还是中国，工具理性抬头，而价值理性是被边缘化的。也就是说，功利思想太强，而人文价值的要求就萎缩了。

冯友兰：人的四种境界

为什么说会出现人文价值的理性逐渐边缘化？原因就是大家比较注重功利，所以就导致价值理性的萎缩。因为工具理性就是注重工具，是容易见效果的，可是注重人文是很难见效果的。冯友兰先生曾经提出一个说法，人有四种境界：一种境界叫做自然境界；什么是自然境界？人活着就是为了吃饭穿衣，能够活着就行了。如果是这种状况，人如果处于自然境界只为了活着，这跟动物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他认为这当然是很低层次的。第二种境界是功利境界，主要是为自己得到利益。这种功利境界最后是要阻碍这个社会发展，因为都是自己只管自己不管社会，实际上社会太重功利最后会使社会发展受到损害的。第三种境界是道德境界，一个人做人应该有一种为社会奉献的精神，你得对社会奉献，必须有这种精神，这样人活着才有意义，人活着才有幸福。我就想作为一个学者，你就真诚地做学问那就是幸福，这是你的兴趣、你的爱好，我并不需要得到什么功利之类的东西，他认为道德境界做出奉献才可以。第四种境界是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是一种什么境界？是要对宇宙做出奉献，我想这也是非常有意义，对宇宙做出奉献是什么？就是你要爱护大自然，今天我们恰恰是在破坏大自然，经济发展是非常好的，没有问题的，但是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间不可能不考虑到自然环境。我每天看报都可以看到哪儿煤矿又塌陷了、哪儿又污染了，其实中国的人文精神不仅是对社会，而且是对自然界，把他的人文精神投射到自然界中间去，怎么样爱护自然，这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为什么中国人用天代表整个宇宙或者大自然？中国人认为天不是一个死的东西，天也是有生命力的东西，所以我们常常把中国哲学叫做宇宙观。它不是死板的，是有机体的。其实现代西方出现了一种思想恰恰跟中国非常相近，甚至于可以说是中国传过去的，西方曾经流行一个学说，现在叫做过程哲学，它的创始人是怀特海，他说人和自然是个生命共同体，自然并不是死的，人是活的，自然也是活的，它们是生命共同体。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现在可以说逐渐离开了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它的理性的发展主要是工具理性的发展，而丢掉了原来的人文价值。

知天命、畏天命：从利用自然到保护自然

讲人权的问题当然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不讲人权，人的创造力不会得到发挥、经济也不会高速地增长，但是恰恰人权问题在今天发生了一个问题，常常成了一种侵犯他人人权的幌子。所以我曾经跟法国学者一起讨论，联合国不是有个《人权公约》吗，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有个《责任公约》？人不仅有权力而且应该有责任，你对社会有责任，对自然界也有责任。我们看孔子的《论语》，孔子讲人要知天，同时要畏天，知天命、畏天命，为什么？你知道天，才可以了解自然界的规律，才能利用自然界的规律来为人谋福利，你对自然界应该有一种敬畏的精神。你有了对天、自然界的敬畏精神，你才可以不去随便破坏它，这两个方面必须是结合在一起。今天的西方包括我们中国走的道路恰恰只是知道怎么去利用自然界，而不知道怎么去保护自然，对自然界没有一种敬畏的心，这样就会发生问题。对天有敬畏的精神也是一种人文精神的表现。

西方思想：赚钱是对上帝的奉献

我们可以看看中国的儒家思想跟西方思想对经济的发展到底有什么影响？大家都读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出来西方资本主义是以赚钱为目的，但是要用合乎理性的手段来赚钱，而且讲我们要以钱生钱，但是要用合乎理性的手段来以钱生钱。这是什么精神？是人的天职，是对上帝的奉献，他们是这样来考虑这个问题。企业家确实是需要赚钱，确实要以钱生钱，但是必须用理性的方法来达到目的。赚钱是目的，理性的方法是死的。那么这样一种精神怎么能够和人文精神结合起来？它是一种对上帝的奉献。

聚财还是聚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财富观”

