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新世纪》

十年前问题初起时我们准备不足，如果说汇改迟缓有代价，也只能看作是为开放发展必修课所付的学费。

 

时间是真相的显影剂。回望十年，一些事看得更清楚。

汇改为何特别难？利益影响显然要紧。低估汇率类似于给出口部门提供补贴，出口企业不乐意升值在情理之中。出口依存度较高的地区，官员担心升值影响当地经济增速。有关领导看重贸易与外资增长，担心升值妨碍达标。高层决断前，相关利益牵制作用就更明显。

就思维方式而言，允许汇率这个基本价格变量发挥更大作用也有特殊困难。发挥价格机制作用需超越转型期“价格不管用”的心态制约。在面临汇率升值这类全新的涉外议题时，零和游戏的思维方式仍会有影响。转型环境下推进改革，涉及价格机制调节，或关乎内外关系调节，都会各有困难。汇改要“毕其功于一役”，自然难上加难。

回头看有机会讨论一个“反事实推论”问题：如果当年汇改升值早一点，力度大一点，情况又如何？对此难免仁智互见。从常识分析与后续经济表现看，结果大体应是：经济增速慢一点，民工紧缺缓一点；外汇储备少一点，买进价格低一点；货币增幅小一点，资产泡沫轻一点。审慎几近保守、渐进略显迟缓的汇改策略，好处主要是外需较快扩张经济增速好看，加工贸易就业岗位增加更多。权衡比较，当初加快汇改或许是更为合理与实惠的选择。

其中的关键是如何更早地形成科学的认知与决断。这需要学界讨论开放宏观经济与政策时更具科学精神与实证取向，需要媒体讨论开放问题时更具理性意识与平常心，也需要决策层在开放领域敢于直面短期压力更好决断。十年前问题初起时我们准备不足，如果说汇改迟缓有代价，也只能看作是为开放发展必修课所付的学费。

从这个角度看，最早在实证分析基础上明确阐述升值论的学者，对其贡献应记上一笔。笔者所见文献，在当年近乎一边倒的舆情下，也有少数学者支持升值。如社科院余永定教授与北京大学宋国青教授，同时于2003年9月发表论文或完成专题报告阐述升值论。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两位著述在十年前所达的认知，可谓双峰并立、卓尔不群。

余永定题为“消除人民币升值恐惧症，实现向经济平衡发展的过渡”论文，是新时期国内学者较早发表升值论的主要代表作之一。论文系统梳理当时流行的“害怕人民币升值的各种理由”以及“各种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对策”，又用实证方法条分缕析，指出这些“理由”与“对策”大都不能成立或难以奏效。在外汇储备问题上，该文说明即便用包括短期资本流动的严格标准，当时储备都已过合理规模，无需担心适当升值减少顺差。

论文标题就鲜明支持升值。余永定认为中国本就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如果人民币面临升值的压力，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应该让人民币升值”。同时“中央银行酌情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他还提出扩大浮动区间的汇改建议：先“允许上浮或下浮1个百分点或至多不超过3个百分点。随着经验的增加，我们可以使浮动幅度进一步扩大，如使浮动幅度围绕中心值上下浮动10%-15%”。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2003年6月研究“走出通货紧缩与人民币汇率”课题，2003年9月宋国青执笔完成同名主报告。报告认为随总需求快速回升，亟须调整早先的宏观政策。由于外贸外资规模扩大，利用汇率杠杆调节内外关系更显重要。为此，报告分析国民经济短期与长期、内需与外需、增长与福利等关系，阐述包括真实利率周期决定宏观周期，资本金、利润、存货与短期宏观波动关系等重要观点。报告开头强调新时期汇率的重要性提升，结尾以汇率政策调整为中心的政策建议收笔，汇率是贯穿全文的主线之一。

报告对汇率低估背景下几组损益关系的分析尤为精彩：包括贸易顺差增长与边际出口成本飙升的损益关系；吸引外资提供资本金与压抑国内信贷投资的损益关系；增持外汇储备与国内投资真实回报的损益关系。不仅视角独特，而且通过估测相关指标提供定量结果。该报告不仅是人民币早期升值论的扛鼎之作，也是中国新时期开放宏观经济研究最重要成果之一。

重读二文仍感叹良多。余永定论文对试图通过放松资本管制来替代汇率升值思路的评论，目前仍有现实意义。宋国青报告全面阐述汇率升值10%及配套政策建议，然而考虑各方接受困难，报告又提供“另一种折中建议”，并耐人寻味地把“折中建议”看作“是一种预测”。后来的宏观形势发展，在大致格局上正是这个“预测”要点的逐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