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林毅夫4月下旬经常出现在北京大学的办公室，他几乎每天要在那里待到凌晨2点，门卫专门给他留了侧门，方便进出。

他的办公室位于北大东北角的朗润园，毗邻未名湖。清朝嘉庆年间，这里是庆僖亲王永璘的“春和园”，咸丰年间又改赐恭亲王奕，得到“朗润园”一名。

朗润园似乎注定要成为中国改革的见证者。它曾经的主人奕是洋务派的主要领导者，奕是道光帝第六子，诗集《九思堂诗稿》有“题六兄朗润园图”一诗，就是指这个古典雅致的庭院。到了90年代初，6个致力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学者将这里变成改革派的重要基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编者注：以下简称国发院，其前身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这里办公，林毅夫是名誉院长，也是这个机构的联合创始人。

4月19日，国发院刚刚迎来了自己的20周年庆典，朗润园迎来送往，热闹异常。

它是中国第一家独立经济研究中心，开明领导、返乡知青和台湾跑过来的理想青年凑在一起逐渐打造了这样的一个基地，他们因为对中国进行深入的研究而获得了影响力，而后朗润园开始像恭亲王的时代一样容纳着中国开放事业中最重要的人们，一批批幕僚从中走出。

前朗润园时代

这批年轻人对学术和改革的热情给整个80年代罩上了一层理想主义的色彩，这种热情为他们日后在朗润园相聚埋下了“种子”。

1987年，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同学都在猜测当年离开的那个台湾人不会再回来了，林毅夫却登上了返回北京的班机。回国后，他的梦想之一是建立一个为中国改革出谋划策的咨询机构。

“当时我看过他写给中央的一个报告，想做一个像KDI（韩国开发研究院）那样的机构。”国发院院长姚洋告诉《博客天下》。

这个留美数年的北大毕业生相信，他的所学能够为中国大陆的改革提出必需的建议，他的自信也来自于这个国家近些年的巨大变化。

林毅夫1979年忙于给自己联系学校。这位在台湾部队中服役的青年凭借自己的游泳能力闯过2300米海域来到大陆，尽管受到“起义归来”的好评，却仍然要给自己找一个“单位”。

林毅夫选择了读书，刚刚复校的中国人民大学有着最强的计划经济系，但人大是党的大学，林毅夫因为“来历不明”被拒之门外。结果是，北大看上了这个英语流利、熟悉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年轻人。

“当时我们分析，收下他，最坏的结果是最后发现他是个特务，可经济系又没有什么情报。”北京大学经济系原副主任董文俊在林毅夫的传记《跌宕人生路》中这样说道。

林毅夫和董文俊在西直门一家招待所进行过一次谈话，这也是组织交给董文俊的任务—考察林毅夫。那个时代提到台湾人，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还是“间谍”。

和被“文革”、“上山下乡”耽误的大陆同龄人相比，林毅夫显得非常出众，军校毕业的他在台湾国立政治大学读过企业管理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

聊完之后，董文俊认为林毅夫“有理想、有上进心”，而且“讲话很有分寸、认真严谨，是个想搞事业的人，不像有什么特殊目的”。

那次长谈后，林毅夫在1980年顺利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读研究生，他对外宣称自己是来自新加坡的华侨。

1982年，林毅夫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攻读农业经济学博士，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

与他同时期在美国留学的还有如今已经成为知名经济学家的海闻和易纲。1985年，海闻与其他5位中国留学生在纽约创立中国留美经济学会，聚集起了一大批中国留美的经济学者。

这些留美经济学者回国时，有几个不错的就业选择，除了北京大学等高校，还包括两个重要的智囊研究机构—“体改所”和“发展所”

在林毅夫赴美前一年，“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以下简称农研室）成立，它的另一块牌子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这个单位被安排在西黄城根南街九号的院子里，被人称之为“九号院”，杜润生任主任，而今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被借调到研究室工作。

聚集在那里的是一批上山下乡的回城青年，他们热衷讨论经济、政治、农村和改革，也确实热火朝天而大胆地参与了当时中国农村的改革进程。

1984年，在中国经济改革史上被反复提及的莫干山会议召开，被称为是青年经济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发声”。这个舞台令一批经济学家脱颖而出，为80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思路，也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

