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和懋：

　　谢谢樊纲教授非常精辟的演讲，下面一位是卢锋教授，北京大学教授，他也是我们国家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宏观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他也是财政部、人社部、央行的咨询顾问，他对开放宏观经济研究非常深入。我们欢迎卢锋教授！

　　卢锋：

　　谢谢巫老师，也谢谢海闻老师的邀请，来到漂亮的汇丰商学院新楼，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关心的中国经济的一些问题。

　　我今天想讲一下中国持续追赶的问题，这个问题刚才樊纲教授，实际上从理论的定义的层面，我觉得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理论的背景，也就是说增长是一般的原理。发展实际上是一个落后国家的增长，一个落后国家它要在一个成功的，要实现跟国外的发达国家的一个数量，它的经济增长数量就要更高一些，就要追赶。

　　我今天把追赶的问题把它锁定在一个稍微具体的背景下，我想讲三个问题；

　　1、中国经济追赶提速；

　　2、改写全球经济版图；

　　3、站在历史新起点上；

　　所以我第一点，会给大家来通过观察一些数据，来对提速做一个描述，也对这个提速背后的原因，我们做一些探讨；

　　第二点我想说一下，由于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所以它的经济的提速，不仅标志着它的一些追赶指标，包括刚才樊纲教授讲的追赶指数在提升。实际上意味着对全球经济整体的格局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我们对这个影响做一些观察。第三点我想特别强调一下，怎么看未来的追赶前景，有各种观点，我想侧重的，正好跟刘遵义教授讲的思路有点接近，像从中国的高储蓄，中国投资的回报率比较高，从这样一个角度，我想对中国经济未来的长期增长的前景，做一些探讨。

 

　　我的结论就是，由于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中国的资本回报率相当高，如果我们能够贯彻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使得我们的制度，能够支持高储蓄，变成一个高效的资本，中国今后的追赶，实际上还是有望持续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表；PPT上的表在说明，过去30几年我们分成两段，一个是新世纪以后的十多年，一个是早先的20几年。实际上我们看这两个阶段它追赶的形态和一些指标，有了一些重大的区别。

 

　　首先可以看到，实际的用本币衡量的指标，无论是增长率，人均量的增长率，都是接近的，也就是刚才讲的大概是9%—10%的水平上，所以后期除以前期的指数，一个是1.03，一个是0.89很接近，但是如果用汇率衡量的美元国际货币这样的指标来计算，无论是总量还是增量，还是人均量都有了一个空前的变化。总量和人均量的增长率，基本上是早先20多年的两倍多，增量扩大的幅度是早先20多年的7、8倍，也就是说我们在新世纪一个基本的事实，对增长形态的描述，就是增长的速度有了一个阶段性的变化和提升。并且更重要的是，这个提升我个人觉得是一个超预期的提升，简单的说2005年中国的领导人胡锦涛在一个国际的场合，专门预测了中国未来的增长的美元的衡量的数量水平。他认为到2020年，也就是5、6年以后，中国的GDP的总量用汇率衡量，美元是40000万亿美元，人均量达到3000美元。

　　我们知道今年如果不出意外，中国GDP总量用汇率衡量就会超过10万亿美元，因为去年9.5万亿美元，人均GDP超过7000多美元，大大超过了胡主席的预测，因为胡主席说的这个话代表了官方甚至学界在八年前对这个问题主流的预测，也就说我们这个增长的提速，我描述的这个提速是大大的超出预期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超出预期的变化？我觉得可以从三个层面去理解。简单的一个理解，就是因为我第一章表格里面显示的，这个汇率有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第二点，经济的解释，我觉得是因为可贸易部门，特别是制造业，也是樊纲教授刚才强调的，他的生产率有一个实质性的大幅度的要迁。

　　第三点，中国的改革开放。制度的变革，使得我们整个增长结构有了一个革命性的变化。所以刚才唐市长讲到的深圳案例，我觉得为这样的理解，提供了一个非常显著的，或者说非常有说服力的一个案例。

