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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益平

黄益平:高校智库——期待制度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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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益平教授

    于2015年12月正式开展的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必将进一步激发广大高校、科研机构以及其他民间组织推动智库研究的热情。在首批25家试点单位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附属的智库就占到了6家。可见,在我国,高校智库已经成为智库大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高校建智库,优势很明显,短板也很突出。

    先看优势。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为例。过去二十年来,北大国发院的智库工作之所以取得了一些成绩,主要得益于三大因素:

    独立性。高校智库不完全是独立机构,但学者从事政策研究的动机比较单纯,多为学术兴趣加上国家情结,学术独立性较有保证。加之学术气氛自由,针对一个问题产生多种观点的现象很常见,真正达到了“和而不同”的境界。

    专业性。国发院的大多数教授不但具有扎实的学术功底,同时也常年跟踪、分析实际经济变化。在严谨的学术研究基础上提炼出来的政策见解往往更接地气、更具操作性,因此较少出现学者与决策层“不在一个频道说话”的现象。

    有效性。智库成绩最终是通过政策影响力来体现的。影响政策的间接渠道是参与、引导公共政策的公开讨论,直接渠道则是以报告、座谈等形式向决策者建言。国发院拥有一批深具国际影响力的学者,他们与决策部门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其政策主张容易得到公众与决策者的关注,转化为政策的可能性也随之提高。

    高校从事智库建设的困难显而易见。除了很多研究与国家社会发展需求脱节,还存在编制与财务两大障碍。高校的核心功能是教学与科研,因此,人员、经费、考核机制都是围绕这两大功能而配置的。教学看授课、科研看发表,智库研究既不算工作量也很难计入科研成果,多数高校也没有专门经费支持智库建设,所以教授们从事智库工作,就现阶段而言,不但是义务劳动,往往还需要“自带干粮”。

    因此,推动高校智库工作就要求制度性变革。比如,智库研究成果能否进入考核体系,算作工作量、研究成果?北京大学在原有的教授序列基础上,开辟了新的研究员序列,研究员同样有事业编制、同样可以申请升职,薪酬也与教授序列一致。这相当于为智库工作解决了编制问题。另一个问题是经费,除了部分由财政支持,智库经费应主要靠自筹解决。

    在高校智库建设热潮中,还应防范一些不当倾向。一是高校智库化。高校本职工作是教学科研,智库只是其职能的一个延伸,应提倡“有能力、有基础者为之”,如果盲目投入,甚至全校动员写政策建议,似有舍本求末之嫌。二是智库幕僚化。智库不是幕僚机构,其主要功能不是论证已有政策,而是提出独立的政策主张。如果不能提供此类思想产品,建再多的智库也于事无补。三是一味追逐媒体影响力。智库应该确立自己的优势研究领域,尽量只在自己懂的问题上发表见解,不要做万金油,尤其不能信口开河。四是目标数量化。有的智库把每年递交报告的数量、领导批示的次数当作最高追求,这违背了智库发展规律,甚至会鼓励投机,使智库建设变质。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本文刊于《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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