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注定是个不平常的年份，约翰·纳什和道格拉斯·诺斯两位巨星先后陨落。看起来，这两位的人生轨迹与特征截然不同。纳什的人生，充满了特立独行的悲剧色彩，在疯人院里度过了漫长的时间，因为离婚不得不一度依靠母亲照顾。而诺斯却有着一个学者难以企及的美满生活，享受狩猎，摄影，美酒，美食，音乐，田园风光，还喜欢驾驶飞机，巡航天际。

不过，倘若撩起二人的面纱，抛开两幅截然不同的皮囊，你看到的，竟然是惊人相似的灵魂。在他们之前，对于市场如何运作、如何有效配置资源已经有了充分的讨论，但对于市场能否存在、是否稳定、如何形成、如何演化这些问题，人们却知之甚少。纳什和诺斯的共同点，是他二人都不把市场的存在作为前提假设，而是把市场的存在放在显微镜下拷问。

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 · 纳什

纳什均衡的思想内核，是市场无时无刻不在博弈中存在，个体博弈不一定达到新古典理论的有效均衡，甚至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对于大行其道的新古典理论，这是一个逻辑上致命的打击。可惜，人类是靠直觉和印象的物种。逻辑上的致命，在纳什那里是致命的，在现实中却可以云淡风轻。所以，纳什疯了。

对新古典理论的反思和批判，一个角度是逻辑，这是纳什的角度。另一个角度是经验，这是诺斯的切入点。诺斯的博士论文，写的是美国人寿保险的历史。正如诺斯自己所说的，历史的演化是“路径依赖”的。或许正是这一早期的切入点，培育了诺斯对经济史的兴趣。诺斯于1966年出版了第一本主要著作，题为《美国1790-1860年间的经济增长》。然后，他的兴趣转向了欧洲经济史。1973年，另一本主要著作问世，题为《西方世界的兴起》。

据诺斯自己回忆，他在研究经济史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新古典理论的局限，无法帮助理解社会和经济变迁。因而，诺斯开始寻找新的理论工具，由此导致了制度变迁理论的诞生。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集中体现在两部著作中，《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和《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先后于1981年和1990年出版。

1994年，诺斯教授和好友，新制度经济学鼻祖科斯教授在一起

在1981年的《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中，诺斯抛弃了市场和制度必然有效的新古典假设，开始研究无效、低效的制度为何会存在。只有这样，诺斯才能回答“为何有的国家变得富有，而另一些国家保持贫困”这样的基础性问题。一扇通往制度变迁的门，就这样被打开了。后来引出的国家理论，社会意识理论，都是作为制度变迁中的重要因素而存在的。国家是制度的主要实施者和最后执行者，而社会意识决定了人们对于现象的理解和决策，深刻地影响制度演化。

这样，诺斯从历史出发，书写了一套制度变迁的理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很容易被制度变迁理论吸引。无他，身边的很多变化，都可以归结到制度变迁。而且，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不需要回到遥远的过去，就可以观察制度变迁背后的驱动力量，颇有点“参与历史”的感觉。或者，这是为什么对制度的研究在发展中国家热火朝天，但是在欧美主流的学术圈，却几乎无人问津。

滑稽的是，就是这群对发展现象最多有走马观花的经验观察，对制度变迁理论不感兴趣的人，天天被发展中国家的人们请来把脉、问策。怪不得诺斯在他的诺奖致辞中强调：“新古典理论根本就不宜用来分析发展问题，更遑论政策建议了”。诺斯继续说道：“新古典理论谈的是（理想状态下）市场如何运作，而不是（摩擦状态下）市场如何发育。”

1993年，瑞典国王向诺斯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

其实，即便是诺斯自己，也承认对于制度变迁的细节知识知之甚少。在诺奖致辞中，诺斯强调了社会和政治团体在制度演化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也坦承对于如何培养社会和政治团体知之甚少。诺斯尤其强调，现有的理论大多从欧美的历史经验中得来，对其他国家未必适用。不同国家的历史渊源、社会心理意识大不同，决策和行为的方式大不同，制度演化的路径必然也大不同。

也许，从历史出发，研究自己的社会形态和约束条件，放弃简单的制度移植和拷贝，是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应该从诺斯那里借鉴的经验。

约翰·纳什和道格拉斯·诺斯，一个数学家，一个历史学家，殊途同归，完成了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完美批判，拓展了市场分析的边界和维度。

2015年，二位再次殊途同归。

徐建国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本文来源：人文经济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