　　我们只有人民币的汇率，人民币诞生必须汇率有了这样一个变化的轨迹。改革开放以后，最初的20多年，10几年，人民币汇率实际上是持续的贬值。大概从1.6贬值到2.3然后有一个汇率的基本平稳，2005年有一个升值。我觉得新世纪以后人民币汇率的奇稳，以及升值趋势的展开，是构成了我刚才讲的，中国经济增速提速的一个直接的解释。

　　为什么人民币汇率要升值？或者奇稳呢？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也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我个人觉得这些意见都有道理，但是我个人也做过一些研究，我个人觉得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角度，开放宏观经济一般规律角度，最重要的最基础的，某种意义上也是必要充分条件，就是可贸易部门的生产率持续的追赶。

　　也就是说你没有可贸易部门的持续追赶，你这个汇率的持续升值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说如果有了这个持续的追赶，你不升值可能会带来开放宏观经济很多的矛盾。很有意思的是，这个是大家关注这个文献可能知道，我专门做的数据。这个数据在显示，早年制造业生产率相对增长速度是很慢的，实际上是在90年代中后期开始持续的追赶，那么他对汇率到新世纪开始发力。我们就问了，为什么生产率会有一个持续的追赶？甚至生产率的追赶在新世纪有了一个巨幅的提升？

　　我觉得从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中国经济的特殊的一些特征表现，刚才樊纲教授介绍的，我觉得可以从三个角度去理解。第一个从制度分析的角度，之所以像深圳这样的地方，从一个小渔村能够发展成现在1000多万人的城市，全世界著名的一系列制度创新企业的城市，一个重要的背景，它不仅是因为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低，而且因为我们通过改革开放，大幅度的降低了制度的成本。

　　我记得2008年也是在深圳大学开中国经济学年会，请周青教授他讲到这样一个观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比较优势是一个必然条件，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持续的降低制度的交易成本，这个要素的比较优势是没法发挥的。

　　第二点，我觉得仍然可以从增长理论一般要素来分析，中国仍然符合高储蓄率，高投资回报，通过高投资有效的高投资，然后改变我们整个社会生产函数的结构，提升它的效率。从而实现我们讲的，可贸易部门制造业劳动力生产的追赶。为什么生产力的追赶会集中在表现在可贸易部门？

　　传统的服务业实际上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他的生产效率的差别，相对来讲跟他人均收入的差别，这个比例是相对比较小的。但是，最突出的显示，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在于可贸易部门生产上不去。

　　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经济要到新世纪以后才体现出来？我觉得这个背后实际上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早年是乡镇企业，他通过把农业的资源，转移到工业和制造业部门，就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那个时候整体的制造业部门，因为乡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对于当时的国有企业，他绝对水平并不高。但是由于他把农业本身原来效率很低的资源利用方式，做了一个实质性的改变。所以他到最后推动了经济增长。

　　第二个问题实际上跟宏观经济有关，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要进行价格改革。我们要把过去抑制的价格让它自由化，让它作为市场经济必要的信号功能发挥作用，所以我们有了一个显著的通胀，这个通胀实际上导致了实际汇率的一个过高的上升。它所以需要一个民意汇率的持续贬值来接受，这两个因素到了90年代以后，慢慢的就不存在了。所以我们真正的开放宏观经济，通过可贸易部门生产率的追赶，推进汇率的升值趋势的持续的展开，这个规律到了新世纪以后，就开始发展出来了。
 
　　中国经济的追赶，实际上我们看到，我们因为是一个巨型经济体，不仅是一个小国经济的增长，同时意味着全球格局的改变。我可以说中国经济新世纪的追赶，应该是在21世纪以来，中国以至于全球范围经济，和政治经济领域最重要的事件，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数据做一个观察。实际上这个追赶从危机前就已经发生了，危机后仍然在持续。我这里边准备的是几组数据，宏观经济的数据。

