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于《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3期 出版日期2010年01月11日

要素价格改革比社保改革和人民币升值更重要

黄益平

　　2009年12月底，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金融服务支持重点产业调整振兴和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指导意见》。这一新政策的发布，证实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执行的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开始发生方向性改变。“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新原则表明，产业结构调整将成为2010年金融政策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将真正从保增长转向保质量。

天量放贷后遗症显而易见

　　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能够一枝独秀，主要归功于政府极强的资源动员能力。最为触目惊心的宏观经济政策措施，当数天量信贷。目前估计，2009年，银行新增贷款总额可能达到10万亿元，为年初官方计划额度的近2倍。信贷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甚至超过了财政支出。

　　不过，流动性泛滥可能带来的后遗症也显而易见。银行资产质量已经面临潜在的风险。各个地方融资平台吸纳了大量的银行信贷，但是，这些融资平台既无资产又无收入，凭借政府信誉“空手套白狼”，未来能否按时还贷是个未知数。

　　另一方面，过剩的流动性已经推动了资产泡沫的形成。2009年，房地产价格暴涨的速度，远远超出了经济基本面改善的步伐。普遍的通胀预期也可能给未来宏观经济管理带来新变数。

　　因此，货币政策应该逐步从极度宽松转为适度宽松，似乎早已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尽管中央银行一再重申，宽松货币政策的方向不会很快改变，实质性的政策调整其实已经开始。新增贷款总量从2009年上半年的7.4万亿元锐减到下半年的2.4万亿元左右，调整力度不能说不大。根据最新政策猜测，2010年，新增贷款总量应该不会超过8万亿元；利率、存款准备金和汇率的调整，也仅仅是时间问题。

　　2009年政府“保八”成功以后，经济学界的另一个共识是，政策重点应该由保增长转向调结构。因为只有调结构才能改善增长质量，才能保障长期可持续增长。但是，实施保增长政策以来最大的问题，恰恰是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突出反映在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矛盾进一步恶化。如果短期增长的实现伴随着结构失衡的加剧，就有可能影响未来的增长。

　　对于金融服务如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央行与三会联合发布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具体的做法，其核心就是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有保有压”。优化信贷结构、鼓励金融创新，重点支持产业链中辐射拉动作用强的骨干企业和有竞争力的重点产业中小企业。

　　同时，从银行信贷、发债和资本市场融资等多渠道入手，限制不符合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和国家已经明确产能过剩的行业以及不符合市场准入条件的企业和项目。

　　制定这些政策，是为了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毫无疑问，这一新政策对于明年乃至今后多年的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过，最终能否通过这些政策，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目标，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一个根本性的难题是，决策者寄予极大希望的，仍然是各监管当局管理、干预经济活动的能力。产能过剩问题是年年治理年年有。这不禁令人深思，国家究竟是否是判定产能过剩的最佳机构？限制融资、控制项目等行政手段是不是调整产业结构的最佳途径？

社保、升值奏效吗？

　　其实，调整经济结构已经是弹了多年的政策老调了。2003年新一届政府上台伊始，便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不均衡、低效率，因此难以持续。当时所指出的结构性矛盾包括：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与出口，消费比例过低，大宗商品消费过多，能源及其他资源的利用效率过低，收入分配不公平，环境破坏严重，等等。可惜的是，随后几年里，结构失衡的矛盾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变得越来越严重。这说明，过去调结构的政策或者未对症下药，或者是力度不够。

　　过去几年里，专家们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提出了多种政策建议。其中，最重要有两条，一是完善社会福利体系，二是让人民币升值。经济结构失衡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于消费不足、储蓄过多，这可能是因为居民缺乏经济安全感。完善社会福利体系恰恰是增强居民经济安全感的最重要的途径。与此同时，货币低估导致出口过多、进口不足，从而形成庞大的经常项目顺差。因此，人民币升值似乎是消除外部经济失衡的必由之路。

　　虽然这两条政策建议非常重要，但并不足以根本解决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中国储蓄过高，主要高在企业储蓄，而非居民储蓄，因此，完善社会福利体系对减少储蓄的作用可能有限。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更复杂，从2005年年中到2008年年中，人民币真实有效汇率升了17％，但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例却不降反升。如果想单纯地通过汇率变化来消除外部经济失衡，可能难以奏效。

价格改革要推向所有要素市场

　　要有效地调整经济结构，必须首先找到结构失衡的根源。结构失衡最重要的原因应该在于当前特殊的激励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间的经济政策，简单说来其实就是两个试验：政府在头30年取缔自由市场、实行计划经济，结果极其不理想；因此，后30年重新引入市场机制，更多地让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由此创造了“中国奇迹”。

　　不过，中国的市场化进程还不够彻底。过去30年，产品市场基本都已放开，但要素市场管制仍然很普遍。以资本市场为例，政府对利率和信贷实施颇多干预，汇率及利率均被低估。比如，五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仅仅超过3％，但中国名义GDP的增长潜力超过10％。两者之间超常的差额表明，中国的资本价格太过便宜。

　　资本太便宜，意味着超常的投资激励，投资过度便难以避免。这可能是过去几年政府调整结构的措施成效不显著的重要原因。投资回报如此高，无论是央行微调利率和汇率，银监会干预银行信贷结构，还是发改委调节新项目审批的速度，都难以遏制企业家的投资冲动。更何况，要素价格扭曲的现象非常普遍。根据对劳动力、土地、资本、能源和环境等市场不完全的估计，2008年，要素成本被低估的数额可能超过当年GDP的7％。

　　要素成本低估相当于对生产者、投资者和出口商的变相补贴。它人为地提高生产利润、增加投资回报，甚至改善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这些变相补贴既促成了中国举世罕见的高速增长，也造就了越来越严重的结构性失衡，包括过度投资与过度出口。其实，成就与风险仅仅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已。

　　不难理解，因为要素价格低估，居民作为许多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所获得的收入占GDP的比例却越来越低。居民的收入占比降低，也归咎于中国特定的国有企业体制。国有企业时常依靠垄断地位获取巨额利润，但其产权并不明确，既不向国家缴纳利润，也不向居民转移收入。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经济增长，消费不足就是很自然的现象了。

　　要有效地调整经济结构，必须从改变激励机制入手。为什么多年来难以阻止技术落后、产能过剩和污染严重的产业的发展？答案在于资本太便宜、能源太廉价和环保政策没有真正落实。只要发展这些产业有利可图、投资有暴利，政府的行政手段就很难管得住巨大的投资冲动。

　　要改变激励机制，就必须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由市场来决定要素的价格。这才是解决当前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本之道。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国家正试图推出的资源价格改革的意义十分重大。当然，关键是要将这一改革推向所有的要素市场。国家产业政策只能作为结构调整的辅助性工具。

　　最后，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需要配套改革。比如说，中央及地方政府必须放弃对GDP增长数字的过度追求，否则，补贴生产、投资和出口等行为就不可能得以根除。另外，国有企业截留利润的行为也必须纠正，内部人控制的状况应尽快改变，国有企业的利润应该或上缴国家、或分给百姓。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