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的前十年，中国人均GDP保持9%左右的年增长率。贫困人口急剧减少，处于极端贫困的人口从1981年的84%骤降到2008年的13%，如此大规模人口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历史上尚属首次。然而，尽管中国比三十年前更加富裕，但经济发展水平依然很低，人均GDP只占美国20%左右。中国经济增长能否持续？会不会硬着陆？

2014年11月6日下午，第十一届“严复经济学纪念讲座”邀请到著名经济学家、苏黎世大学法布里奇奥•奇李博迪（Fabrizio Zilibotti）教授做了精彩演讲，以下为其精要：

奇李博迪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前景乐观，中国经济转型将会受到越来越多关注。本次讲座，奇李博迪教授从三个方面对中国经济做了全面阐述。

法布里奇奥•奇李博迪教授

一、历史回顾

(一）1980s年前：从“东方巨龙”到“东亚病夫”

自公元1000年到1500年之间，中国是世界上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国家。在此期间，中国有许多重要的发明都遥遥领先于欧洲。“四大发明”只是冰山一角，纸币也在同期开始发行。十六世纪开始，随着远程贸易的发展，中国技术开始大量对外出口。人口数量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开始膨胀，明朝时期中国的人口已经达到1.6亿。满清入关以后，建立了清朝，并与反清复明运动做了长达四十年的斗争，从而使中国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而同时，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兴起，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

辛亥革命摧毁了封建统治王朝，孙中山建立的中华民国很快被军阀混战代替，中国进入战乱和无政府状态。二次世界大战及中日战争以后，共产党在1949年建立新中国。但是中国经济处于完全崩溃的边缘，民不聊生。自1951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收效甚微，中国经济依然停滞不前。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运动方兴未艾，“大跃进”接踵而至。随之而来的饥荒导致3000万人死亡。由刘少奇和邓小平开始的经济改革犹如昙花一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席卷全国，刘少奇衔冤而死，邓小平被打倒。

1976年，随着毛泽东的逝世，四人帮被粉碎，邓小平复出。1978年，经济改革拉开序幕。

（二）1980s年代：经济特区(SEZs)到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

计划经济的破产，促使中国开始逐渐走向市场经济改革。20世纪八十年代，在广大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大锅饭，农民的积极性得到调动，同时集体企业开始兴起尤其是经济特区（SEZs）的试行，标志着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工业和服务业开始兴起。

经济特区的作用举足轻重，它使封闭落后的中国经济开始得到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的支持。最初，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作为试点开始对外开放，试行的成功使得经济特区的数量逐年增多。目前，经济特区已经从沿海扩展到内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有些学者认为，从长远来看，经济特区的引入使得中国人均GDP增长了20%。

有证据显示，中国的工业化政策在促进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中是有效的。经济特区对于城市的发展意义重大，而且还对周边地区具有巨大的辐射作用。除了经济影响之外，经济特区的实行也增强了政府的信心，并且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三十年后，上海自由贸易区的筹建，强调金融自由化，不能不说是经济特区的深化。

姚洋院长主持

总之，20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经济改革试点的关键时期。农业生产率显著提高，外资在经济特区中飞速增长。然而，中国大部分地区依然是计划经济体制。八十年代末，经济增长放缓，民生疾苦，政治腐败，导致了政治危机及党内分歧，这一切都在挑战着刚刚兴起的改革。

20世纪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具有里程碑意义，一系列非正式讲话使得中国的改革不可逆转。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重新开业。国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效率低下、盈利不足的企业要么重组要么关闭。民营企业开始产生，并在1997年得到党内认可。中国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并在2001年加入WTO。

二、中国式增长（Growing Like China）

很多人认为，中国90年代经济的增长靠的是投资。确实，投资率在中国一直维持在30%以上的较高水平。然而，经济的转型远远突破了资本积累，它推动了生产结构的调整、城镇化以及市场、技术、商业模式的变革。没有这些变革，就不可能有如此长久的高投资回报率。如果成功部分是因为现有公司采用新技术，那么资源优化配置（Reallocation）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有数据显示，制造业中总要素生产率增长超过三分之二来源于资源优化配置，即优胜劣汰，让高效率的公司进入市场，低效率的公司退出市场。

资源优化配置，就是让低效率的国有企业（SOEs）退出市场，代之以新的国内私营企业(DPEs).在1994年，私营企业吸收大约10%的就业人口。但是截至2007年，它们的份额已经超过50%。总的来说，国有企业比私营企业的效率低下。总之，资源优化配置与中国经济私有化（Privatization）的过程息息相关。

