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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锋:处理大国关系是一带一路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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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3月22日,2015中国宏观经济(上海)论坛暨北大国发院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举行。就在上个周末,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在北大朗润园度过了她十周岁生日,此次活动为第41期。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林毅夫、姚洋、宋国青、卢锋教授分别就经济增长前景、地方政府债务、杠杆率与总需求管理、“一带一路”战略等时下重大而热点问题与上海的专家、校友及公众展开了互动交流。

    卢锋教授认为,一些发达国家出于利己利他动机,愿意加入一个以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为主旨的多边金融机构,对比不难理解。然而考虑到中国主导倡议作用以及美国冷淡和杯葛的在立场,美国重要盟国公开分道扬镳,这在战后国际经济关系历史上显然是一个罕见现象,构成后危机时代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重构全球治理结构的标志性事件。

    以下是澎湃新闻对卢锋教授讲话内容的摘录:

    针对亚洲投资银行这个发起国的地位,最近西方大国在政策立场上发生了一些戏剧性的变化,引起了很多的关注。但是这样一个热点问题不完全是一个短期的现象,可能是跟中国发展阶段的一些趋势性的变化有关,跟中国需要更多地参与国际治理的趋势性的变化相联系。

    全球治理结构的标志性事件

    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着重谈到了对外扩大开放、改革开放扎实推向前进,专门提到了“一带一路”的政策,协调推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也专门提到了这个政策,可见这个事情是相当重要的,既跟长远的改革战略有关又跟具体的调结构稳增长的举措有关。

    美国人最初对这件事情采取保留和质疑态度。道理很简单,亚投行其实是对国际现有的融资结构的一种补充,同时也构成一种新的比较和具有竞争含义的格局。美国人没有更多理由反对,于是就以中国倡导的亚投行能否恪守信贷标准,治理结构能够具有合理透明度,中国能否很好处理自身利益与世界发展目标关系等假设性和抽象性问题质疑,并对其盟国可能加入的行动施加压力和设置障碍。

    上个星期,英国率先决定加入,随后法德意同时加入,前天卢森堡和瑞士也加入了,已经形成了一个西方国家结伴加入亚投行的格局。一些发达国家出于利己利他动机,愿意加入一个以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为主旨的多边金融机构,对比不难理解。然而考虑到中国主导倡议作用以及美国冷淡和杯葛的在立场,美国重要盟国公开分道扬镳,这在战后国际经济关系历史上显然是一个罕见现象,构成后危机时代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重构全球治理结构的标志性事件。

    外交与内政的结合

    “一带一路”首先是把互利共赢这样一个和平发展的抽象理念和互联互通结合起来,这样就有了一个载体,我们讲和平共赢、和平发展,这个大家也接受,可是毕竟是抽象的,最后需要找到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把这个具象化。

    另外就是把顶层设计和基层的实践结合起来,这个政策或者战略最好的一个东西并不是凭空地在设计,实际上我们可以从数据当中看到,企业过去的十多年当中已经在走出去的方面取得了很多的进展,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把原有的实践进一步提炼,跟国家层面其它的目标结合推出一个政策。

    还有就是把外交和内政结合起来,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现在企业行业地方都有积极性,都愿意来参与,而不是我们要派给你一个工作一定要完成。还有就是把设计创新和高效执行结合起来,设计和执行环环相扣,这个时间推得很快,很高调地展示了中国看中了一件事以后做的速度是很快的。最后就是把很具体的建设合作议程与国际治理结构创新结合起来,亚投行建立代表对现有国际金融架构(IFI)的改进与完善。

    中国制造与建造能力突出

    为什么两年多的时间就能有这样的效果呢?最重要的就是跟中国现阶段的比较优势、核心竞争力的基本特点有一个很好的结合,我初步的概括就是跟两方面的优势有关:

    一方面是和我国现阶段比较优势相联系的生产技术能力特点有关,即与中国制造、中国建造以及中国创造的能力特点有关。另一方面与我国开放宏观经济的一些特殊条件有关,包括中国大规模的储蓄、投资与外汇储备条件。可以通过有关数据对上述判断给出定量观察。

