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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对经济增速下滑的政策工具储备较多，坚持稳增长与防风险双重导向政策立场，经济增速可以接近7.5%。

财新记者 张环宇

对中国经济减速的担忧持续至今。在经济下行过程中，结构转型遭遇更多掣肘。此时，政府期望的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多重目标能否兼顾？政策措施着力点何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认为，如果把政策预期建立在宏观增速困难会迫使决策层出台大规模刺激政策基础上，则可能是一个对预期者而言风险很高的预期。

卢锋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提出，中国应对经济增速下滑的政策工具储备较多，坚持稳增长与防风险双重导向政策立场，经济增速可以接近7.5%。

财新记者：改革多是慢性药，其功效及红利均在长远，当政策对当前的正面影响不明甚至略有抑制的时刻，政府能否忍受？

卢锋：当下经济增速仍处于较低位盘整状态，季度增长总体维持在7.5%上下水平，这可能比经济学家推测的经济潜在增长速度略微低些。需要考虑目前经济增速偏弱的根源是什么，我觉得主要不是由于目前宏观政策过于紧缩。客观而言，宏观政策总体看来属于中性偏温和。比如今年货币增速的目标定在13%，但在“钱荒”之前M2和信贷增速达到15%到16%。年初财政预算赤字也有所增长，考虑目前税收增速较快下降，从一个角度宏观内嵌式自动逆周期调节机制发生作用，回头预算结算赤字可能还要大一些。宏调政策确实没有像过去曾经发生得那样大手刺激，但是政策本身不能说特别紧。

在目前中性温和的宏调政策下，经济增速在合理区间低位运行，重要原因在于目前国民经济正在消化调节过去一段时期积累和遗留的一些杠杆率偏高和风险因素。在调整过程中，一方面会对经济增速产生短期抑制作用，另一方面也会出现货币信贷增长速度与实体经济增长速度数量关系变化情况。针对这一形势，用稳健货币金融政策逐步化解遗留杠杆化偏高风险因素，同时多方采用提振总需求的稳增长政策是正确的，这个稳增长与防风险双重导向政策是务实与合理的。这个政策有助于为更好发挥市场机制调结构提供一个合理稳健的宏观金融环境，并为重回内生可持续较快增长奠定基础。

当下经济确实处于经济增速低位盘整状况，需要适时采用短期稳增长政策措施。长期改革政策有的也具有短期提振经济效果，也可以考虑加快推出。例如民营企业投资限制问题，上届政府出台了两个非公36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实际改革措施难以落地。决策层与相关部门如能下大决心，大大阔斧推进相关改革，显然有助于提振民营企业在早先准入管制比较严格部门和行业投资积极性，因而也可能具有某种短期稳增长效果。税收改革是长期政策，然而一些减税措施如能加快推进，也可能在较短时期对总需求增长发挥积极作用。

财新记者：政府对经济增长设定了7%的底线，你如何看待这一增长底线？

卢锋：决策层由此表达稳增长目标重要性，并通过量化指标更好向市场和社会传达宏观政策意图。下限与底线表述，也显示高层清醒意识到盘活存量、治理风险难免会与经济增速存在短期制约关系。其实今年虽然经历政府交接，宏调政策一直重视稳增长目标。鉴于2季度经济增速不如预期，政府更是比较密集出台多方面稳增长措施，包括棚户区改造，推动电信投资鼓励信息消费，金融十条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进一步提出指导和要求等等。中国经济现状与主要发达经济体，应对经济增速下滑的政策工具储备较多。继续坚持目前稳增长与防风险双重导向政策立场，不出特别意外的话今年经济增速完全有可能接近7.5%。

宏观经济规律与国内外经验教训都告诉我们，经济过度扩张带来的失衡因素终归需要调整，无非是主动调整还是被动调整，调整过程中难免要付出一些代价。观察上一届政府后期政策演变情况，高层实际上也在实践中加深了对这一宏观规律重要性的认识，表现在稳增长措施方面比早先较为克制和谨慎。新政府继续实施稳增长与防风险方针，意在进一步强调宏观财金纪律，引入必要合理的硬化预算约束，这对于搞对方方面面政策预期，使得市场经济运行与宏观经济规律要求相一致，显然是必要与合理的。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经济增速即使短期放慢也仍是利大于弊。当然在实施双重导向调节政策时，也应重视避免出手过重和经济大起大落，下限和底线最新信号，显示决策层操作政策层面极为审慎以力求稳健。

财新记者：市场对于经济潜在增长率的看法分歧也比较明显，你的观点是什么？

卢锋：一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一般概念上能够比较清晰地给出定义。对较长历史时期潜在增长率，也能比较靠谱地根据实际增速表现与增长结构事实加以分析估测。然而要确定当下或推测未来潜在增长率，学者之间可能会发生较大分歧。由于我国人口构成与劳动力市场正在经历结构性变化，这方面差异可能更大一些。

我个人觉得，潜在增长率概念对思考一段时期正常情况下合理经济走势具有借鉴意义，但是对评估特定合理增长目标如何处理0.5个百分点这样较小量级差异问题时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在大方向上，是要把制度改好，价格搞对，宏观政策既不要放水，也避免过度紧缩，然后让市场去决定合意经济增长率水平。

