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米塞斯幸运

人类的新思想总是从少数人开始的——张维迎先生在他的著作和演讲中都引用过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这句话。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米塞斯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实际上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的老师。与哈耶克同为自由派经济学家，米塞斯却晚景凄凉，59岁流亡到美国时难以在大学里找到一份有薪水的教职，只能靠支持者的资助生活，因为他所倡导的自由市场理念在刚刚经历过大萧条的美国难以融入呼唤政府干预的主流。

米塞斯去世40年后，他的故事在中国经由一群市场派经济学家的介绍开始为人所知，其中就包括张维迎。和米塞斯一样，张维迎坚定地反对政府之手对市场的干预，他不厌其烦地提醒公众不要迷信政府的权力，并且在不同场合为企业家正名。在他的研究中企业家才是经济增长的「国王」，而不是政府。但这种自由主义色彩鲜明的观点以及直率的发言方式并不受官员喜欢，也遭到网络上民粹主义者的指责，他们称他为「资本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他试图将市场的理念注入北大校园，通过打破教师的「铁饭碗」来改变死气沉沉的教育现状，但强硬的改革举措让他毁誉参半。51岁时，张维迎被免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职务，提前结束了走上仕途的可能。

「他对市场的坚持，非常像中国的米塞斯，原则问题上绝不动摇，非常尖锐地、坚定地、毫不妥协地弘扬市场经济这个体制，别人批评我也好，骂我也好，我也坚持讲。」张的一位学界朋友如此评价。但张维迎否认道：「我觉得夸大了，我们还是很幸运的，对吧，像米塞斯那样孤独，我们现在根本没法跟他比的。」他坐在北大未名湖畔朗润园的新办公室里，四合院的地暖不是特别充足，他的手插在上衣口袋里，说话时带着一丝挥之不去的陕北口音。

接受《人物》杂志采访几个月前，张维迎搬到这座中式庭院里工作。这里曾属于晚清洋务派领导者奕䜣，现在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国发院」）的办公场所，一个囊括了多名为政府建言献策的学者、在外界看来带有政府智库色彩的研究机构。20年前，张维迎也是这里的创办人之一，但对市场极端的信仰以及直率的性格让他与早年的伙伴走上不同的道路，如今同为创办人的林毅夫多次受国家领导人接见，易纲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海闻做过北京大学副校长。

去年8月，张维迎接受国发院的邀请重新回到朗润园。外界难免猜测，他的回归将给朗润园带来更多企业方面的资源，尽管仕途上受阻，他在企业家群体中仍然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他是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的首席经济学家，周鸿祎去他的北大课堂上担任讲座嘉宾，新书发布时任志强、俞敏洪参加他的宣传活动。然而接受邀请之初张维迎就表示，这些事情尽量不再做了，他更希望回归到一个学者的状态。

「现在他关注更广泛的这些事情，远远超出了经济学。当然你也可以说他离现实越来越远了，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学者的心路历程吧。有些人他永远都在前线，像吴敬琏、厉以宁老师是这样的，你现在去看一下论坛，他们还不时地出来。」和张维迎相识二十余年的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说，「但是维迎他等于是进入更加基本的东西，在思考一些更加深层次的问题，我觉得也是需要有人做这个事。」

对于如今的张维迎来说，启蒙智识或许比具体的学术研究更为紧迫。2014年的秋季学期，张维迎给一百多名年轻的北大本科生开了门基础课，经济学原理。课堂上，张维迎语气轻松地开着政府部门的玩笑：「过去叫计委，现在叫发改委，穿了个马甲」；谈到社会上对强势政府的迷信，他皱起眉头，「金融危机后，中国好像是风景这边独好，说我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中国模式，开始否认市场，否认过去的市场化改革和未来的市场化改革，我觉得错了！错了！错了！这都错了！！」语气越来越重。他希望学生明白，经济学研究利益，但利益驱动不足以改变世界，而要靠正确的理念。他在最近出版的著作《理念的力量》中写道，一个经济学家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改变人们的观念，「如果不能对少数人的思想给予真正的宽容，我们的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进步。」
 