当时，周其仁任莫干山会议论文组副组长；来自西北大学的青年张维迎崭露头角，只有24岁，是年纪最小的参会者。

然而，也是在这一年，中国农村改革开始变得复杂，处处与城市利益发生纠葛。

莫干山会议上，王岐山表示，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很重要，“怀才不遇可怕，身不由己更可怕”。

会议后，农研室的人“分道扬镳”，一拨去了隶属于国家体改委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以下简称体改所）；另一拨则去了隶属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发展研究所（以下简称发展所）。

1987年，林毅夫回国，希望能够回北大任教，但北大却无法给林毅夫一家提供一套住房，这对当时的林毅夫而言十分重要。他因一套房子与北大擦肩而过。当时，发展所向林毅夫递出橄榄枝，他选择了前往担任副所长。

周其仁是发展所的“领军成员之一”。周其仁、林毅夫、王岐山、陈锡文、杜鹰这些人再次聚集到一起。这批年轻人对学术和改革的热情给整个80年代罩上了一层理想主义的色彩。尽管后来在1990年，“九号院”的年轻人大多出走国外，但几乎没有人会否认那段经历对他们的影响，而且是持续的影响。

“见证鸡蛋孵出小鸡”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把一群西方经济学年轻人组织在了一起，就有了国发院这个研究机构。

1990年代初，林毅夫在《美国经济评论》和《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的两篇论文《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中国的农业改革及农业增长》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的强烈反响，也奠定了他在国际发展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界的地位。

那并不是适合谈论改革的两年，中国国内面临着关于姓资姓社的讨论。

在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的1992年，那些曾经聚集一堂又“流落”海外的年轻人发觉风头变了。同年，年近不惑的林毅夫获得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

1993年，林毅夫、易纲和张维迎分别从北京、美国和英国来到海南，参加一个经济学研讨会。当时有10万人涌入海南，开始自己的淘金梦和创业梦。

在那场研讨会上，他们三人决定创办一个独立于政府，专门吸收归国学者进行研究和教学的机构。

这个想法已经在林毅夫心中酝酿了很久，只差临门一脚。林毅夫、易纲和张维迎给这家机构取名“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消息迅速在国内外的中国经济学者中传开了。

1993年12月23日，在北大的一间电教教室里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开会场地、旅馆等，都是林毅夫一手操办的。

北京各个研究机构都来了人，尤其是经济领域的研究机构。那些名字至今耳熟能详，吴树青、樊纲、茅于轼、杜鹰、梁柱、陈锡文、邓正来、卢迈、钱颖一、周其仁、宋国青……

“按照现在的说法，阵容很强大。”如今的国发院教授张帆回忆。

“在那个年代，一批有过留学背景的经济学者，建立一个研究机构，这是一个大胆的行为。”姚洋后来告诉《博客天下》，“但时任北大校长的吴树青当场拍板签字。”

国发院院庆之前的一天，如今有“经济学界梁朝伟”之称的姚洋前往探望吴树青，并为他送去庆典的请柬。他问起吴树青，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者，他如何下定决心，要促成一群搞西方经济学的学者凑到一起。

“我们搞西方经济学不成气候，老是我们这些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在做，这样不行，太封闭了，我们需要一些新鲜空气。”姚洋回忆当天吴树青的说法。

“要不就留洋了，要不就下海了，在陆地上（做学术）的不多了。”21年前那场筹备会的参与者王小强如此形容80年代那批改革派学者在90年代的情况，而如何将经济学者吸引到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他们探讨最多的话题。

“我跟蔡昉走路的时候在说，跟张维迎也谈论过，当时（中国）遍地都是课题，没有人能做，没有人能拿西方人能懂的语言把它给表达出来。”张帆认为这是吸引那些学者加入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最大原因。

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机构继承了80年代如火如荼的经济改革研究机构的衣钵。相似的诉求，促使曾经的“九号院”年轻人和留美经济学会的人逐渐走到一起。