　　你比较一下，它在危机前中国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跟几个主要的发达国家的经济体作为一个标杆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做一个比较，危机前的6、7年，中国的制造业的增速，比发达国家要快10倍上下，那么危机后的7年，中国的制造业又增长了将近1倍，但发达国家基本上没有什么增长。

　　主要经济体消费增长也有这个特点，尽管要小一点。危机前6、7年，中国总消费增速比主要发达国家要高2、3倍，危机后的7年，比发达国家的累计增幅要高10倍以上。实际上我们的消费整个的增速，也是在快速提升的。主要经济体的资本形成，在危机前6、7年，我们的增速比发达国家高10倍以上，危机后的7年，发达国家基本上是0增长，我们又增长了1倍左右。

　　最后一点，刚才讲的是消费，最后一点GDP的增长，危机前6、7年，中国GDP增速比发达国家高4—8倍，危机后发达国家大概增速不到10%，中国经济的增速增长了近1倍。我刚才讲的实际本币衡量增速的变化，如果是新加坡或者是加蓬这样的小国，这样一个增速的变化，导致了这样一些国家增长比较快，那对全球格局没有什么影响。但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巨型的经济体，审计上中国经济快速追赶，导致了全球格局革命性的变化，我定义了一个指叫“增量贡献比”，什么叫增量贡献比？全球经济增长1万亿美元，中国如果增长了3千亿美元，到最后中国增量贡献的比例是30%，我定义了一个增量贡献比，这个增量贡献比波动会非常大，另外一个增量贡献比如果全球增长是负数，到最后增量贡献比就没法定义，所以我取的是几年的平均指标，这样避免了全球增长负值不好定义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我们用增量贡献比作为一个度量的指标看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化，我们就能清晰的观察到，中国经济对于全球格局的影响。

　　首先看，中国总需求的增量贡献比，也就是GDP的增量贡献比。基本上现在红线显示的数据，去年的数据应该是在38%左右，因为它取了一个趋势，这个变化是上升的，边上是具体的数值，其实也能看到尽管不是38%，但是在30%上下波动。

　　第二个是资本形成，资本形成贡献更大。也就是20世纪时期大概7%，也就是说大概2/3的资本形成是在中国的。

　　第三个我们看一看消费，尽管消费中国相对的增长速度比较慢，相对来讲我们增个消费比率比较低。但是我们的增量贡献比从2001年5.3%，上升到去年的28%，显著超过发达国家，美国、欧元区以及日本。

　　最后一个是大宗商品的贡献，这个是一个更加惊人的一个变化，就是说你看到大宗商品我列了4个，油、铝、铁矿石、铜，最高180左右，最低石油也是80左右。我定义的增量贡献比超过100什么意思？中国如果没有增长，全球的增长应该是负数，也就是说这都是历史的数据，他在衡量中国由于快速的增长，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毫无疑问的已经变成了最重要的全球范围内的，增长贡献。跟最大的美国做比较，中国的贡献增加值2010年，第一次超过美国我觉得这是美国在是一世纪末，19世纪末、20实际初第一次超过英国以后，全球经济体换位的一个标志，只不过当时我们注重的是宏观经济的问题，可能我们对这个传承历史中标志性的变化我们没有注意。资本固定，固定资本形成也是这样的规律，也是2010年左右中国超过的。因为美国把固定资本形成，在今年还是去年，调整成资本形成，所以提高了好几个百分点，要不然会更小一些。

　　第三个是国民储蓄，中国现在看来国民储蓄，可能是中国，或者美国和欧元区加总到一起的总量。最后是中国的GDP，中国的GDP和美国比较。2001年，中国GDP用美元衡量，大概是美国的12%左右。到2008年是31.6%，去年是50.8%。也就是说安全过去的几年，无论是危机前还是危机后，这样一个速度即便把这个速度往下降一个比例，降一个相当大的比例。中国有望在2020年前后，大概成为一个最大的经济体。

