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流传着一个说法，说之所以把经济增长的目标定在6.5%~7%，是因为6.5%的增速是实现十八大提出的经济翻番任务的最低要求。

是这样的，2010~2020年十年间GDP要翻一倍，年均的增速应该等于2开十次方，也就是年均7.2%。2011~2015年的增速分别为9.5%、7.7%、7.7%、7.3%、6.9%，5年累计增长45.9%。这样，为了实现翻番的任务，余下五年还要累计增长2/1.459=1.373。5年增长37.3%，每年增长等于1.373开5次方，这样就得到了6.5%的增长下限。

上面的计算，没有超过小学算术的水平。小学生没学过开方运算，但是现在的孩子聪明，奥数都不在话下，用试错的办法很容易算出这些数来。

据说，现在我们死守6.5%的GDP增速，与上述逻辑多少有点关系。治大国如烹小鲜，上面的小学算术虽然简单，却没有错。只不过，年均增速6.5%和每年都要达到6.5%是截然不同的概念。简单说，这一年增长6%，下一年增长7%。平均起来就是6.5%，为什么每年都要达到6.5%呢?

波动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没有哪个经济是直线前进的。河流总是蜿蜒向前，心电图也呈曲线。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让低效企业破产出清，释放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等资源，进行资产重组，是修复和提高经济体系活力的基本机制。这个机制，不但不可怕，而且还是经济体自我修复的基本动力。

现实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个试错的过程，出错是正常现象，成功是偶然现象，成功之后再出错，也是正常现象。企业的破产出清重组，是纠错的过程，是市场经济的治疗师，这也是经济周期的基本原理。从直线到曲线，不过是小学算术往前走了一小步，并没那么难吧?

死保6.5%有没有道理?仔细想，还是有的。死保6.5%背后的逻辑，可能是经济增速已经下行，今年都保不住，明后年恐怕就更难保住，不如今年加把劲，多增长一点，为实现翻番目标打好基础。

可是，这又是简单线性思维了。上面的小学算术是对的，这里的线性逻辑却是不自洽的。其一，倘若经济增速下行，实际上保不住6.5%，那为什么要定一个实现不了的目标呢?上世纪80年代时我们的经济基础虽然很差，但是看形势不好就治理整顿，反而为后来的增长打下了基础。其二，倘若，尽管经济下行但实际依然可以实现年均6.5%的增长，那为什么还要担心呢?二者中间，必居其一。无论如何，担心是于事无补的。

笔者以为，倘若政策得当，年均6.5%的增速还是有可能实现的，毕竟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增长的空间还很大。关键是怎么做。

倘若不做实质性的改革，以现在的经济增长方式，实现6.5%的年均增速，不是不可以，代价会很大。投资还是得快速增长，在民间投资下行的情况下，国有部门和企业的投资还得扛大梁，“票子”还得发，杠杆率还得上。讨论了十多年的“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还是得持续下去。

能持续多久?以目前态势，持续到2020年可能有点难，以后的日子会比较难过。穷凶极恶的增长，必然带来不良后果，是为下下策。

另一方面，倘若改革推进顺利，实现6.5%的增速也不是难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并不遥远的1998年，我国推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轮国有企业改革，6000多家国企倒闭，3000多万国企职工下岗，可谓惨烈。惨烈归惨烈，此后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下岗的国企职工重新就业，反而找到了一碗饭吃。留在国企里面的，反而面临再就业的困难。

仔细看那一轮改革，其实为后面的增长打下了基础。3000多万下岗职工，其实是释放了3000多万优质劳动力。因为比农民工早接触工业文明和城市生活，这些人其实比农民工更加能干，是后来快速经济增长的骨干力量。要知道，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时候，也是从国企请老师傅的。

历史只有一条轨迹，关键是怎么看。如果说乡镇企业是中国工农的第一次握手，1998年的国企改革就是中国工农的第二次握手。两次握手，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

那一轮国企改革，还减少了6000多家濒临破产的国企，减少了财政的负担。由于低效国企的退出，企业总体的效率提高，为其后的高增长奠定了微观绩效的基础。只可惜，这样一举数得的事情，后来再也没干过。

为什么再也没干过?可能还是思路决定的。1998年的国企改革之前，在理论上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1997年9月的十五大报告，提出“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这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

在这些理论突破的基础上，不要求各地各行业都搞国有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总比例可以减少，国企工人可以下岗，这就为当时的“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以及大规模的职工下岗，澄清了理论基础。报告进一步指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后来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这些理论突破，为1998年那一轮的国企改革铺平了道路，指出了方向。将近20年过去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问题，要求进行新一轮的国企改革。据笔者的粗浅观察，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抓手，应该是进一步理顺人事制度、决策机制、权责关系。

历史经验表明，重大的变革之前要有重大的理论突破和创新。此时，小学算术就不够用了，考验的是领导者的政治算术。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本文刊于《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