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新政不是什么、是什么

基于上述观察，可以从不同角度探讨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政不是什么与是什么。

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命题借鉴了现代经济学区分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分析视角，实际内容包含减轻企业税负与简政放权等着力激发市场微观活力政策，与当代经济学供给学派的理论与政策主张不无交集。

不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针对当下中国现实经济发展矛盾与问题提出的组合政策举措，在政策设计理念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具体内容包含推进改革开放制度创新、利用市场取向政策措施化解周期与结构矛盾、利用包括产业政策在内各种手段“补短板”等广泛丰富内涵，显然不应与外国供给学派及其政策药方简单划等号。

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官方经济政策方针的最新表述，然而不等于说中国早先改革发展实践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质内容无关绝缘。

就经济学基本学理而言，在经济增长长期范围内总供给及其背后结构变量制约决定总需求，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决定体制与制度等生产关系范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本立意在于着力改革缺乏效率的制度、体制和政策以提升经济总供给，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与思想观念以激活社会生产力与创造力，更好利用市场机制决定性作用化解经济周期失衡并推进结构调整。

中国过去30多年持续推进市场化取向制度改革，极大提升了供给面潜在经济增速与效率，极大释放了社会生产力与创造力潜能，体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性内涵，改革开放实践本质上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脉相承。

第三，结构性改革包含“补短板”与“产业政策要准”方面的重要内容，然而并非意味着回归主要依靠诉诸产业政策调结构或产业政策宏调化的传统模式，更不是要搞所谓“新计划经济”。

一国经济快速发展与体制转型阶段，针对特定部门行业状态设计实施的产业政策具有重要功能，然而在开放型市场经济环境下应科学界定产业政策作用范围，产业政策不应过于越位妨碍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

一段时期以来，我们虽已建立市场经济基本体制框架，然而在经济政策实践上仍过于依赖产业政策干预手段，自觉不自觉地把产业政策看作调结构的主要机制和手段，自觉不自觉通过产业政策宏调化导致产业政策过于宽泛，导致政策方针内在不一致与实践困难。

新世纪宏调史大量实践经验表明，产业政策设计调节对象范围过于宽泛与透明度过低和变异度过大，不利于实现“微观经济要活”目标，不利于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不利于动态化解宏观失衡矛盾，更不利于政府转变职能与廉政建设。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总方针，这就需要反思传统产业政策。“产业政策要准”新方针，要求产业政策在瞄准和实施方面准确到位，在市场机制决定作用基础上更好发挥补充性作用，也包含要求合理界定产业政策的对象范围，避免产业政策范围对象过于宽泛与无远弗届的偏颇。

第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适度扩大总需求相得益彰，并非放弃或否定市场经济条件下总需求管理与逆周期调节，也不是要一味采用紧缩措施应对当前形势。

总需求管理与逆周期调节是当代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分析的基本政策命题，重视宏观调控与总需求管理是中国经济政策的传统方针，也是近年经济政策调整过程中坚持的立场。

最近中央决策层推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政同时重申“宏观政策要稳”政策方针，要求积极财政政策加大力度与“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要求实施稳健灵活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可见供给侧改革与总需求管理并非相互对立而是相互配合。

然而对总需求管理不仅有“是否要”问题更有“如何做”问题。通过改革建立完善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的宏观调控”体制与政策框架，首先需要科学定位总需求管理范围和功能，不能指望宏观调控发挥无所不能包打天下功能。

新世纪宏调史实践经验显示，在必要改革实施滞后与深层体制扭曲未能消除环境下，过于频密地实施宏观调控不仅难以消除宏观经济失衡因素，反而在客观上可能通过宏调政策微观化产生加剧失衡扭曲效果。

其次实施总需求管理与逆周期调节不等于放手刺激。在面临深度周期与结构失衡并需要消化早先扩张期资产泡沫与过高杠杆形势下，货币信贷等宏观总量政策需积极灵活然而不宜过于放松，否则不利于利用市场出清机制与宏观相对价格变动调节早先失衡矛盾。

就中国经济现阶段形势特征与政策应对关系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化解现实矛盾助推双重调整的关键举措，是在应对短期宏观经济形势突出矛盾方面坚持三中全会市场决定方针与践行“科学的宏观调控”的重大探索与创新。

结构性改革新政与发达国家近年主要依靠货币放水刺激经济的政策立场具有实质性差异，代表中国应对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发展新挑战的大胆探索与引领。

“该退的不退或不退够，我们的经济就不能稳步前进”

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提高政府有关部门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认识与执行力，引导企业界和全社会准确理解其科学内涵与意义，着力解决好政策落地必然会涉及的诸多复杂矛盾与问题，使这剂经济政策良方真正发挥其积极成效，避免出现“雨过地皮湿”实施不到位甚至“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楼”的不利局面。就此提出几点探讨性建议。

一是需重视保障退出企业的普通员工利益，市场出清与企业退出应优先妥善解决拖欠员工薪酬以及其他历史遗留问题。

二是可加快推进农地体制改革赋予农民宅基地流转权，以更好实现房地产去库存与扶持新市民城市化目标，并为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创造合理政策条件。

三是在目前面临粮食第四次相对过剩形势下，应当因势利导把粮食和农业政策调整作为结构性改革的有机内容。

四是对超预期小概率事件冲击未雨绸缪。

改革开放破冰初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就实施了一次重大主动调整，然而当时围绕调整是否应“退够”问题发生不同意见争议，回顾这段历史对理解目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政具有启示意义。

针对早先过度扩张带来的国民经济总量与结构失衡问题，1979年中国决策层决定用两三年时间实施经济调整。然而当时领导层和社会上对调整政策必要性重要性认识不一致，有观点担心和质疑实施调整方针会耽误经济发展的大好时光，因而贯彻落实调整方针不够得力。

1980年急于求成思想重新有所抬头，导致积累率与赤字率居高不下，商品供需差额与货币投放增幅再创新高，调整不到位与宏观失衡加剧风险上升。

针对上述形势，1980年11月中共经济政策权威陈云发表意见高调阐述调整必要性。他这样回应“耽误时间论”：鸦片战争以来耽误了多少时间，现在耽误三年时间有什么了不得。历史上讲我是右倾机会主义，再机会主义一次。

他明确指出“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调整后“会站稳脚跟，继续稳步前进。”邓小平也强调“这次调整，在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够。”“如果不调整，该退的不退或不退够，我们的经济就不能稳步前进。”

中共决策层由此重建主动调整“要退够”的共识。调整“退够”方针实施结果，确实伴随经济增速从1978年约11.7%回落到1980年7.8%后，进一步下降到1981年5.2%，代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第三个最低年度增速。

然而由于主动果断调整较好地阶段性化解当时过度扩张失衡矛盾，同时大力推进供给侧改革开放政策极大释放被抑制的社会生产力，中国经济在1982-1988年迎来前所未有高增长，七年年均增速高达11.5%左右，是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增长总体最为强的七年。

今天中国经济在发展阶段、体制条件与现实问题方面与改革初年比较已不可同日而语，随着内外经济环境变化政策方针关键词不再是“要退够”而是要“稳中有进”，并且即便在调整攻坚阶段经济增速仍有可能维持中高速水平。然而当年改革者面临困难与选择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在特殊环境下，经济政策需准备接受短期较低增长率以着力解决周期与结构失衡矛盾，并通过供给侧改革为未来稳健高速增长创造条件，这个正确的决策理念是贯穿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宏观经济管理实践主线之一，也应成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元素。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本文来源：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