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利的国企还要不要深化改革，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从紧迫性来说，恐怕不亚于上一波国企改革的时代环境，当下盈利的国企如不深化改革，代价将不但是某一个经济部门的，也是国民经济全局的；不但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和政治的

国企改革的回顾

国企改革持续时间长，改革历程复杂，到现在还没画上句号。围绕国企改革的讨论，尤其需要以可观察的事实为基础。其实无论科学还是政治，探讨问题的出发点应该就是现实的情况、问题与可能的选择。原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主编的《国有企业改革实录》（以下简称《实录》）以第一线实战者亲历的经验为基础，对国企改革的历程做了清晰的梳理，总结了已有改革的经验，并讨论了十年前改革留待解决的问题。这对深入研究国企改革很有意义。当然，本书主要从政府主管机关的角度切入，围绕改革政策制定与出台的背景，记录了作者对国企改革逻辑的理解。如果配合改革实例和底层改革故事一起来读本书，相信收获会更大。

在理论上，国企改革差不多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部。社会主义体制初建时的构想，就是凭藉布尔什维克掌控的国家机器，打造一个超级国家公司，以至于所有人都被国家雇用，实行计划经济。过去的市场理论强调企业之间的竞争，但计划理论则强调把国民经济统办成一个超级国家公司。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基本就是同一个议题。《实录》讲述了国资委管辖范围内的国企改革。但更广泛地看，金融和其他国有体系，以及地方（政府）公司等，也都是从超级国家公司里分权改出来的产物。当然，由于前苏联和中国都不是发达经济，所以，“超级国家公司”在实践中不可能那么纯粹，前苏联有集体农庄，中国更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结果没搞成清一色的国有制，还存在着农村和农民的集体经济。不过，农村非国有经济也要服从国家指令计划，也要为国家工业化战略服务。

农村围城市 市场围国企

计划经济时代，农村通过价格低廉的农产品支持国有经济的低工资、低物价、高积累。《实录》介绍，中国酝酿改革时，在1978年的经济务虚会上提出权力过于集中导致经济低效率。当时的领导人带头走出去看世界，发现不仅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加大，就是以前不如中国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少在战后也发达了起来。这使那一代领导人产生了紧迫感，希望中国经济能够加快现代化，也因此提出放权的改革思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四川经验为基础，将加强国有企业自主权写进了《决议》。其实那就是国企改革的先声。三中全会对农村的部署是休养生息，决定用外汇进口粮食来缓解农民的贫困。但实践的结果，安徽、贵州、四川、内蒙等地农村通过包产到户成为改革的领跑者，其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形成了“农村围城市”的改革态势。在竞争的环境里，国企不改的压力就大了。

更大的压力来自开放。早年特区自广东、福建等“边陲地带”开始，把香港企业、台湾企业、日资韩资企业“放”了进来。加上本土的乡镇企业和1988年宪法修正案给予合法地位的本土民营企业，产品市场的竞争激烈起来，再也不是国企一统天下。市场竞争的逻辑很简单：谁的产品质优价廉，消费者就买谁的账。过去基本上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怎么说国企优越都行。等到有对手上场，光靠嘴巴说说是赢不了的。更何况竞争会从产品市场传导到要素市场，于是，按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新准则就登堂入室，一系列市场定价问题提上日程。其实，所谓资源定价问题，讲到底就是产权问题，因为谁有权叫价、谁有权还价、谁必须承受价格决定带来的经营压力，归根到底都是财产权的问题。正是在市场竞争的环境里，传统国企的控制权、经营权、以至法定所有权的变革，相继提上改革的日程。

这样看，中国的国企改革路径与前苏联有很大不同。中国的经验是先放出一个市场，将国企推入市场，让市场竞争的逻辑推着国企改革向前走。开始人们接受的企业经营自主权，后来发现是产品的定价权和要素的定价权，最后才进到企业资产权利的界定。一拍接一拍，随着市场竞争的深化，人们关于国企改革的认知也不断深化。

背水一战 抓大放小

1997年末，中国加入世贸越过最后一个关口。再有五年准备期，中国就全面融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恰恰在这个时段，国企出现大面积亏损。挑战极其严峻：在有限开放的环境里国企尚缺乏生存能力，一旦入世全面开放市场，国企还怎么应战？中国被逼推进国企改革，拉开了背水一战的帷幕。

这也是这本《实录》最为精彩的部分。须知当年在国企的职工人数，最高峰值为1亿多人。本来国企大面积亏损，从成因分析与工人的关系不大，因为从体制到管理都不是工人们在做决策。但是，到了大批国企包袱过重、积习难改之际，财政兜不起、银行帮不了、股市也容不下，一大批国企非破产、重组走不出困境，涉及“下岗”的工人就达几千万之众。更有不少老牌国企，很多工人一家几口都在一个厂子工作，企业亏损、欠薪、下岗，不能不波及千家万户的生计。中国能从那个局面走出来，绝不仅仅只是经济层面的麻烦，还连带思想观念、社会生活乃至政治架构层面的挑战。本书作者作为这场艰难而重大改革的亲历者，实录了当时的形势、面临的选择、采用的方略与方法、遭遇的种种难题和策解之道，今天读来还令人觉得惊心动魄。