　　刚才描述的这些情况，中国经济追赶使得中国成为最大的增量的动力来源，同时这个趋势仍然在强劲的展开，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这个里面有大量的争论，无论国内国外都有这样的观点。大家注意到，美国最近在10月份，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跟另外一个哈佛经济学家，他专门写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基本上就是通过观察100多个国家很多年经济增长的经验，他发展一个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很高，持续一段时间以后，他就要回归到一个全球经济增长的平均值。按照这个规律他预测中国已经高增长了好几十年了，所以中国在今后二十年当中，平均增长大概在3.8%—3.9%，仍然比较高。但是这篇论文他做的非常细致，我们专门深入研究了整篇论文，我觉得他就他本身来讲讲的是有道理的，但是他运用解释或者预测中国经济增速，无非说了一句话。要想继续保持高增长，那是很不容易的。从统计的规律来讲，很少有这样的国家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这样规律的讨论，单用在中国具体一个国家，也有它的局限性。

　　因为第一不能解释，为什么按照他2008年增长报告，仍然有十几个国家在二战以后保持长期增长，并且达到了跟美国经济的缩减，因为中国经济人均GDP只有10%，所以还是要考虑中国本身经济的增长的条件，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来讨论这个问题，很遗憾Summers论文种种原因没有考虑这些，仅仅是政治经济体现局限性来考虑。作为一家之言我们尊重，但是可以从不同角度考虑，这个不同角度还是可以从高储蓄率，如果通过经济改革，推动制度变的更有效率，使得高储蓄变得更多有生产率，高效的资本，中国经济增长仍然能持续。很有意思，这个角度我理解，也是刚才刘遵义教授我们大家看到，他讲到未来增长前景的时候，第一句话也是讲中国高储蓄，为什么都会重视中国高储蓄？其实这个是增长理论发展理论的一个基本的一般的观点。

　　我们回忆一下增长理论和发展理论，从刘易斯一直到张培根教授，以及包括哈罗德、多马、索罗他们的新增长理论，其中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变量就是储蓄。因为储蓄能把它变成高效的资本，资本跟劳动力结合以后，人均资本高，人均资本高了以后必然派生出一些，按照新增长理论，知识的外溢，那就会推动经济持续高增长，因为我觉得这是现实中国经济本身的经验，也是国际比较的经验，也是经济理论的一般的道，只不过这个问题在中国，在短期政策讨论下，我们更多讨论的是中国投资太高，可能带来的一些问题，中国的储蓄太高，甚至我们把它解释成中国外部失衡的问题。这样一些讨论，不说一点道理都没有。但是它短期宏观讨论的分歧思路和结论，无条件的简单的推延到长期的场合，这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我本来叫灯下黑的问题，可能忘记了长期增长和发展机制的一些基本道理。其实为了做这个资本回报率的研究，我专门把经济学术史我刚才讲的这些文献，我没有时间展开讲，我那一次到华中讲过这个问题，当时讲资本回报率，我专门讲了学术史上各种观点，其实学术史你概括十多个几百年大家的观点，我觉得基本结论可以说三个方面。

　　第一个，储蓄投资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不可或缺的一个变量，储蓄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它可持续的增长率是相关的。

　　当然合理的投资率，它是内生于经济发展阶段，也就是说你这个发展阶段里，又有一个特殊的投资，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最优投资。

　　第二个是中国经济，特别是战后经验，刘易斯跟张培根(音译)教授理论提出以后的经验，特别重要的一个结论。就是说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是有条件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制度条件。某种意义上50年代上增长理论是把制度因素抽掉了。增长理论按照樊纲教授刚才讲的，发达国家他的制度是完善的，基本微调。但是发展中国家计划经济、政府管制、计划主导都行，这个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体制和机制的选择，对于储蓄投资效率，和他的可持续性，具有直观重要的作用，超越市场经济单纯依靠国家来投资，难以解决他的高效率。最后一点就是，物质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嵌入式技术进步，实际上具有交叉连带性的。
 