姚洋举了黄益平的例子。他当时决定辞去花旗大中华区的首席经济学家，回到国内工作。他有很多选择，后来选择国发院，很大的关系就是他在发展所干过。而易纲、海闻、陈平等人，都曾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会长。

作为创始人之一，易纲在筹备会上说：“我们很幸运，看见鸡蛋孵出小鸡”。

1994年8月初，北大勺园5号楼的106房间，林毅夫带着浓重的闽南口音，说了很多话，在场的每个人都被这个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学者感染。“21世纪很可能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将要迎来中国经济学在世界上人才辈出（时代）的到来”。林毅夫说。

同年8月17日，北京大学第346次校长办公会议经研究决定，成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任中心主任，易纲和海闻任中心副主任，他们三人和张维迎、张帆、余明德一起被称为创院“六君子”。

这批经济学者经历了多数创业者经历过的艰辛。张帆于当年8月底加入。他也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会员。

1993年夏天，他随团访问台湾，团长是易纲，来自留英经济学会的张维迎也在。张帆听说了要成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事，便决心加入。

张帆回忆刚加入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情形：“第一天，余明德给了我一辆特别破的自行车，我们一起骑着自行车就去打扫卫生了。”

现任国发院院长助理邢惠清在文章中回忆：“创业的过程挺难的，每件事情都要从零做起。CCER（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称）的第一部电话号码是2501474。在1994年装电话是件很大的事，为了再申请到两部直拨电话，易纲老师带着我在（北大）电话室磨了一个多小时。我们说，1474（要死去死）不好听，能否给换一个号，电话部的张主任大大方方地告诉我们：怕什么？整个北大都是250。”

不只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当时整个北大的办公条件都很差。对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元老们”来说，最实惠的好处是解决了住房。当时北大正在按工龄分配房子，学校的这项特批还让管房子的北大房产部不太满意。

改革参与者

“只有北大能容忍我们，在别的地方想这么做，阻力会很大。”

“我们做的这些事，基本跟林老师（林毅夫）之前要成立KDI这个构思是一致的—（要有）扎实的学术研究，但同时培养人才，还（要）对现在的世界有影响。”姚洋如此总结这20年来国发院的发展。如今他已是国发院的第三任院长，前两任院长分别是林毅夫和周其仁。

国发院在中国改革进程中的第一次亮相源于一场论战。1995年6月，林毅夫与张维迎就国企改革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这两位经济学界带头人的观点截然不同。“双方的分歧在于产权，简而言之，林毅夫认为产权无碍国有企业改革，张维迎则始终坚持不改产权，国有企业根本没有出路。”《跌宕人生路》一书记述，“这场‘内战’，让整个中国经济学界第一次领略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个新锐思想学术群体的威力。”

在过去的20年中，国发院几乎参与了中国的每一次改革进程，从早期的农村土地改革，到国企改革，到电信改革，再到如今的医改、城镇化方案、老鼠仓的揭露等，都与之息息相关。

第二代青年学者李玲参与的医疗改革首次提出了“顶层设计”的概念。李玲等人还曾被请进中南海，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一些重大课题做讲解。

1998年以来，周其仁开始组织关于电信业市场开放的研究。

“他当年参与了电信改革的讨论，他的方案就真正成了电信改革的方案。”姚洋说。

2008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改名国发院。一是林毅夫认为经济学发展到今天不仅是经济学的问题，还纳入了政治学和社会学问题；二是2005年以后，海归机构越来越多，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说法被多家机构采纳。

“我们做什么事都是领风气之先，别人跟着我们学，我们就想，那干脆做个别人复制不了的。我们就做一个综合机构。”姚洋说，“也只有北大能容忍我们，在别的地方想这么做，阻力会很大。”

“能够比较好地提出建议，被国家采纳，我想我们的研究是比较符合正确决策的思维方式的，容易看到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又不脱离国情。”林毅夫告诉媒体。他本人曾是朱镕基、温家宝两任政府总理的幕后智囊团成员。去年秋天，习近平还专门找他谈了40分钟，希望林毅夫做好智库。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林毅夫获聘国务院参事。此后，“国发院”每个季度都会给参事室递送一份有关中国宏观经济的报告，这已经成为机构的日常工作之一。直送中南海领导秘书、中央研究室、国务院参事室是目前非官方智库机构递交政策建议的主要渠道。