大的招数就是邵宁讲到的，依据不同的国企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同状态，从实际约束出发寻求不同的突围之道。他的表达很传神，不能因为都叫国企就按一个套路来处理，而是把国企这张“大纸”，一片一片撕开来谋求问题的解决。这就是说，如庖丁解牛一般，把数目惊人庞大的国企分拆开来，各自求解。事后按大类分，第一板块就是数目最多的中小国企，机制旧、包袱重、竞争力弱、甚至严重的资不抵债。客观上，要这类企业全部扭亏增盈，重新以国企的身份成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一席之地，实在没有可能性。办法就是最早山东诸城趟出来的那条路：承包、出售、资产债务重组，实现国企转制，把一批实在扭亏无门的国企重新“放”回市场，允许国企破产或改成非国有企业，了清历史债务，在市场环境里重新出发。若问这片纸究竟有多大？《实录》记下了，大数是一百万家企业、好几千万员工。用当时的语言，这就是“放小”。

第二板块，是一批规模比较大的国企，但基本上在竞争性的市场环境里运作，经营绩效不好，可是用“放小”的办法也不合适，因为资产规模很大，如以较高的价格出手，社会上能接手的不多。“贱价出让”呢？又犯了“国资流失”的天条，反正不是用诸城之法说转制就转得了的。对这类国企，后来基本是利用股份制的框架，允许非国有资本增量进入，逐步改变全盘国资的结构。这个板块又有多大？据《实录》披露，大数是5000家大国企，涉及以千万计的职工。

以上两块改成后，国企扭亏增盈的压力基本就减下来了。当然，并不是完全在国企架构下实现扭亏增盈，而是把相当一大批国企转制成非国企，或者改成非纯粹的国企，才消除了国企大面积严重亏损的现象。剩下的第三板块，即经由合并重组、在国有控股前提下利用境内外资本市场释放小部分股权的大型国企。对此类别，在国资委成立后，管人、管事、管资产，改善企业治理，并主动与世界500强大公司对标，改出一批国有或国有控股的世界级大企业。

盈利的国企还要不要改？

上一波国企改革的中心口号是扭亏增盈。这也带来一种认识，就是认为但凡国企实现了盈利，余下的就是做大做强的管理问题，再也不需要进一步的体制改革了。到了国企普遍盈利，特别是央企的年利润高达万亿人民币、不少还名列世界500强，说国企还要深化改革，听起来似乎就不那么入耳了。

我的看法，对央企利润还可以作点分析。

第一，企业的账面利润并不完全是经济学范畴的利润，其中一部分可能是企业所占用资源的租金。譬如资源型企业占用大量可开采资源，以及国家通信公司占用的通信基础设施等。这些稀缺程度极高的资源，给谁占用，都会产出收益。如果开放竞争，非国有企业或非央企公司，是不是愿意出一个价来争得占用这些资源的权利？这里所说的这个“价”，是资源的租金而不是利润，应该从央企账面利润里扣除，因为它并不代表央企经营决策和管理努力所带来的真正贡献。

第二，在市场经济里，利润还具有资源配置导向的功能，因为不论利润如何产生，总意味着“需要向产生利润的方向投入更多的资源”。换言之，利润导向与市场准入注定在一起发挥作用，才不断把企业家创新之果“外溢”到整个产业和市场。但是，在我国的现实条件下，部分央企获得高额利润，可所在市场又不开放准入，其他企业眼见这里存在超额利润，也不能进场来竞争一番。这种“关门赚得的利润”，对整体经济并不完全是正面的，因为这类关门赚得的利润，讲到底是一切其他企业和消费者的成本。现在大家看到，中国在全球市场上的成本优势消失得很快。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大批中国企业的成本中含着“硬硬的难以消化的部分”。当下不少央企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资费水平偏高，要政府领导人出来喊话降低资费，恰恰表明市场不准入条件下的关门利润对国民经济不但不是福音，反而是一种成本负担。

第三，央企的巨额账面利润，大部分留存央企自己支配，在分配上并没有全额上缴国家财政，更没有回馈其产权主人即全国人民。至于把很小一部分央企利润或资产划给社保，本质上是对历史欠账的一种补偿，因为我国社保的缺口主要来自过去低工资时代国企工人没有、也不可能预扣下的养老金。但是，国有资产并不仅仅来自国企工人的贡献，全国人民包括农民也对国资形成作出了贡献，因为多少年低价缴纳的粮食税，的确也是形成国资的一个来源。倘如问到农民从央企巨额的账面利润中得到过什么实际收益，恐怕基本上就是没有。这样的分配格局，不改怕是难以交代的。

第四，最近的周永康案、中石油窝案以及令计划案，以及中央巡视组对一批央企巡视的结果，暴露出拥有天量利润、资产和无数“实际好处”的央企利润，在很大程度上还真是关在牛栏里的大肥猫。在道义上、道理上和法律文本上，央企当然是国企从而属于全国人民，但从实际控制权的角度看，缺乏有效的制度监督还是当下超大型国企的一个致命伤。

综上，盈利的国企还要不要深化改革，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从紧迫性来说，现在恐怕也不亚于90年代上一波国企改革的那个时代环境，因为从机会成本的视角看，当下盈利的国企如不深化改革，代价将不但是某一个经济部门的，也是国民经济全局的；不但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和政治的。

至于怎么深化国企改革，我们今天阅读的这本《实录》对当下还是有很大的启发。邵宁讲的那个基本思路，即在改革实践中分类求解，还是管用的。如果有机会，我们希望再听听邵宁对当下的国企如何继续分类推进的思考。

（本文为作者在第2期“CF40•孙冶方悦读会”上就邵宁的主题演讲所做的点评，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处整理，转自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