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MBA

第三方媒体

张维迎:中国经济的转型不是靠周小川要靠柳传志


相关附件:
  • 经济观察张维迎
  • 日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维迎在“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40次季度报告会十周年专场发表演讲时提出,中国经济转型靠的是柳传志这样的人,而不是靠周小川,不是靠利率、靠宏观政策的宽松能做得到的;靠的是自由、法治带来的稳定预期,靠的是让企业家自己做判断、让企业家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张维迎说,中国要告别新古典增长理论,告别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拥抱亚当斯密和熊彼特和奥地利学派。

    张维迎说,新古典增长理论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增长机制。内生增长理论也没有任何结构问题,谈的也是一个总量的增长,而不涉及到产业结构的变化。在这个理论下的政策诉求一是资本积累是最重要的,一个国家要增长,就必须进行大量的固定资产的投资。第二就是投资可能需要政府来做,特别是在落后国家,更需要政府来替代企业家进行投资。与此相关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最早是为了应对经济波动,是一个短期的宏观政策。现在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变成了长期的经济学。其政策含义是推动总需求的增长,要不就是投资,要不就是消费,要不就是出口。如果经济要转型的话,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国家,原来靠投资拉动,出口拉动,就是从投资拉动,出口拉动,转向为消费拉动,就是怎么刺激消费的问题。但这个理论错的离谱,因为它把目的和手段颠倒了。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投资就是为了增加需求,所以任何投资都可以增加总需求,所以大家会明白为什么中国的浪费型投资这么多。再比如说消费,消费本来是目的,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消费已经是手段了。我们为什么要刺激消费,要不然达不到8%的增长速度。这个理论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是假定经济是由一个单一产品GDP组成的,可以任意加,比如50的投资加上80的消费,就是130。如果投资从50变成30了,消费能增加,完全就是一样的。

    张维迎提出,这些理论都有非常大的误导。我们基于这样的理论制订政策,其实从长远来看它的负面效果大于正面效果。中国现在需要一个研究企业家如何创造和创新的理论。就是亚当斯密—熊彼特的经济增长模型。在亚当斯密看来:经济的发展源泉就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这个来自于技术进步和创新,就是不断的新产品、新技术的出现。而技术进步和创新依赖于分工,分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高,创新就越多,新的产品也就越多。而分工受制于市场,特别是市场规模。市场规模越大,分工就越细,分工越细,技术进步越快,创新越多,然后经济就越发展。而经济发展之后,我们有了新的财富,这些财富本身增加了市场的规模,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经济就是这样不断的进步。

    张维迎说,亚当斯密本人没有能够研究推动这个链条运动的人的因素,他加进去了,就是企业家。这也是熊彼特在他的经济发展理论里面提出的观点。无论是技术分工还是市场都是靠企业家,企业家精神。

    张维迎提出,企业家在市场过程当中究竟做了什么?其实就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发现不均衡。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创新,创新就是打破均衡,或者说创造不均衡,或者说创造新的潜在的均衡点。

    张维迎说,接受这个理论,再分析一下中国企业家面临的问题,或者整个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问题。过去30多年中国的企业家主要是靠套利来赚钱,中国的经济也是靠企业家的套利发展的。30年过去之后,套利和模仿的空间越来越小。下一步中国经济发展就要靠转到另外一类的企业家,主要靠创新。

    怎么样才能让企业家精神自由发挥呢?张维迎提出,首先就是自由,自由是创造的自由,做生意的自由。另外就是法治,就是这个社会制度本身是有规则的。这样,企业的制度环境就比较稳定,他对未来有一个预期。成功与否就取决于自己了。这个时候好多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就会跃跃欲试。如果一个国家用产业政策来指导企业家创新,这个创新一定会失败。因为这是假设政府的官员比企业家更有能力判断未来。

    同样宏观刺激政策,有制造周期的能力。张维迎说还没有看到它有真正的反周期的能力。或者说制造周期的概率远高于反周期成功的概率。

    因此,中国的转型靠的是柳传志这样的人,而不是靠周小川,不是靠利率,靠宏观政策的宽松能做得到的。我们应该坚定不移的废除政府的审批制度,真正的解放企业家精神。我们建立宪政和法治,真正的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边,让企业家有一个稳定的制度预期。

    来源于 财新网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