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医疗卫生发展的定位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卫生经济研究小组

    医疗卫生不仅仅是满足人民需求，提高人民健康，它对社会稳定、对经济发展都有很重大的影响。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福格尔教授不久前访问中心时就表示：美国下一个支柱产业是医疗卫生以及与其相关联的行业。中国经济发展也应迎头赶上世界发展潮流。因此，医疗卫生以及与其相关联的生命科学、医药、医疗器材应该成为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对于城市医疗卫生的改革和发展，一方面要致力于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同时也要将医疗卫生的发展作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

(一)、医疗卫生服务是影响城市人力资本竞争的关键因素

人力资本要素是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最重要的要素，也是城市竞争力的关键。对于城市经济的发展，科技创新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科技创新的主力就是知识分子，但是目前这些高级人力资源的健康状况十分堪忧。上海社会科学院公布的知识分子健康调查指出[1]，我国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为58岁，低于全国平均寿命10岁左右；北京中关村地区知识分子平均死亡年龄为53.34岁，比10年前缩短了5.18岁。我国中青年知识分子的死亡率大约超过老年知识分子的两倍之多。这种早亡、猝死的现象在一些脑力密集型的行业中显得更为严重。50岁左右对知识分子来说,是耕耘和收获的黄金时期。一批知识精英在这个时候猝然离世,不仅是个人和家庭的损失,更是社会和国家的损失。随着全社会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和工作年龄的推迟，高级知识分子一般在30岁左右才能够开始工作，创造价值。提高知识分子的健康水平，延长其工作年限对于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柱的城市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医疗服务的发展对于提高一般劳动者的生产率也有重要作用。世界银行专家测算，过去40年，世界经济增长大约8％－10％归因于健康人群；近期哈佛大学研究，大约30%－40%的亚洲经济奇迹，源于健康人群。世界银行前行长詹米逊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时，比较中国和印度成年人生存率，发现印度劳动力人口死亡率比中国高出16%。如果今天的中国劳动力人口按照印度的成年人死亡率，则中国经济发展应该比目前低15%－20%。Schultz 和Tansel 曾以不同国家的资料为样本,采用数学模型的方法计量健康不良对劳动生产力的影响,结果发现,在科特底瓦,工人健康不良时比健康状况良好时的生产力要下降10 %。在加纳,这一数字为11. 7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突飞猛进,20 世纪早期美国南部的腾飞和日本的快速发展,20 世纪50 年代和60 年代开始的南欧和东亚的强劲发展，所有这些都是以公共卫生、疾病控制和改善营养状况等方面的重大突破为后盾的。一项典型的统计估算表明,出生预期寿命每提高10 % ,经济的年增长率就会提高0.3到0.4 个百分点,而且其它增长因素保持不变。这说明,卫生状况是造成经济增长率差距的重要原因。[2]不难看出，健康、高素质的劳动人口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有卫生经济学专家研究了疾病、损伤对我国劳动生产力的影响，以及病伤导致的经济损失，目前全国15－55岁劳动力人口，每年累计患病202亿天，人均28天，每年累计休工47亿天，人均6.5天。1993年，我国居民因疾病、伤残、早死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8%，1998年为8.2%。而1993年，我国居民因疾病引起的医疗资源消耗（包括诊断、治疗和康复所消耗的直接、间接费用），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5%，1998年为6.4%。[3]

 

(二)、医疗卫生服务也是影响金融和投资环境的重要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国内各大城市的金融中心定位指数进行计算，影响金融中心定位的10大因素包括金融资本数量、科技竞争优势、科技产业发展、航空基础设施、国际金融产业聚集、经济区位便利度、生活环境优势、国内金融产业聚集、金融业人才规模、法制健全程度指数。而医疗卫生服务质量是评价城市生活环境的关键指标。