    用汇率折算美元衡量的工业增加值比较显示,中国工业制造和生产能力在2010年第一次美国,现在大概是美国1.4倍左右。虽然我们工业结构高度化程度以及平均技术和生产率水平与美国比较还有较大差距,然而我们处于中等发展阶段的工业结构在生产能力配置方面特点,恰恰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开发阶段的需求特点有较高契合度,这种主要与特定发展阶段相联系的工业制造能力特点,为我们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提供特殊便利条件。

    另外就是“中国建造“条件。我国目前处于大规模城市化阶段,经过30多年历练,整体”中国建造”能力在全球比较意义上可以说无出其右,达到阶段性炉火纯青底部。我国对外承包的工程承包完成额在新世纪初年只有一百多亿,去年有一千四百多亿美元,十几年增加了十多倍。派外人员从五万多人增加到30多万人。现在大部分外派人员不再是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工人,而主要是人力资本含量较高的熟练工人、技术人员和共产管理人员。建造能力与提供设备的制造能力相得益彰,是任何其他国家难以做到的。

    尽管我们还没有普遍地到前沿创造的阶段,但是在有些特定领域,比如高铁和部分大型重型机械,还有一些工程建造行业,对成熟技术集成方面已经有了不少前沿探索创造,对基础设施建设综合能力提升具有积极意义,有助于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

    储蓄与储备充足

    很多发展中国家由于种种原因储蓄和投资能力缺乏,合作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需要在储蓄和投资方面提供支持,因而要求合作倡导国在开放宏观经济具备特定条件。我国开放宏观经济一些基本面条件正好满足这方面需要。我国用汇率美元衡量总储蓄规模大概是美国和欧盟总和,完全有能力通过在国内外适当配置国民储蓄支持一带一路战略。目前我国资本形成规模也远远超过美国,支持发展中国家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利于利用和实现这方面能力。

    另外还需要国际支付能力支持,在目前国际货币体系格局下,充足的外汇储备也有积极支持作用。中国目前外汇储备接近四万亿美元,对一带一路战略提供国际流动性方面保障;反过来看,一带一路战略也给多元有效利用外汇储备提供现实机会。

    中国一带一路政策影响将产生广泛深远影响。从经济角度看,首先提供了一个新的增长动力。目前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发达国家很难像历史上那样持续引领全球增长,增长极逐步转移到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后进国家快速增长,基础设施建设是前提条件之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缓解这些国家发展瓶颈约束,对全球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意义。

    另外这也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走出去的行业往往是在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也有一些转移出去的行业是中国慢慢地比较优势发生转移的行业,这些都符合中国的结构调整需要。另外我们做的研究显示,中国对外承包很多大型项目,客观上是有利于拉动我国配套设备材料出口,因而对中国经济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和实现稳增长目标也有好处。另外就是对推进国际治理结构改进的积极作用。

    一定会有很多困难风险

    “一带一路”确实也有很多风险和困难。首先就是处理大国关系,肯定也要非常审慎地处理,避免一些误解。另外就是在实施项目的过程当中有大量的问题,环境的问题、国有企业遭受误解的问题,包括项目实施国经济政策环境的变化带来了投资收益打水漂等种种磨合。

    怎么办?需要通过综合措施克服困难,降低风险,行稳致远。第一条还是要坚持中央确定的“亲诚惠容”、合作共赢基本方针,准备通过长期持久的合作努力实现计划目标。关键是企业走出去要找准定位,谋而后动,发挥核心竞争力,避免一哄而起;项目设计实施兼顾市场赢利与社会责任目标,避免短期行为和竭泽而渔。

    要特别重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有序转移,充分发挥这类转移对承接国在就业和经济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另外项目设计实施加强与包括发达国家和国际机构的务实合作,学习借鉴国外行之有效做法,还要不断总结我国相关实践的经验教训,大力进行各层次人才培养,保证新战略取得预期成功。

    中国是一个人口超级大国,因而中国经济和平崛起注定意味着全球经济格局的某种重构,“一带一路”引起大家的关注也是这样一个简单逻辑的展开。虽然存在很多的困难,但这个战略如果很好地实施,对于中国合作国家的共同发展、改善治理结构,另外中国是一个大国,今后必然承担更多的责任,这种历练也是有意义的。对于企业来讲,我觉得这可能会成为又一个风口,如果你有翅膀的话可以飞得更高更远。

    (本人经主讲人审订并授权发表)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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