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新世纪》

 

从转型经济的规律性角度看，市场化改革导致实际汇率初期贬值，随后可贸易品比重上升会推动实际汇率升值。

 

上周专栏谈到，中国经济追赶时代的人民币汇率演变大势，或许采取“三段式”展开。三段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前期贬值与后来升值即“先贬后升”这两段。

改革开放后，计划体制下表面“稳中有升”的人民币汇率，抵挡不住外部竞争冲击，最初15年持续大幅贬值早已是人所共知。要较早地认识人民币汇率的大趋势，其难点在于，在持续贬值已成常态的背景下，前瞻性地把握人民币会有趋势性升值的未来。

笔者多年前涉猎汇率问题，曾系统阅读关于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文献，包括央行行长周小川博士上世纪90年代初的多种相关著述。周小川较早对中国“走向开放型经济”的重大问题进行系统梳理研究，人民币汇率分析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尤其难得的是，凭借对当时开放经济前沿现实的了解与国际经验稔熟，周小川在1993年与谢平博士等人合著的《走向人民币可兑换》一书中，就提出人民币会先贬后升的观点。

当年周小川大体从三个层面提出推测。从转型经济的规律性角度看，他认为市场化改革导致实际汇率初期贬值，随后，可贸易品比重上升会推动实际汇率升值。从东亚经济体的相关经验看，他认为日本与台湾经济高速增长时日元、新台币走势及其规律，对展望人民币未来趋势有借鉴意义。

战后，美国驻日占领当局实施“道奇计划”，把日元汇率定到360日元兑换1美元这一较为低估的水平，有利于日本增加出口和经济增长。后来随日本出口商品档次逐步提升，日元开始面临升值压力。战后台湾经济增长与新台币的汇率变动也表现出类似特点。

尤其重要的是，或许得益于时任外经贸部与体改委领导的工作便利，周小川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考察调研当时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开放型经济的实际表现，发现产业与贸易结构演变的动向将推动汇率由贬转升。利用对开放型经济最新现实演变动向的敏锐感知，作为前瞻人民币汇率未来升值走势的经验依据，是“周小川猜测”最见观察功力与最有认识价值的贡献。

周小川的逻辑大概是这样的：货币逐步升值机遇往往发生在产品档次从低档开始到中档阶段，即国内生产能力绝大多数都能既满足国内市场又满足国际市场的阶段。许多企业接近这一点时，国内货币就开始出现升值倾向。他观察当时的现实情况，“中国制造的产品，大量占领了便宜货市场，很有点像台湾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现象。与此同时，有一部分中档产品已经摆在国际市场货架上了”。这些显然就是人民币汇率将进入升值轨道的先行征兆。

进一步看，为什么当时沿海产业与贸易结构会出现上述令人鼓舞的走势特征？周小川与马建春1993年合著《走向开放型经济》，观察加工贸易、技术进步、生产率提升之间的关系，分析开放环境下通过参与国际竞争以提升竞争力的过程，对问题给出既符合普遍规律又体现中国特色的解答。

书中描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沿海发达地区一些外向型企业技术升级与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他发现，这些加工贸易企业，为保证适应国外消费者偏好、市场变化速度以及达到质量和安全标准，往往要利用发达国家提供的专用设备、模具、专利与技术、培训手段、设计和管理等等。结果初级劳动力的价值贡献率往往只占加工贸易产品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增加值一半左右，即占产品整体价值八分之一或十分之一左右。

他注意到，中国许多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行业也正在发生变化，有的就发生在乡镇企业。一些乡镇企业进口设备数量之多、技术之先进是令人吃惊的。他回忆几年前在青岛等地看到机织工厂技术工艺升级换代的案例。这些工厂利用德国制造的相当复杂的专用设备。许多面向出口的服装厂和制帽厂中，刺绣环节大量采用进口的计算机联机控制或脱机控制的多头绣机，否则不能达到需要的生产率、质量标准和图样变化快速的要求。

一国的本币均衡汇率本质上是由一国经济对外相对竞争力水平决定的，而对外竞争力的基础则由一国的企业部门，特别是可贸易部门企业的相对运营效率决定。周小川当然了解他讨论的案例当时尚属局部甚或个案，然而透过这些案例确可一叶知秋地看到对外开放推动效率提升的具体机制与现实途径。

阅读周小川著述，能感受到字里行间透露出来兴奋与喜悦也就不奇怪了。开放型经济微观效率提升与宏观汇率变动逻辑联系既已建立，辅以东亚经济体汇率演变的既有经验，“周小川猜测”便呼之欲出了。/span>。新世纪初年进入较长期趋势性升值阶段，如能成功完成对发达国经济的追赶，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最终应能大尺度回归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