　　所以索罗模型假定它可以区分，那是作为模型理论区分的便利性，实际上我们观察到，我记得我多少年前就到深圳来看比亚迪，我第一次对这个企业有了特别深入的特惠，同样中学生他开手动机床、数控机床，但是最后生产效率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开数控机床的有了一个几十倍以上的效率，他一定是需要人力资本的，需要物质投资，还需要供应链的配套。然后再需要培训，再需要工人的能力。所以我觉得，把这些问题考虑起来，我觉得可以对中国未来增长的前景，从一个标准的经济学分析的角度，做一些分析。中国有一个很高储备率，仍然有一个相对很高的资本回报率。如果我们通过深化改革，包括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完善我们的市场经济制度，我们能够把海量的资本储蓄，变成一个高效的资本，那我们就有可能激活这个企业创新的能力，并且推动技术和产业继续的进步，从而推动中国追赶，能够持续的进一步的延续。

　　后面我们就讲一些数据，投资回报率包括资本回报率的数据，把这个观点做一个阐述。

　　首先我们看刚才刘遵义教授讲到的这个问题，中国的储蓄率仍然远远高于美国，我觉得发达国家，今天不是讨论发达国家的经济，我认为要讨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我为什么不是很看好美国，我认为他的储蓄率太低，他的储蓄率大概现在是18%左右，按照资本产出率是3倍的资本产出率。意味着他整个投资增长率，毛增长率只有6%，他的折旧大概只有5%—6%，也就是说他整个资本存量没有增长。如果资本存量没有增长，一个经济能够持续的高增长，这个好像是不符合广泛的国际经验，也不符合新增长理论强调的，通过投资，实现知识外溢，实现人力资本得到提升。那他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我认为跟全球化的环境，跟中国恰恰有很高的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动力，是有关系的。

　　在一个开放性的，全球化的市场背景下，一个经济能不能具有一个很相当规模的，所谓自主的，可自生的投资能力，本身是受竞争规律约束的，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很幸运，中国总体的资本回报率，仍然是很高的。可以用两种方法计算，一个是宏观的方法计算，一个是用收入法GDP营业盈余，再加上资本的估计，大概折旧来计算，生产税的扣减这样的方法来计算。实际上中国整体宏观的方法计算的回报率，尽管有所下降，但仍然在11%、10%以上的水平，远远高于我们的外汇储备到国外投资，用本币衡量大概0收益的格局，从这个角度来看，开放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资源配置还有很大改进的途径。

　　第二点，从部门的分析角度，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刚才樊纲教授也介绍到了，我们的制造业还需要发展，同等制造业还需要延伸，空间延伸和品质的提高。这个离不开资本回报率。中国的工业资本回报率，尽管在过去几年经济，因为它顺周期，所以有回缓的变化，但仍然是相对比较高的，中国的权益资本回报率17.5%，中国的资产回报率，仍然是7.4%，特别重要的是。你看不同的经济性质企业的回报率，完全不一样的。民营企业的资本回报率，远远高于国有企业，这显示中国通过改革开放，通过鼓励竞争，通过国有企业的改革，我们进一步的提升资本的回报率，仍然有巨大的潜力和空间。

　　另外再看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工业资本的回报率跟美国、日本比较，我前几年写过一篇论文讲到，中国资本回报率超日赶美，现在依然是这个专题，但个讲的是平均的资本回报率。如果把民营资本回报率跟它比，那中国资本回报率有好多。

　　但我还想讲的是，光讲资本回报率还不够，中国工业部门的就业在过去十多年中，增加了一亿多，而美国就业总得来讲持续的减少，他是在不断的通过外包，把他回报率低的部门甩到国外去，维持了一个比较高的资本回报，中国是在快速的就业扩大的过程中，保持了一个很高的资本回报率，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经济含义。包括上市公司和银行资本回报率都很高的，从增长理论也好，发展理论也好，一般理论原理和国际经验，我觉得中国资本回报率仍然很高，通过合理的投资，变成有效的资本。

