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生”如何转型？成为一个说起来不容易，做起来更困难的事情。对此，本报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根据其对宏观经济的多年研究，还有对地方经济的观察与调研，卢锋深入分析了我国经济转型难的原因以及目前可以寻求突破的方向。

记者：在您看来，造成这些省份经济大幅下滑的原因是什么？

卢锋：在我国经济双重调整大背景下，经济增速出现了区域性特点——东不如西、北不如南。以长江中上游省市区为主的十多个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多年持续超过平均值，形成“弯道追赶”格局。
简单观察，“东不如西”主要是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已经较为发达，人均收入水平也较高，经济增速有所回调，并没有太大问题；“北不如南”，集中反映在山西、河北、内蒙古以及东三省，这些省份的确是目前困难最大的地区。
除了宏观经济整体面临下行压力之外，上述几个地区大都是资源或资源加工业主导型经济，产业结构特点使其面临更大调整压力：一方面，新世纪初年经济景气增长繁荣时期，资源需求数量和价格同时数倍扩张和增长，为这些地区带来巨大财富并助推其经济发展的同时，商品红利与过于乐观的预期推动投资过度扩张和产能过剩，并带来较大程度资产价格过高、失衡和泡沫化等因素，使得这些地区目前也相应承载着比其他地区更大程度“消化”产能过剩与过量库存任务。另一方面，过去，钢铁、煤炭等资源型行业在经济周期转换阶段往往较早回升，并通过其上下游连带效应对周期转换产生显著助推作用。然而从目前情况看，这些行业可能已经接近甚至达到其数量扩张峰值，今后这些行业如果想要谋求发展，需要转向内涵式增长，因而比早先时期面临更大调整压力。由于上述两方面原因，这些地区虽然通过努力维持了正增长，然而经济增速与其他地区比较暂时位居下游。

记者：当下已经到了主客观都必须改革的阶段，在您的调研中，各地有何亮点？

卢锋：虽然困难很大，我们在调研中发现，这些地区也在努力转型，例如山西近年呈现民间投资相对较快增长、非煤炭投资相对较快增长的合理变化。另外，即便面临经济下行压力，这些地区就业形势与全国一样仍维持大体稳定局面，普通居民消费仍比较活跃。
山西的旅游业增长也较快，虽然体量还较小，但对于活跃地方经济仍有显著而积极的作用。在重点行业增速趋缓的背景下，未来增长结构将更趋多样化和分散化，这类相对体量不算很大的行业内生增长极具意义，应重视利用市场和政策力量加以激活与培育。
黑龙江齐齐哈尔以重工业基地闻名，然而由于结构转型较早，目前轻工业已经占到工业一半以上；山西太钢加大对特种钢投入以调整产品结构；大庆正在推动汽车工业发展，都显示地方经济破解双重调整难题的努力。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局部亮点或许难以很快带动这些地区马上跳出经济运行谷底。

记者：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和地方政府可以出台哪些政策推动复苏？

卢锋：特定地区经历周期与结构双重调整，主要还是需要依靠实施结构性改革政策和市场机制加以解决。然而在产业结构与国有经济特别集中地区，体制、周期、结构的因素叠加在一起，中央政策也可适当通过区域政策提供帮助。例如上述地区有的城市煤炭资源已经相对枯竭，大型国企早先改革也遗留下一些欠账，在一次性解决“退出”涉及员工安置等环节，中央政府或许可以考虑结合推进落实结构性改革，提供一次性支持以帮助其平稳过渡。这类政策应当建立在对特定少数地区经济特征实际研究基础上，力求具有较好的针对性。与1998年大范围企业改制比较，目前改革调整存在比较有利的客观环境，财政总体情况和社保托底能力也要好一些，如果措施得力应能在不久的将来使形势得到显著改善。

记者：以这些省份的基础条件以及目前的发展状况，如何看待未来的复苏？

卢锋：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看，目前是低谷期，未来会以某种形式复苏。
山西作为全国的煤炭基地，其复苏与全国经济形势息息相关。所以，我国经济周期性的脱离谷底，本身对这些地区就很有利。从地方来看，当然也不能等着经济下行周期过去。地方政府需积极推进结构性改革，力推简政放权，积极培育经济新增长点。另外，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尚未结束，需要传统行业改造升级，要实现集约式增长，重在提高效率和质量；在传统促增长措施方面，如基础设施建设、棚户区改造等，也应当抓牢抓稳。
总的概括，既要挖掘新亮点，也要改造传统行业。

记者：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如何挖掘新亮点？

卢锋：新的增长点在哪里，这个问题应当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去回答，靠企业家群体在竞争机制作用下分散“试错”过程去求解。政府深化改革、简政放权、扩大准入，另外实施金融市场化改革政策，对激活市场创业、创新活力具有重要作用。政府产业政策在局部有限范围也能发挥一定作用。
需要强调的是，即便把能做的都做到位，某些地区是不是很快能恢复到较快增长状态，我觉得也要观察，不能太乐观。现在看来，新一轮经济回升动力区域分布，可能还是来自中西部地区，这些地区由于区位等方面优势，在承接产业转移和提升产业结构方面表现活跃，城市化、工业化投资也有较大潜力。另外像广东、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体制条件、企业素质和管理水平也具有较多优势，一批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快速成长，是推进我国经济迈上新台阶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经济走出此轮周期性结构性调整的重要动力。

记者：如何看待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经济不平衡现象？

卢锋：我国幅员辽阔，经济追赶阶段不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难以避免。从最近几年情况看，一大批中西部省份经济增速较快有助于调节早先区域不平衡格局，北方一些地区经济调整压力较大，可能会增加新的区域不平衡因素。目前经济面临较大困难的省份，通过自身调整和宏观整体环境优化仍有发展空间，然而要求这些地区重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可能并不现实。
国家经济政策中的区域导向与方针一定要重视区域大体平衡发展，不过对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受不同时期经济规律作用出现的区域差异，我们可能要抱有务实与宽容的态度。我国由于自身体制优势和政策重视，从长远角度讲，在调节区域发展差距方面可以做得更好。然而在特定时期不同地区发展特点和差异，可能也难以通过政策手段完全熨平。

金融时报 记者 张末冬   

卢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及BiMBA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