城市生活环境是影响城市投资环境的重要因素。由中国经济时报、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和中国外资网联合进行了关于“北京上海投资环境”的调查。在包括宏观经济环境、企业经营环境、政府服务及生活环境4大类36个问题中，在企业经营环境中“科技人才资源丰富”、“总体教育水平”、“非技术型劳动力资源成本低、易获得”和生活环境中的“社会公德水平”4个问题上北京比上海有优势；其它三个问题两个城市不相上下；北京在生活环境、政府服务和宏观环境类的其它29个问题都落后于上海[4]。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报告[5]，截至２００２年底，上海利用ＦＤＩ项目数占全国总数的６．５％，合同外资额比例为１０％，实际利用金额比例为８．４％；与之相比，北京的相应比例分别是４．３％、４．４％和４％，显然，上海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大于北京。全国最早的１０家基金管理公司，曾有８家将总部选择在北京，但却都相继迁到了上海和深圳，如今北京只剩下了一家。２００１年，还出现了四大基金管理公司集体搬离北京的现象。目前，工行票据部、中行数据信息中心、建行信用卡部、华夏银行信用卡部也都已经搬迁到上海。截止到2003年7月底，被商务部认定的在北京设立地区总部跨国公司为24家，而上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数量达到41家。

威玛莱拉丹尼2000年曾对北京的500家外资企业进行了调查，研究了外商对北京投资环境的评价[6]。在生活服务条件的诸指针中，外商对于购物和社会治安的评分为3.85和3.70（满分为5），但是对医疗服务的评分一般，为3.04。位列邮电，供电，供水，消防，购物，治安之后，仅高于交通和环保。中高级的金融和商务人员对于医疗服务设施着很高的要求标准。他们一般时间成本极高，工作压力巨大，因而需要便利，快捷，全面的医疗服务。然而，北京市的医疗服务现状很难为这部分人群提供其所需要的服务。北京医院协会主办的医院现代化论坛曾经报道“德国商会的施瓦茨先生一直生活在北京，但是如果有病的话，他宁愿自己去买药吃也不愿意去北京的医院。一位德国留学回国的医院建筑设计师说，他的外籍夫人认为北京什么都很现代化，生活很舒适，但是一提到医院就害怕[7]。”

以上所列的一些现象说明作为金融和投资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确实能够影响到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

 

(三)、巩固和发展医疗卫生服务应当成为城市建设和城市定位的重要内容

现代城市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高水平研究机构，城市群体健康水平的提高离不开医学中心的统筹规划和高效运作。根据周均安等人的考察报告显示[8]，建设医学中心不仅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拉动作用，其本身还是城市综合实力的体现。由于医学研究具有资金投入高、人才要求高、综合性强的特点，因而成为医学中心是一个城市各方面综合实力的最好体现。医学中心提供的高水平医疗服务、医学研究成果及其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是一个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圣路易斯市华盛顿医学中心的科研与医疗每年为该市带来23亿美元的收入和1.5万就业职位，其供职能力在该市位列第二。另外，医疗服务对于旅馆，餐饮，交通等行业的也有明显的带动作用。巩固和发展医疗卫生服务中心的地位应当明确成为北京市城市建设和城市定位的重要内容。

 

我国拥有庞大的优秀医务人员和科研人员、广阔的市场空间，我国的医疗卫生，尤其是城市医疗卫生，将来不仅仅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还要着眼于国际市场，吸引欧美、东南亚患者。就我国目前的医疗资源、医疗成本，收益会很大。现在欧美的患者已开始去印度就医，加上其他交通和旅行费用，他们认为去印度就医仍然便宜。政府应将医疗改革放在整个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设计方案。

 

 

注1：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卫生经济研究小组，该小组由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部分对卫生经济学感兴趣的博士生和硕士生组成，李玲教授为指导教师。

注2：文章发表于《卫生产业杂志》

[1] http://biz.163.com/special/a/ailixinlaozong.html

[2] 《我国公共卫生支出的发展效应分析》，孙菊，《中国软科学》，2003 年第11 期。　

[3]    前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在中共中央党校作《坚持“两为”方针，促进卫生改革与发展》的报告
[4] “北京与上海的差距在哪里？”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4-04/07/content_1405471.htm，2004年4月7日

[5]“北京上海吸引外资角力 外资会选择谁?”，《 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4月7日。

[6]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投资环境”，《中华儿女杂志》，2000年。

[7] 北京医院协会主办的医院现代化论坛，http://www.bha.org.cn/forum/。

[8] “美国医学中心见闻及其对筹建深圳市医学中心的启示”， 周均安等，《中国医院管理》， 2001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