　　我顺便说一下，我觉得中国可以说缺资金，但是仍然缺资本，我觉得中国我们输出的不是资本，我们输出的是储蓄、资金。那恰恰说明了，我们完全有可能通过改革，提升效率，把我们的储蓄变成有效的资本，跟我们的不可贸易的要素结合，我们推动中国的持续。但是我刚才讲的，从理论上来说，发展经济理论来看，战后发展经济理论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或者说一个共识性的看法，就是说要把储蓄变成资本，制度是重要的。不是说制度是无关的。选择什么制度呢？中国的改革开放经验告诉我们，要选择一个市场化的制度。中国在这一方面，确实面临巨大的挑战，无论三中全会决定，还是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析了九大阶段性特征，部署了五大任务。最后强调改革开放，要加快推进改革和开放，分段论述改革和开放，我认为跟我的论述是一致的，从我的论述至少要加快三方面改革。

　　第一、加快金融体系改革；

　　第二、充分重视和发挥企业、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激活他的创新能力。

　　刚才市长讲到深圳这种地方市场化程度高的，我十多年回到深圳一个突出感觉，很多著名国际品牌能看到标志，TCL、腾讯，鼓励这样地区的企业家发挥作用。

　　第三、需要认真的应对环保的压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了一句重话，我们现在资源承载的压力，已经达到或者接近上限，我认为这个话是对的。包括应对，我觉得收入分配不公，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差距过大这方面的问题，从而提供可持续的，有效投资的保障。这三方面具体的观点，因为时间快到了，我就不展开了。

　　我觉得金融改革至少包括三方面；

　　1、要素价格改革；

　　2、准入改革；

　　3、资本市场改革；

　　怎么利用资本市场短期繁荣推动市场化改革，避免最好的企业家创造的最好的企业，我们需要到美国上市，而美国买我们这些企业的钱某种意义上是我们借给他的钱，我们需要改变这种状态，推进中国储蓄变投资的变化，第二点要激活企业家的能力，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事情。

　　1、依法治国，提供一视同仁的产权保护。我注意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非常不同寻常，不仅讲短期问题，实际上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面临9方面的趋势性的阶段性的变化。有两方面特别强调，要保护产权，要鼓励竞争。我认为这个是抓住了中国经济深化改革的关键，我个人研究宏调史，我觉得宏观调控的政策，市场化、科学化，避免过渡的产业化，利用宏观调控政策打压民营企业，我觉得是下一步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2、环境保护压力和收入分配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收入分配一方面分配不公，第二分配差距过大，我觉得分配差距过大要应对，要采取社会政策托底的政策应对，我非常同意刚才樊纲教授讲的，不能过渡的扩大福利标准，陷入福利陷阱。但是我们要做一个托底社会福利的建设。第二方面我觉得大量分配的问题是不公的，我们正在查处大量的贪腐案件，这说明什么？我们全力介入经济程度，尽管35年改革仍然过于大，仍然过于不够规范，导致了大量的贪腐，而官方的贪腐跟企业的行为往往纠缠到一块，导致分配不公，这就需要依法治国，争执贪腐，政府改革。

　　最后一点环境的问题，中国传统的环境压力，已经是非常严重了，现在又出现了PM2.5这样一些雾霾，微颗粒物的压力，我觉得这个确实可能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包括严控排放，包括转移产能，包括条件需求，多方面措施来应对。

　　总体来讲，我的结论是，中国新世纪十年的高速增长，它用美元衡量的一系列指标显示，追赶的速度有了一个历史性的提升。由于中国是超大型的巨型的经济体，所以中国经济追赶速度的提升，实际上它是以惊人的速度改变了全球政治经济的格局，我们看到世界上重大事件无不跟这个基础有关，中国仍然有很高的储蓄率，仍然有很高的资本回报率，如果我们能够深化改革，保护产权，鼓励竞争，激活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的活力。我相信中国完全有能力，通过把海量储蓄变成高效的资本，来推进中国结构的提升，技术结构、产业结构的提升，来继续叙写或者演绎中国经济追赶的历史的篇章，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