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06年，即便当时真的发生通缩，也更可能属于良性通缩，无需宏调政策大动干戈专门应对

　　一般印象中，通货紧缩是贬义词。通缩使人联想到需求不振、失业加剧、经济衰退、“债务-通缩螺旋”，等等。治理通缩需政府出手，因而通货紧缩诊断书等于刺激政策邀请信。

　　这些印象虽有道理，却都是针对消极通缩或“坏”通缩而言，历史与现实中还有另一类与生产率进步冲击相联系的“良性”通缩。

　　逻辑上，通缩会有一些大体确定的影响。例如，在特定债务关系的合约期内，发生通缩对债权方有利而对欠债方不利。就企业投资而言，很多合同性支出发生在产品销售之前，其间发生通缩会降低可盈利性。由于名义利率不能低于零，深度通缩会导致实际利率过高从而抑制投资。不过对这些影响的好坏评估，取决于导致或伴随通缩的经济原因与宏观环境差异。

　　总需求收缩派生的通缩较多地有消极通缩的性质。应对总需求收缩，需提振消费和投资，这时通缩抑制负债与投资效应会掣肘反周期调节。周期性衰退也能带来通缩，而资产负债表危机环境下通缩尤其难治理，上世纪30年代前后西方经济萧条是这类通缩的经典案例。美国经济学家费雪教授1933年分析当时债务与通缩的关系时揭示债务-通缩螺旋的风险，说明与严重资产负债表危机相联系的通缩可能发展成恶性通缩。

　　中国经济运行只有在世纪之交时较为接近消极通缩的情况。原因在于当时宏观经济下行周期调整，叠加上两方面与体制转型相联系的存量调整。一是银行部门剥离多年积累的坏账向现代银行体制转轨；二是大范围国企改制重组向现代企业制度转轨。两方面改革从长期看都难以避免，不过客观上会释放收缩效应，导致1998年-1999年比较困难的通缩形势。由独特原因决定，这次通缩是特例而非常态。

　　可见，即便在消极通缩的场合，通缩也不是问题的本源起因，存量调整针对的各种结构性问题才是实质根源所在。中国1998年通缩根植于早先的经济体制弊端。西方20世纪30年代经济萧条与通缩，除当时应对政策有偏外，早先过度的负债失衡与资产泡沫难辞其咎。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监管，避免过度负债与资产泡沫，是防范恶性通缩的要旨。当然，如发生恶性通缩，好比病人患肺炎时需救治一样，政府需适当干预调节。

　　与总需求萎缩造成的消极通缩不同，生产率进步派生的通缩则是良性通缩。用经济学总供求的框架看，生产率进步推动总供给线向右下方较快移动，一般物价由于总供给扩张超过与充分就业相联系的总需求增速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这时经济在较快增长，就业也在扩大，宏观经济总体合意，通缩是经济整体运行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美国乔治亚大学舍尔金教授发表“恳求温和通缩”一文，对指责通缩的几方面理由逐一分析，说明与生产率进步相联系的温和通缩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19世纪后期金本位制度下美欧国家经历的通缩，是近代经济史上“有通缩无萧条 （deflation without depression）”的典型实例。19世纪60年代-80年代全球黄金产量没有显著增长，基础货币扩张受到抑制，然而欧美经济经历繁荣增长。如19世纪末叶美国经济年均增长近4%，消费物价指数下降一半左右，GDP平减指数也大幅下降。2004年美国罗格斯大学博德教授与合作者发表题为“好通缩与坏通缩”论文，研究发现当时通缩主要是由正向供给冲击引起的良性通缩。

　　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经历前所未有的生产率追赶。1978年-2012年间，用实际产出和劳动力总量衡量的广义劳动生产率增长约12倍，年均增长约7.6%。用更适用于开放经济分析的两部门视角观察，作为可贸易部门代表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呈现先慢后快的特点：改革开放最初15年年均增速只有3.5%左右，随后15年跃升到年均12%上下。给定生产率追赶的背景，中国即便发生通缩也应更多类似于19世纪下半叶美国经济崛起时期的良性通缩。

　　由于纸币制度与金本位货币制的约束条件不同，当代中国生产率快速追赶并未像美国19世纪末叶那样经历长期通缩。即便在世纪之交存量改革突破伴随特殊通缩的形势下，中国总需求仍保持7%上下的增长率。做到这一点，当时政府实行拉动内需的政策有积极贡献，深层根源则是得益于生产率追赶时代的客观优势。

　　至于前文提到的2006年初的学界通缩忧思，即便当时真的发生通缩也更可能属于良性通缩，无需宏调政策大动干戈专门应对。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