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是用来做有效投资。

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存在一个“李嘉图等价”问题，即现在政府的支出增加，创造就业，家庭的收入虽然增加，但预期未来政府的税收要增加，因此要未雨绸缪增加储蓄来应对。这种状况之下，传统的凯恩斯主义会造成政府的赤字增加，老百姓的储蓄增加，结果社会总需求不增加，只不过就是政府的债务不断增加。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原因。

但重要的是问题的实质是什么，我们能不能给凯恩斯主义做一些改进。


“超越凯恩斯主义”

“超越凯恩斯主义”最早是我2009年2月份到美国彼德森国际经济政策研究所做演讲时公开提出的，我说的“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是用来做有效投资。所谓有效投资，比如说对经济增长当中的瓶颈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短期会创造就业，消费需求会增加，基础设施建成以后生产力水平提高，经济增长率也增加，政府的税收也就增加，那就可以用未来政府税收的增加来偿还现在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

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什么时候推行最好？经济危机的时候。如果经济情况好的时候投资，会造成过热，通货膨胀率升高。另外，经济危机时基础设施的投资成本也比较低，一举多得。

这种改革有两个内涵，一个是必须超越凯恩斯主义增加消费的失业救济，同时，投资必须改成提高生产率水平的投资；第二，这种投资应该找好的项目，基础设施的瓶颈更多存在于发展中国家。

根据我对基础设施投资的研究，发展中国家每投资100块钱，要进口70块，当中35块是来自发达国家的资本。金融危机后，如果对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处于瓶颈状况的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发达国家的需求将会增大，出口也会增加，它们就可能进行结构性改革，度过危机。
发展中国家如何取得成功

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能不能有足够高的回报，还决定于他们能否高速增长。因为基础设施项目的回报，取决于其使用的密度有多高。

发展中国家有没有可能高速增长，这个问题实际上令人悲观。从二战到2008年，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再变成高收入的只有两个经济体，一是韩国，一是中国台湾；从中等变成高收入的只有13个经济体，当中有8个是欧洲国家，本来差距就不大。

这代表着全世界两百多个发展中经济体，有将近180个经济体从二战到现在，一直陷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里，真正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少之又少。

一个经济体在一个时点的经济结构是由当时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决定的。要素禀赋指的是一个经济体在某一时点所拥有的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数量。不同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不一样。高收入国家一定是技术很密集、资本很密集，因为它资本很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发展中国家相对丰富的是劳动力和资源，因此有竞争力的产业和技术必然是劳动力比较密集、资源比较密集的产业。

不同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要素的相对价格，也就决定了该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去发展经济，投资回报率就会最高，资本积累速度非常快，使产业可以升级，技术可以创新。

一个国家按照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的前提，是必须有一个价格信号，能够灵敏地反映一个国家资本、劳动的相对丰富程度。而只有市场经济才能给企业一个准确的价格信号。
为什么大部分政府干预失败

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必须有先行者，有愿意先吃螃蟹的人，他要面临比后来者更大的风险和失败的可能，必须给他提供经济学讲的外部性补偿。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还需要基础设施、法治环境、金融环境不断跟它相应完善，这不是任何单位可以做的，必须由政府去协调，因势利导。经济发展好的国家都是这样。

政府要因势利导，用产业政策我觉得是必要的。因为不同的产业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等不完全一样，政府的支持力度有限，用产业政策来选准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然后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快速地把潜在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

但主要的问题是过去大部分的产业政策太冒进，导致的结果是即使政府花好多钱把这个产业建立起来，要素生产成本还是太高，没有比较优势。

从历史经验来看，成功的国家产业政策通常都选择针对那些目前人均发展水平比自己稍微高一点的国家的市场，比如人均收入是你的一两倍，而且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好，资本积累非常快，其工资水平上涨之后，现在的产业会逐渐失掉比较优势，如果你的发展跟它差距不大的话，它的夕阳产业正好就是你的朝阳产业。进入这些产业，就具有了比较优势。像1960年代之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从日本转移到亚洲四小龙，20年后再转移到中国大陆，都是利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

所以超越凯恩斯主义如果配合新结构经济学，可为发达国家找到出路，可以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实现现代化，这是多赢的。

（本文为南方周末记者冯禹丁据林毅夫在《财经》奖学金课程中的讲演内容整理而成，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