在野与在朝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张维迎建议一家出版社再版美国经济学家罗斯巴德的著作《美国大萧条》，他专门为这本书写了序言提醒公众，大萧条的背后并不是市场失灵而恰恰是政府的不当干预。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曾在一次会议上推荐官员读读这篇文章，据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参会人员转述，俞正声说他不一定完全同意张维迎的观点，但这篇文章以及这本书值得一看。

张维迎的观点确实异于当时的主流看法。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采取了包括推出4万亿救市计划等一系列带有强烈「凯恩斯主义」色彩的刺激性经济政策—这个主张通过政府干预、扩大内需来实现繁荣的经济学派崛起于1930年代美国大萧条之后，依旧盛行于今日的中国。

但张维迎引用凯恩斯的对手、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的比喻提醒公众，一个国家如果用货币政策来维持增长，就像抓着老虎尾巴，要么跟着老虎跑累死了，要么被老虎吃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一次公开演讲中，他上下挥舞着拳头说，要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一位央企老总当场便和他争论起来，台下一片哄笑声。

「政府特别喜欢凯恩斯主义。当然，很多经济学家也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如果凯恩斯主义是对的，政府就会为经济学家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如果说奥地利学派是对的，经济学家在政府就没事干了。因为他们主张不干预，市场会自身调整。经济学家也是利益中人，凯恩斯主义能够大行其道，我想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张维迎举了个例子，经济学家格林斯潘曾经严厉地批评美联储在商业活动发生轻度震荡时就印制大量票据储备，以防可能出现的短缺，结果导致美国大萧条；几十年后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后的行为跟自己当年所批评的没有多大区别，最终引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当政者与在野者，其行为方式和立场观点会是多么的不同啊！」张维迎感叹。

同在朗润园的林毅夫就常被外界认为是「在朝」的经济学家，他曾公开表示4万亿政策利大于弊。林毅夫是张维迎在学术上多年的「论敌」，他告诉《人物》记者，自己与张维迎的本质分歧在于是否承认政府在经济发展与转型中的作用，「不能因为过去政府有许多错位或越位的地方就完全把政府抛弃掉，这样造成的结果是政府缺位，政府的作用，过犹不及，不及犹过。」

如果仅从两人的教育背景来看，林毅夫更应该扮演张维迎现在的角色。林毅夫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学派」相信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应该有的基本原则。1987年回国后，林毅夫进入中国改革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西黄城根南街9号院，成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起初，他也试图以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指点江山，但现实让他很快就意识到这条路在转型的中国走不通，他开始把中国政府作为一个理性的决策者看待。

而在1987年，已经在另一个改革中枢机构—国家体改委工作两年多的张维迎被单位委派去牛津大学进修。与林毅夫不同，他看到了硬币的另一面，市场自发的力量。1989年以后，张维迎的同学冯仑下海经商，在南德集团里当办公室主任，张维迎本要继续去牛津深造，但当时出国困难，他在家里没事干，被介绍去这家民企做访问、研究，这是张维迎最初与民企打交道。南德的董事长是颇具争议的「国际倒爷」牟其中，1989年底，他带着几火车积压在仓库里的袜子、被单和罐头去苏联为四川航空换回4架图-154飞机，赚取了高额差价，成为传奇。尽管牟其中后来因诈骗案入狱，但张维迎如今依然称其为「企业家教父」，他让张维迎在当时死气沉沉的气氛中看到「底层变革的力量」—来自企业家而非政府，「他有一种创造的冲动，干事的冲动，这个国家就是有希望的」，张维迎说。

接受采访时，张维迎将自己与林毅夫的争论——几乎每隔10年，他们都因对中国前途的争论而进入公众视野——归结为视角不同。在局促的办公室内，张维迎指了指桌上的一个玻璃杯，「就像人说半瓶子水，有人看到的是空的那一半，有人看到的是有水的那一半。」

反对者的诞生

张维迎与林毅夫站在同一个坐标系的两端，与他们交往颇深的姚洋总结，林毅夫适合解释中国因何成功，而张维迎是给人们敲响警钟。

不同的观点让这两位学者拥有不一样的境遇，不同的境遇又影响了他们的言说方式。有一年上海召开企业家和学者的座谈会，五大班子的领导全都参加了，张维迎发言时又在讲政府管得太多了，并且说联想也是国企，也是靠政策利好发展起来的。坐在旁边的柳传志当场反驳：「我就不明白我这辈子有什么利好的政策偏向我。」当时苏小和也在场，事后他问柳传志，为什么张维迎得不到民众的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经济体依然那么迷恋政府操控？柳传志略带忧虑地说，「这种事还得有艺术性，如果毫不掩饰地直接言说，别人听不懂，不能理解你的意思，所以做事还得很小心，说话得注意。」

