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22日，2015中国宏观经济（上海）论坛暨北大国发院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举行。本次活动由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联合主办。

在嘉宾问答环节，亦有很多精彩对话。

虽说“成名要趁早”，但对于退休这个问题，姚洋老师还是坚持认为不能“趁早”，延迟退休将解决劳动供给问题；对于最近很火的亚投行问题，林老师更是条分缕析基础设施建设对各方的意义所在；面对移动互联网，林老师说——这是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中国的后发优势会更加明显。

嘉宾：请问姚洋教授，您提到二十年之后是未雨绸缪，有没有考虑到可能是五到十年后就会出现这些问题？过去的三十五年经济发展速度实在太快了，已经快得超出了我们的习惯，现在快速增长只是大家习惯性地在做一些事情，有没有可能已经超出了太多东西，现在已经是需要开始止步停顿的时候了？

姚洋：我自己还是比较赞同林老师的看法，未来十年间我们的增长速度可能还会较高，这几年是一个周期性的，不是一个结构性的减速。原因当然有很多了，很多人说我们的人口正在老化，我们的确是在老化，但是要等到二十年之后，在这之前我们的劳动力供给还是相当的充沛，特别是和其它的国家相比我们国家是相当的充沛。

另外不要忘记两个事情：一个是我们现在退休年龄实在是太早，延迟退休年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我们劳动力供给的问题，另一个就是我们的人口教育水平提高得非常快，二十岁到三十岁的年轻人教育水平比五十岁到六十岁的教育水平高出四点三年，这个提升是非常快的。按照一般的推算，每增加一年的教育回报率要增加百分之十，如果是算社会回报率就更高了，按照私人回报来算，新进入市场的年轻人会比退休的高百分之四十三，人口的老化至少在未来的十几年间不会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增长很显著的因素。

嘉宾：百分之八的潜力是不是考虑到我们的后发优势？人均GDP还有一段距离？个人感觉中国的创新可以超过美国和欧洲，所以想请教一下林毅夫教授是不是把后面的一块加进去？个人觉得我们阶段性的还会更高。

林毅夫：我判断百分之八的增长潜力确实是像你说的是后发优势，而且是其它国家的后发优势曾经达到过的，这是我们的后发优势应该带来的经济潜力。现在我们国内创新的例子很多，尤其是这些年来有些新的产业和新的技术创新方式和过去不太一样，过去还没有物联网和移动通信之前大部分的创新在重工业、生化产业和医药领域，而且投资的周期非常的长，但是自从出了互联网和移动通信以后投入是以人力资本为主，研发周期非常短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产业，这是在八十年代以后。如果我们利用好这种中国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人力资本数量上非常多，再加上我们有很大的劳动力市场，如果我们在人力资本为主的基础上加速我们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可以实现所谓和发达国家一样的弯道超车，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会比八十年代以前主要靠跟发达国家利用它的技术创新带来的后发优势更加加快。中国还有二十年左右百分之八的增长潜力，已经引起了社会上的质疑，我认为有可能实现，如果能够把你刚才讲的用好是不是有可能超过？

嘉宾：我知道林教授之前做过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最近亚洲投资银行这件事非常火，之前您对IMF和世界银行都比较了解，亚洲投资银行是不是中国重新崛起的一个机会？会不会像美国那样实行一票否决权？

林毅夫：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倡议，我们可以看到制约发展中国家发展最重要的是什么？基础设施是最重要的瓶颈之一，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基础设施投资是比较多的，但就是在中国还是有不少基础设施（需要建设）。

可是到任何的发展中国家，包括拉丁美洲国家或者收入水平比我们低的东南亚国家到处是基础设施的瓶颈，如果能够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帮助他们把基础设施建设起来，对于他们来讲肯定是有利的。对于我们来讲也有一个好处，因为我们有四万亿的外汇储备，大部分是买美国的国债，回报率非常低，美国是不是真正能够走出2008年那种经济危机长期增长的疲软？还是会持续，美国很可能还是有很宽松的货币政策，我们美国国债的回报率也会非常低，现在四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非常多，但很可能未来我们的贸易还是会有增加，而且总体来讲资本帐户也可能会有改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把我们这么多外汇储备投入到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对于我们分散外汇储备的使用、保值增值也有好处。

其实跟基础设施有关的不管是建筑材料行业还是施工设计领域，目前都是我们的优势，所以也有利于把我们的优势拿到国际上去扩大市场。目前发达国家最需要的是什么？其实就是给他的出口服务创造更大的市场，亚洲基础设施其实是非常难得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提出以后本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都是抵制的，现在大部分的发达国家都已经申请要加入，包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澳大利亚很可能明年就会合资。世界银行和国际贸易组织之间的设计确实是反映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格局，因为我们知道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一个国家的GDP占全世界超过百分之五十，当时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就是美国为主，一些项目和规则的改变必须有百分之八十五同意，但是美国一个国家就占百分之十七，这样的投资规则设计完全是给美国量体裁衣的。我觉得这个规则应该更多地往比较合理的方向发展，而不是整个国际的运行规则围绕美国一个国家来设计，这样的改变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对发达国家也有利，如果能够让世界经济更好地发展对美国也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