“我们希望内部有一些深入的讨论，直接为政策服务。我不用考虑领导不高兴这个报告，我这个级别升不上去了（这些问题）。如果那样，肯定影响你的观点，”23岁时在“九号院”见证当时改革的黄益平，如今主抓“国发院”的智库品牌建设，他告诉媒体，“九号院的时候其实改革刚刚开始，大家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一帮年轻人被推到了很特殊的位置，发挥了非常大的历史性作用。现在（的情况）是对很多问题有一些认识，（但）有一些问题认识不足，可能是更多地通过学术单位（来研究）。”

“我们会提出意见，但我们的态度是，没有任何期待”。姚洋特别强调了国发院的独立性，“我们的意见只供领导人做决策时参考，和国家智库不同，国发院的定位还是做一些中长期的研究，哪怕做短期我们也是以独立人的身份做。”

越来越多的留美、留英学者加入到“国发院”，他们认为这里是研究中国问题最好的地方。“中国是个金矿，你不能回到中国来，坐在这个金矿上面，然后去挖煤矿，你要挖出金矿来。金矿就是中国的现实，做研究就是要服务中国的现实。”林毅夫常常告诫他的同事们。

“君子和而不同”

朗润园里的每个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在这里营造着一个乌托邦。

“君子和而不同。在过去20年我们能够在一起创造中心，恰恰反映了这句话。”在国发院20周年院庆庆典上，易纲在北大百年讲堂打趣道：“我们这几个人，现在看起来有多么年轻，你就会想到在20年以前，我们这几位是多么的年轻。”

他的身旁，是当年一起创业的另外4个伙伴：林毅夫、张维迎、张帆和余明德。海闻因教学安排没能赶到庆典现场。

国发院创院“六君子”如今已是中国经济学家中闪耀的一代。林毅夫担任过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周其仁在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电信、医疗、城镇化等多个领域的改革中频频发声；易纲现任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海闻先后成为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副校长。

这些人各有发展路径，但仍然没有脱离北大“国发院”，朗润园的庭院里依旧保留着他们的办公室，从镂空的古典窗子望进去，一切井然有序。

如果没有例外，每周一中午，朗润园的一间会议室里会举行一场工作会餐，桌上的食物一般就是一个盒饭，但这绝不会影响到聚餐的精彩程度。

“如果周老师（周其仁）在，他会讲他去调研时发现的一些问题和趣闻，大家一起讨论，非常有意思。上次我们讨论到城市发展中绿化的问题，细化到了树苗购买。”张帆告诉《博客天下》。

在姚洋看来，学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刺猬型，只专注做一件事情；另一类是狐狸型，兴趣非常广泛，涉猎领域很广。“我们这里最受尊重的两位教授就分属这两个类型，林毅夫极为专注，他要做的事一定能做成，周其仁的兴趣广泛，行动力强，在很多领域都有深入研究。”

与80年代那群走出“九号院”的年轻人相似，国发院的学者也秉承着兼容并包的气质，它由一批充满改革热情的年轻人创立，而这个机构也成就了这里的每一个人。

国发院教授汪丁丁认为，朗润园里的每个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在这里营造着以精神共同体为理想形态的社会网络—一个乌托邦。

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们这一代人，在60岁的时候，人生的体验足够丰富，以致我比我年轻时有了更深切的感受，于是我在2013年9月出版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序言的结尾写了这样一段文字：“自由，是整体之事，我们一起成长。我们的‘成长’，定义是：有能力欣赏更自由的人生。”

张帆至今记得从“九号院”走出，后对国发院委以信任的一位元老的说法：“我对中心的信任是基于我对这帮朋友的了解。”

“国发院是一个时代和一个群体的成就，而我只是其中的一名代表。”林毅夫告诉《博客天下》。

本文刊发于2014年5月5日《博客天下》第159期。

原文标题：北大智库影响中国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