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波动,一直有一个怪圈,叫做“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说的是政府的紧缩之手一放开,经济就会充满活力,生产力好像从地缝、墙角里钻出来,然后就会“出问题”,比如“投资膨胀”,“重复建设”,“恶性竞争”,通胀也会跟着起来,引发又一轮收缩,周而复始,循环下去。这一规律早就已经被总结出来,近年来依然适用。
在“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中,砍投资是首要的“收”的措施。居民消费本来就长得不快,而且通胀之下民生本来就是问题;压缩政府消费伤筋动骨,需要政治家的智慧与勇气;出口由国外需求决定,调控起来没那么直接和容易。剩下的就是投资了,而且投资在GDP中的占比大,就像一块肥肥的唐僧肉,看起来好下口。
投资也是GDP中波动最大的一块,繁荣的时候上得快,调控的时候砍得凶。经济上升时往往伴随着投资的快速增加,而且各地竞争,项目争相上马,唯恐比别人落后了。而且,在各地从银行挖贷款的积极努力下,信贷往往也很配合,货币供应快速上升,导致短期内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引发通胀。至少从经济波动的成分看起来,经济周期就是“投资周期”。
投资中很大的一块是基础设施投资,也是政府能够“砍”的重要对象,因为这一块是政府主导的。相对来说,对于非基础设施投资的调控要间接很多。进一步,正因为基建大都是政府主导的,而且存在一些质量、效率问题,在紧缩声音渐起时,受到的批评也更多。批评政府投资是可以的,而且很容易,因为批评企业投资会直面企业的质询:你怎么知道我这个项目不该投?你比我更了解我的企业?何况私营企业家对自己的投资负责的。
其实,对于基建的批评由来已久,绝非近年来的新发明。早在1988年,在4月的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作了《关于物价、教育、社会风气问题》的发言,其中严厉批评基建规模过大,引起能源、交通、原材料、外汇的紧张,引发通货膨胀,建议“在五年之内除能源交通和已经上马的基本建设之外,其他基建投资系统统统停止五年。”还有一个流传的版本,把上述建议简化为“三年不投资”,真假不得而知。
不知道是不是这一番发言起了作用,1989、1990两年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8.7%和4.5%,远低于改革30年以来平均24%的增速,直接导致那两年的经济也很萧条,GDP增速分别只有4.1%和3.8%,远低于30年来的接近10%的平均水平,为改革开放以来之最低,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才走出那一轮萧条。回顾那段紧缩历史,今人不知作何感想。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1988年的基础设施绝对没有过剩,而且极度短缺。今天认为中国基础设施已经足够的人,面对不到发达国家十分之一的收入水平,平均不到三分之一的公路、铁路道路密度,以及严重的拥堵,应该重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怪很怪的怪圈:宏观收缩时,产业投资不景气,如果再砍基础设施投资,经济下行必将放大,经济波动也会放大,这与政府经济调控的反周期作用正好是相反的,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本来应该是实行积极的政策,对抗经济下行的。
问题出在中国的经济周期的根源上:一般的经济周期分析中,假定经济下行的根源是外在冲击,政府采取政策对抗经济下行;而中国的经济周期,恰恰来源于政府主动的宏观调控。这时政府再想对抗经济下行,就好像是一只手按下了瓢,另一只手又想把它托起来,陷入左右互搏,无所适从的尴尬局面。
其实解法不是没有。上文提到,经济过热往往是因为信贷供给增加过快,引发通货膨胀,治理通胀,完全可以用货币政策,毕竟通货膨胀终究是一个货币现象。同时,为了对抗经济下行,还是可以采取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比如减税,再比如增加财政支出。财政支出分为消费性和投资性,倘若不增加政府消费,就是增加政府投资,比如国防、教育、基础设施,往哪里投我都不反对。考虑到中国基础设施总量依然十分落后,不仅严重影响居民生活,也会影响未来长期经济增长,不妨未雨稠末,增加基础设施投资。
今年的情况是,不但货币政策紧,财政政策也跟着紧,加上出口也不景气,导致经济很冷,一些企业的日子不好过。表现在数据上,GDP增速很低,而且PPI已经连续半年负增长,企业利润大幅下滑,经济自主收缩风险增大。在这种情况下,林毅夫教授建言应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对抗经济下行,笔者是很赞同的,也曾写小文阐述基础设施与生产率,通胀,民生,长期增长潜力等方面的关系。
如此重大的事情,在如此复杂的关口,不同意见当然有的。尤其是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里面,一些质量、效率、腐败的问题总是存在,让人不由得不感到愤怒。然而,冷静下来之后需要厘清的是,我们是否应该因为出了一些问题就停止建设,或者是等官员都廉洁了、法治健全了再建设?
问题问到这里,答案应该是清楚的,我们只能在前进中解决问题,在调整中积累解决问题的条件,摸索问题的解法,而不是激化矛盾。“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这样的豪情让人激动,甚至向往,却未必能真正解决问题,而且往往不能解决问题,甚至让情况更糟糕。笔者笃信市场,热切希望有一天中国能建立完善的市场秩序,但是正因为笃信市场,才知道市场作为一种高效的运行机制绝非免费,而且极为昂贵,绝非朝夕之间能够建立,其他转型国家的经验也佐证了建立市场制度的漫长与艰辛。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想起胡适的一句话: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将近一个世纪以前胡适的这句话,是对人性中的简单化倾向的深刻洞见。倘若说改革进入深水区,问题当然会越来越复杂,不是简单化的概念或者“主义”就能解决问题的,而是要充分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寻找可行的解决思路和具体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