张维迎在学术生涯的起点就以反对者的姿态站上历史舞台。30多年前，他还是西北大学经济系一名普通的研究生，时值1983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他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一篇豆腐块大小的报道，首都青年个体户座谈批判「向钱看」。几天后张维迎写了篇反驳文章寄到报社，提出一个当时颇为大胆的观点：「钱是社会的奖章，得到钱意味着对社会做出了贡献，我愿冒被亿万人辱骂的风险，为『钱』正名。」

张维迎的文章在报上发表后受到批判，他被列入陕西省八大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学校连续召开批斗会，很多人觉得「这个小伙子完蛋了」，可能连毕业证都拿不到。但两三个月之后风向突然转变，1984年到了。「我们那时候逢『单』（指单数年）是保守，逢『双』是改革」，他凭借政治风向的变化躲过灾难—这一年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1978年以来的第一个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题的文件，也是第一次对中国改革进行「顶层设计」。

对于际遇的变化，张维迎笑着总结，「有时候不依赖你做了什么，而依赖说别人需要什么。」这个波折没有让他变得谨慎，反而「变本加厉」—「你认为对的，你就要坚持，没事儿的，总会过去的」。

张维迎生长于陕北一个贫困的乡村，父母都不识字，上大学前他是村里的生产队会计，经历过农民辛劳一年却连自己都无法养活的困窘。乡间的贫困与饥饿让他在接触西方经济学之前，就对政府的公权力产生一种警惕，「政府强制推行合作化是为了让农民合作起来，但实际结果是农民越来越不愿意合作」。看到村干部吃吃喝喝占公家便宜，他提意见得罪了掌权者和宗族势力，对方扬言「除非天上龙来抓，否则他休想走出去」。

「为什么同样的人，有些人就必须去受别人管制呢？」这成为他思考的起点。

恢复高考后，张维迎考入西北大学经济系，起初他学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直到1982年在全国首届数量经济学年会上遇到茅于轼和杨小凯，他才「开窍」。茅于轼颇为欣赏这个初次见面的年轻人：他脑子灵活，充满信心，一位如今颇为知名的学者当时还很年轻，发言时哆哆嗦嗦，但张维迎无所顾忌，23岁的他在大会发言时说：「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不是为了使国家昌盛、人民富强，而是死守着那些教条，他们的良心何在。」这句话得罪了参会的前辈学者，副组长茅于轼四处替他道歉：「他是年轻人，你不要在意他。」

自那时起，茅于轼成为张维迎最敬佩的经济学家，并且对他影响深远。会后，张维迎开始和茅于轼在信中讨论经济学问题，并且自学微观经济学。当时西方经济学的资讯十分有限，茅于轼看到国外的文章，让张维迎翻译成中文，然后油印出来发送给别人。张维迎在去年出版的《博弈与社会》的扉页上写道：「谨以本书献给何炼成老师和茅于轼老师。35年前，何炼成老师（张在西北大学时期的导师）将我带入经济学殿堂；31年前，茅于轼老师为我打开了一扇窗。」
  时代英雄

时隔三十多年，张维迎仍会在课堂上给学生讲1977年恢复高考背后的博弈：「两个凡是」尚未被否定，下面的人给邓小平汇报工作时说这项工作需要长期、认真地准备，目前还搞不了。讲到这里，张维迎模仿起邓小平的四川口音：「邓小平怎么讲？邓小平说，你们能干得来你们就干，你们干不了，我知道谁干得了。就这几句话就把问题解决了。」

学生们被这个陕西人蹩脚的四川话逗笑了，对于他们来说，这只是一个遥远的故事，但张维迎无疑是那次改革的实际受益者，他在言谈中流露出对那个时代的怀念，「改革的阻力很大，但改革理念和领导力也很强。」他正是在1980年代的改革中崭露头角。