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第二个显著特征就是薪资水平适度增长（Moderate wage growth）。从1992年到2007年，中国城市制造业的薪资年增长率保持在7.6%，而同期城市人口人均GDP增长率超过10%。另外，薪资水平的增长部分应当归因于受教育员工比例的提高。同时有证据显示，工业总产出中劳动力所占的比例从1992年的50%下降到2005年的41%。相对较低的收入增长加上企业的繁荣，导致了中国的贫富差距。

最后，普遍的信用和金融市场缺失是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企业高回报与储蓄低回报就是信用和金融市场缺失的一个重要表征:老百姓银行储蓄的实际平均收益以及主要金融投资市场中的投资回报接近于零。公司融资步履维艰，尤其是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融资更难。这种融资歧视反映出一个现实，那就是国有企业通过外部渠道获得很大一部分投资。有证据显示，私营企业只能经常求助于亲朋好友获得资金融通。私营企业融资难还反映在生产技术的选择上。2006年，国有企业的平均资本产出比（Average capital-output Ratio)为1.75，而私营企业为0.67；同时，国有企业的人均资本（Capital per worker）是私营企业的五倍之多。这种差异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有资料显示，民营企业更多集中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国有企业则控制着资本密集型行业。

观众提问

三、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尽管中国经济前景乐观，但是潜在的挑战依然存在，处理不好就会阻碍中国的改革进程，甚至威胁到未来经济的发展。

(一)分配不均（Inequality）

分配不均或许是中国社会凝聚力和现状最严重的挑战。经济的快速增长伴随的是收入差距拉大。中国已经从共同贫穷发展成为一个高度不平等的国家。据《美国中情局世界概况》（CIA World Factbook）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基尼系数已经从1992年的0.36上升到2012年的0.47，几乎和美国差不多，但是比西欧任何一个国家都要高出许多。不平等是多方面的：教育、地区、城乡、居民与非居民、资本家与工人等。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中国需要社会凝聚力，但是分配不均会导致社会动荡，从而动摇执政党的统治基础。

(二)养老金制度改革（Pension Reform）

中国现有的城市养老金体系肇始于1986年，并在1997年进行了改革。农村人口没有养老金制度，尽管最近一少部分地区开始实行农村养老金制度。在1986年以前，城镇企业必须为其退休员工购买养老保险制度。实行市场经济后，该制度不再执行。1986年的改革将养老金责任转移到地方政府。但是，民营企业总是逃避责任，很多城市劳动者并没有养老金。地方政府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这就需要中央政府给予财政救济。1997年的改革强化了养老金支付制度。因此，目前养老金覆盖率已经从1992年的44%增长到现在的60%。然而，目前的制度从金融的角度讲是不可持续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会有更多的人，尤其是农村和城市非居民户口人员需要养老金制度。这就需要通过成本收益定量分析去找到一个更加有效的制度构建。

讲座现场

(三)环境问题（Environmental Problem）

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不争事实就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空气污染尤其是雾霾，给中国经济的增长增添了一层阴影。Kahn & Yardley(2007)认为，“中国城市笼罩在有毒雾霾当中，全国5.6亿城市居民只有1%呼吸的空气达到了欧盟的安全标准。”水污染也异常严重。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中国党内的晋升机制只注重量，而忽视质。因此，政治改革不仅仅应当关注新的环境保护法律，更要改变官员政绩考核制度。同时，保护环境也意味着要牺牲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只有如此，才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四 结论

尽管中国经济面临着诸多挑战，但是奇李博迪教授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充满乐观。他认为:第一、中国的经济增长会放缓，并实现软着陆，不可能出现经济骤然崩溃的局面；第二、中国经济将从投资驱动型走向创新驱动型增长模式，并注重人力资本积累；第三、金融市场改革是主要的挑战，也是实现创新驱动下增长的重要条件；第四、缩小贫富差距，使更多的人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依然是重中之重。

姚洋院长向法布里奇奥•奇李博迪教授赠送礼物

本次讲座由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主持。

严复经济学纪念讲座

该讲座系列始于2001年，是为纪念北大前任校长、亚当•斯密《原富论》的译者严复先生而设，之前已经成功举办十届，每届都会邀请世界知名经济学家做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