财新记者：一旦经济出现大幅下滑，政府是否存在施救的空间？这与当下调结构的目标是否存在冲突？

卢锋：在我看来，除非发生现在难以想象的情况，中国应该不会再出现大规模刺激政策。我想市场利益相关方可能也大都有类似预期。反之，如果把政策预期建立在宏观增速困难会迫使决策层出台大规模刺激政策基础上，则可能是一个对预期者而言风险很高的预期。当然，万一经济增速下降到可承受底线以下，政府仍然有很多正常调节手段加以应对。货币政策方面，我们存准率仍高达20%，随着宏观形势逐步演变，总有一天要逐步降下来。公开市场操作投放货币甚至调节利率都是常识性选项。这一点中国与美国情况很不一样：美国调节宏观经济只剩下量化宽松一个工具。现在美国经济出现一些亮点，但是是否真有那么好？如果量化宽松就能真得给危机解套，那么发展还是什么硬道理？我对此存疑。但是美国调节宏观经济的政策空间逼仄是客观事实。如真到万不得已，我国财政扩大支出也还有空间。前几天我们举办34次季度报告会，宋国青教授强调机关团体存款大幅飙升。我也看过有关数据，目前机关团体存款增加到14.6万亿元，都是地方政府和事业单位等于财政体制内分配的资源，过去4-5年增加了6-7倍。这些政府或准政府控制的货币存量，如能通过适当方法有效盘活，也能对稳增长发挥作用。我在十年宏调专栏讨论和批评过产业政策宏调化现象，但是在过渡阶段特殊形势下产业政策仍有可能发挥稳增长作用。

财新记者：在经济增速回落的过程中，如钢贸行业以及其他行业的潜在风险也会逐渐显露，你是否对此存在忧虑？

卢锋：我国钢贸业本来是一个草根创业成功案例。例如福建某地农民工群体转型为企业家，在为钢铁业发展做贡献同时，也使自身得到发展，背后有很多精彩的故事。但是2006年到2007年货币过度扩张和资产价格泡沫化时期，不少钢贸商开始利用钢铁仓单重复质押融资便利，从银行带来大量额外资金投资高风险泡沫化资产套利。2007-2008年上半年宏观紧缩时期，这些行业过度投机冒险企业家已经面临第一次调整压力。但是不料想刺激经济政策推出后，在货币信贷天量扩张背景下，有关部门鼓励银行银企合作、银地合作，银行相互竞争贷款，钢贸商人不仅立马摆脱了去杠杆化的困扰，反而摇身一变为银行追捧的对象。于是一些钢贸商借助融资便利和2009-2010年新的资产价格飙升环境，开始新一轮更危险的扩张投资便利。2011年底，我曾有机会看过这个行业，当时已经面临严峻调整难题。去年又出现行业协会致商业银行公开信，显示行业资金链面临断裂危险。虽然银行暂时退一步妥协，但是问题并未解决。光伏行业扩张也有类似特点，今年五月有机会考察这一行业，其实在2008年上半年调整压力就很明显，但是刺激政策实施后，光伏业又被列为新兴行业给以进一步政策鼓励，客观上使得这个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加剧，个别龙头企业也面临难以为继困境。房地产价格调整过程也是因为刺激政策后暂时中断。

刺激政策确实在应对外部危机冲击方面取得重大积极成效，不过我们也需要认识由此派生的高风险高杠杆累积因素需要加以调整，并且也完全有可能在稳增长前提下给以必要和适当调整。要在一个稳健货币和金融环境下，通过市场经济重组机制化解个别行业产能过剩压力，避免地方政府干预妨碍这一调整机制发挥作用。同时要对资产价格泡沫化因素进行必要调整，并且要对早先利用资产价格飙升过度冒险扩张套利的投资方适当承担损失。但是上述事例毕竟是个别或少数行业情况，绝大部分银行和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风险因素处于可控状态，积极审慎调整风险也在可控范围。

财新记者：政府在金融创新和金融改革方面进行了很多尝试，包括温州金改等，但迄今为止，小微和民企融资困境似乎并未明显改善，在此方面，政府还应做哪些尝试？

卢锋：温州金改方向是对的。不过当时推出匆忙，系统设计考虑不够，指望它改变小微和民企融资难显然不够现实。小微和民企融资难是发展中国家普遍现象，就我国体制和政策环境而言，客观上加剧这方面困难的最重要因素，是我国银行和金融机构部门准入管制太严，同时利率管制没有完全放开，信贷市场竞争不足。虽然十年前学界和社会对银行准入放松管制就呼声很高，这方面改革举措推进迟缓。在大银行主导小银行不足、利率行政管制的金融生态环境下，对小微企业和民企融资歧视是常态经济现象。

应对这方面问题要标本兼治。在现有体制和政策格局尚未根本改变前提下，主管部门通过各种政策方针表述和窗口指导，指导和督促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和民企贷款力度是必要的。例如最近金融十条文件重申对小微企业贷款增速和增量“两个不低于”要求，就是这类措施的具体内容。但是要根本缓解这方面问题仍要深化改革，放宽金融行业的准入门槛，让更多的小银行去为小微企业贷款；放宽在利率和经营方面的过多管制，增加金融机构竞争程度；同时银监部门要真正负起资产负债表监管责任，加强对金融机构经营风险的监管。这样才有望出现地区性小银行服务地方性小企业局面。到地方调研考察，能看到有的地方银行和金融机构风控意识和机制相当不错，为当地小微企业客户服务到位，在体制改革到位基础上，总结基层好经验，加强部门指导和监管，才能破解小微民企贷款难的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