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的命运就是中国开放发展的缩影”

 在北大国发院的EMBA课堂上，不仅有传道、授业、解惑的严肃认真，更有人生经历分享的生动有趣。比如，在陈春花教授的《巨变时代的组织管理》课堂上，就可以听到她在企业里调兵遣将、运筹帷幄的商场往事；而当你移步刘国恩教授的《财富与健康经济学》课堂，又可以与他一起回到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随着改革开放一路走来，从个人命运的变迁窥见社会发展变化的轨迹，“我个人的命运就是中国开放发展的缩影”。

刘国恩教授在给学生授课

今天，在讲台上举手投足温文尔雅、说起话来铿锵有力的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经济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大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国恩，43年前却还只是四川茂县大山里的一名赤脚医生。带上小药箱，他风里来雨里去，既为人看病，也为村里的牛、马、羊用抗生素治疗感染。从来没有专业学过医的羌族青年“小刘”，因为在当时的村里文化程度最高，被组织安排去“救死扶伤”。

1977年恢复高考，本来九个志愿都填写了医科院校的他，最后阴差阳错地来到西南民族学院学习数学，后又自学经济学，考上研究生，直至公费留学美国。曾经与他失之交臂的医学，这次又魂牵梦绕地回来了——他师从健康经济学之父Michael Grossman先生，从科学理论的高度重新审视人类的疾病与健康。

43年后，刘国恩的故乡早就摆脱了“绝对贫困”的梦魇。带着一副“健康经济学的眼镜”，他看到农村的社会改善来自于“生产的激励”、“比较优势”的发挥以及市场的交换。是改革开放给了他这样的年轻人走出大山、走向顶级学术界的机会，也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释放出了巨大的生产力，让中国农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整个人类文明史就是关于死亡和贫困的逃亡史”
 
 “整个人类文明史就是关于死亡和贫困的逃亡史”，这是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Angus Deaton的比喻。而刘国恩自己的求学经历，又何尝不是一次对贫困的“大逃亡”？
 
数万年以来，人类有幸在近代开始大规模逃脱童年的早逝厄运，也部分地逃离了经年的贫困，得益于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细菌理论的发展，人类财富水平大大提高，寿命也延长了不止一倍。但指数型的财富增长并未福及所有人群，人类的逃亡之旅于今远未抵达终点。
 
刘国恩教授为大家展示了一张勾勒财富与健康分布的世界地图。赤道带上的桔色、黄色和红色，代表的不是五彩斑斓的生活，而是深度贫困；与之重合的是，较差健康状况的国家也分布在此。收入与健康果真有如此强的关联吗？“基于等比例的相对收入，一个国家的收入越高，健康状况越好。”——这是国际前沿研究的发现，牵动了每个人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深层思索。

那么，中国人的健康状况又如何？
 
告别“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我们还要走多久？
 
精准扶贫是中国近年来提出的重要战略。在北大国发院对口支援的云南弥渡县牛街乡，“因病致贫”农户那呆滞而绝望的眼神，让前去调研的老师们深深痛心。

而从全国来看，实证研究发现，由于过去农村社会保障程度较低，农民的健康状况对收入的影响远远大于城市人口，因为后者至少还有“铁饭碗”可以保证基本的生活水平。在以往的农村，往往一个劳动力生病，就会全家陷入贫困。
 
在刘老师的课堂上，你会觉得离世界最前沿的研究很近，因为他会告诉你诸如著名经济学家Robert Barro等的研究发现：一个国家人群的健康水平越高，该国的经济增长率也会越高；另一方面，飞在思想天空的你，两脚并没有脱离地面，接地气的调研结果也让你直面中国的现实：调研发现，还有那么多贫困地区的儿童因为贫血和寄生虫而无法集中精力，无法参与到免费的义务教育中来。而缺失了基础教育的地区，又何谈长远的经济增长？
 
健康人力资本不仅影响着个人，更直接影响到一国的生产力：如果大量劳动力因病误工、辍学、早逝，将会损失多少工作时间和工作效率？如果罹患疾病，你还会为明天储蓄吗？如果劳动力寿命短，企业还会愿意在此投资吗？
 
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之列。那么，未来中国在提升健康水平方面又可以怎样发力呢？健康医疗产业的明天如何？

刘国恩教授与部分EMBA学生在一起

健康医疗，下一个朝阳产业

 2019年1月2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中国最新的GDP增长数字，官方报道用了八个字来形容整个经济运行状况——“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对于近几年经济下行的趋势，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认为主要是受周期性因素和外部因素影响，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黄益平教授认为是经济进入新旧动能转换的时期，急需开放要素市场，寻找新动能；“百花齐放春满园”的国发院中，刘国恩教授也向同学们传达了自己的解读：经济增长趋缓，更多来自于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也就是高储蓄、高投资生产出来的东西不符合市场需求。
 
基于此，他更看好中国未来的服务经济。因为从全世界来看，后工业化增长主要来自于服务业，而中国的服务业与发达国家差距还很大。中国最大的优势是人多，未来中国或许可以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转向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让人多的优势从流水线转移到服务线。当然，人多优势如何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来，将取决于国家进一步的开放市场与城市化，使人力资本等要素资源得以更有效的空间配置。
 
那么，到底哪些服务业能够“基业长青”呢？凭借多年的健康经济学研究和对全球医疗市场的深入了解，刘国恩指出，多年来美国整个医疗服务市场的增速超过了GDP的增速，医疗卫生行业也吸纳了大量的就业；21世纪，在收入增长和生命科学技术进步的大背景下，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健康医疗产业都最有可能成为全球经济的朝阳产业。
 
“我不是药神”：你的健康到底价值几何？
 
2018年，一部小制作《我不是药神》逆袭电影市场，直接推动了中国政府将17种抗癌药纳入医保，以进一步减轻患者用药负担。观众看到主人公为了救助癌症患者，不惜在法律面前铤而走险，纷纷潸然泪下。

但经济学家在对患者万分同情的同时，内心却依然故我的冷静。
 
他们在评估一项医疗政策时，还是要从全社会的收益与成本的比较出发。人类的任何诊疗技术开发、药物开发、卫生政策制定都涉及到大量的经济成本，不计算好由此可能产生的经济价值，人类的健康未来何以持续？
 
回顾历史，刘国恩谈道，在衡量抗生素价值、降压药价值、治疗心血管疾病药物价值时，人类遭遇了一个又一个新的问题。到底是药物本身价值在增加，还是因为改变了患者的定义，从而扩大了患者人群？如果作为众病之王的癌症不是入侵身体的外物，而是人类身体的一场内战，那么今天的抗癌药价值又该怎样重新评估？
 
“经济学家只负责提供科学的经济价值评估结果，至于最终做怎样的政策选择，则取决于政治家对多种社会因素的权衡考量”。
 
“财富与健康经济学”的终极之问
 
四天的课程中，刘老师专门留了一天给同学们做分组演示，每一组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题目，用经济学的思维和工具去分析这个命题，找出自己的结论。刘老师说，“在健康经济学领域，如同其他科学研究，很多问题并非具有终极答案，需要人类不断地去探索。”也许只有我们每个人都展开思想的翅膀，才能迎来创新，才能推动人类的点滴进步。
 
200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Edmond Phelps曾在一次主题发言中问道：
 
“我们活着是为了工作，
——还是，工作为了活着？”
 
你的答案是什么？
 
（张彤 撰稿，李然 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