中国《易经》中有一句话“何以聚人？曰财”，怎么把人聚集在一起？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怎么聚集一起？要用财。这就是说财富是个手段，而把人聚合在一起是个目的。这恰恰跟西方的思想结构是一样的，赚钱只是作为手段、财富聚集作为手段，而把人聚集在一起是一个目的。儒家认为这样一个模式是什么？是对社会的一种奉献，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儒家伦理是一个什么样的伦理？我们有一部书叫《大学》，这是《礼记》中间的一篇，后来被宋朝儒家抽出来，儒家的伦理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出奉献。从天子到老百姓都应该把修身作为根本，从自己的文化讲修身当然是中国一种最根本的人文精神，要把自己的道德修养好，你才能家庭比较和睦，国家才会治理好，天下才可以太平。

中国最终的目标：国家观还是天下观？

现在中国学者考虑到一个问题，中国最终的目标不是个国家观而是个天下观，因为现在中国也在讲、美国也在讲，我们都是为我们国家利益，这个当然不错，每个国家都应该考虑自己的国家利益，是不是还可以考虑天下的利益，更应该考虑全人类的利益，如果每个国家都强调他自己的利益而不考虑全人类利益的话，那么人类的前途是非常堪忧的。所以现在我们常常在讨论天下观到底可不可以确立，可不可以提倡，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我在北大讲“普世价值”完全没有问题

我从解放以前就在北京大学读书，一直到现在，只有中间有五年时间不在北大，我一直感觉在北大很幸福。为什么？北京大学总体来讲相对还是比较自由，大家都知道现在普世价值的问题是我们上面某些领导不让提的，我在复旦大学讲过普世价值的问题，但是文汇报要全文发表的时候一定要把普世价值改掉，翻译成共同价值，而不用普世价值。我说用共同价值可以，但是用个括弧把普世价值放在上面，这样才通过发表了。但是我在北大讲普世价值完全没有问题。我还会讲启蒙运动的艰难历程，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走到现在我们一直在提四个现代化，我认为这是不完整的，必须提政治的现代化和思想的现代化，应该是六个现代化才行。但是政治的现代化和思想的现代化在中国受到很大的阻力。十二五规划中间有一句话提到中国经济的发展要靠科技创新，这不错，我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写了一篇文章，中国经济要发展不仅要靠科学创新，同时要靠奉献精神，如果没有奉献精神的话，科技创新可能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它不可能达到冯友兰先生讲的道德境界，更不能达到天地境界。这些问题在北大讲都不会受到太大的阻碍，没有人说，可以跟我讨论，但是不会把我像文化大革命以前那样，可能要开除党籍或者受处分。

乐黛云

文化大革命以前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反右斗争把乐黛云教授划成右派，我当时给中文系老师打一个电话，我说我想跟她谈一谈，因为在我看来她的思想可以说是非常左的，我常常说她是青年布尔什维克，可是中文系人家不跟我谈，就汇报给哲学系了，哲学系给我一个严重警告处分，说我划不清界限，现在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所以总得来讲，在北大还是不错的，但是我认为还需要放开。而且从总体上讲，北京大学是不错的，我们住的地方很好，我们周围环境不错，也比较安静，做学问很好。

孟子之批判精神：以德抗位

但是现在的北大重功利的趋势我觉得逐渐在抬头，人文精神或者批判精神在萎缩。人文精神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批判精神，其实中国传统社会里头也有一种批判精神，这就是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有一种士人，他是不治而议。比如孟子讲可以以德抗位，国君是在位的领导，但是我有我的道德，我根据我的道德可以和你对抗。所以大家常常说孟子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所谓德是真理道德在我这方面，我就应该无所畏惧，这样才行，不能功利地来考虑。

知识分子：对非真理和半真理决不妥协

西方其实也有公共知识分子，怎么样才能成为知识分子？就是你要对非真理和半真理不能妥协。无论做什么，如果作为一个学者或者作为一个人，他都应该是追求真理，你不能在非真理的面前或者半真理面前妥协，这是不对的。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你们或者我，都应该继承北大的这种人文精神，蔡元培提倡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和中国古代所传下来的以德抗位的精神。

我就讲这么多，非常高兴与大家见面，你们有什么好的讲座我们也可以来听听，我不懂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