1984年初秋，此后一直被视为改革意象的莫干山会议召开，通过甄选论文汇集了一批对改革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中青年学者。独立学者柳红曾在《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中记录，一名民族学院的女士，在山下哭着要参会。阻挡她的人说，你又不是发起单位的人，又没有论文被选上，凭什么让你上山。她说：「我也是搞改革的啊！」

还在读研的张维迎是年龄最小的参会者，他的论文自全国1300多份投稿中脱颖而出，并在莫干山上引起轰动。当时的中国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不同于国家应该如何调整价格的主流看法，张维迎主张放开价格，让市场自己调节。他在会场上举例说，就像温度计中的水银柱随着气温自动升降，政府「调价」是把水银柱温度计换成了不胀钢温度计，要降价就锯，要加价就接。

发言时，张维迎站起身、双手撑着桌子，说话激动又带着浓重的乡音，很多人听不懂，他要重复讲好几遍。晚上11点讨论还没有结束，已经散会的小组站在屋子后面旁听，「背后站的都是人」。那天晚上之后，这个来自西北的年轻学生名声大震。

「他讲的是市场经济的ABC，但当时具有革命性意义。」一位参会者回忆。张维迎的观点激进，但顺应了改革派的需求，为日后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实行的价格双轨制改革贡献了智慧。其时，自由市场的观念受到领导人重视，1988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自由选择》的作者弗里德曼访问北京，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亲自接见，并且将原定半小时的会面延长至两个小时。张维迎上大学时就把《自由选择》读了好几遍，弗里德曼反对的正是政府干预，尤其是对于市场价格的管制。

莫干山会议之后，张维迎成为当时的学术明星，他的文章在《经济日报》、《读书》杂志上发表。「他在80年代，在青年学生里头已经是这种 明星级的，实际上比我们那个年纪也大不了多少。」姚洋回忆，大学时期他就读过张维迎的文章，后来还听过他的讲座。一堂名叫「青年学」的课程把张维迎与《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作者潘晓、跳粪坑救农民的大学生张华并列为1980年代思想交锋的标志性人物。

「他赶上了那个时代，那个时代造英雄。」姚洋说。

但在具体的政府机构里，「反对者」并不那么受欢迎。因为莫干山会议中的表现，张维迎毕业后被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招收到体改所工作。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人物，高尚全曾在参加《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起草工作中提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即便如此，当时他也必须谨慎行事，提醒张维迎在单位千万不要提那篇《为「钱」正名》，以免麻烦。

尽管体改所是一个研究机构，但同样属于政府部门，上级领导在文章上的批示是评职称、奖励的重要标准。这和张维迎的志趣相反，他不喜欢给别人当助手，「没法协助别人做任何事情」，也不喜欢针对具体政策写「奏折」，更愿意独立做政策前期理论性的研究，但这显然不足以引起领导的重视。

这段经历也让一个年轻学者意识到理论与实际的差距。1980年代末，价格双轨制改革带来的问题已经很严重，官倒、腐败、物价飞涨、百姓抢购，这些改革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是他这种年轻学者最初写论文时无法预料到的。

另一些知识分子却因为骤然靠近权力中心、对改革有一定话语权，显得自以为是。张维迎听过这样一件事，体改所里一名研究人员去上海调查，拍着当地一把手的肩膀说：「干得不错啊！」

「在中国这个环境下，比别人认识得要深一点，你就会洋洋得意。」张维迎开始反思，「如果没有很好的系统的理论训练，你出的这些政策研究，其实都是很表面的，可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为此，他在体改委内部组织了一个读书班，给十几个年轻人讲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一直讲到1989年4月27日。1990年9月，张维迎赴牛津大学读书。

春夏之交的那场风波后，张维迎完全可以像其他体改委同事那样下海经商，譬如他的大学同学、后来的万通集团总裁冯仑。当时他们的经济状况都不太好，最窘迫的1990年春节，两家人凑在一起过的年。但冯仑向《人物》记者回忆，张维迎当时说了这样一番话表达他的选择： 「反正这个车总是要拐弯的，现在经济学好像被冷落了，也没有人管了，我就一直等着，一直研究着，总有一天这个车又拐过来了，那时候我就第一个上车。」

本文为节选版，首发于《人物》2015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