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中国对全球的长期影响会议纪要

1996年1月8日、9日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1996年1月8日和9日在巴黎总部举行了“未来远景论坛：21世纪的中国对全球的长期影响讨论会”。这次讨论会的主要目的是：估计未来15至20年中国经济发展可能提供的机会和面临的重大挑战,着手考虑中国的发展经验对世界经济的意义，并讨论适用于中国和国际社会的最佳长远政策方案。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30多人，分别来自欧美政府、国际组织及我国政府的高层决策人员，著名学者和主要跨国公司的负责人。
    讨论会分为四个部分：1)中国的未来远景：21世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几种可能状况；2)中国制造业的长期战略选择；3)对粮食、能源、矿产品生产和市场的展望；4)国际政策与中国长期发展前景的相互影响。讨论会由经合组织(OECD)秘书长吉恩·克劳德·佩耶先生主持。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应邀参加并发表了“中国的粮食经济：过去的成就和未来的展望”一文。现将座谈会的纪要整理如下，以供参考。

 

1.增长前景：持续性和对全球经济的开放
    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国很有可能在未来十年或更长一段时间内沿着一条既定不变的高速发展轨道运行(增长速度在8％左右)。支持这种观点的主要因素包括高存款水平和高投资水平、相对辽阔的自然资源基础、有文化的劳动力、尊知重学的文化形态，以及企业家的活力。虽然增长率降低到4％—8％的可能性不大，但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如果由于政治不稳定导致风险因素恶化，使国内外投资者对国内市场丧失信心;如果推进市场机制和竞争的改革只搞表面化文章，或步子太慢；如果中国的外贸与国际关系严重恶化，使中国退回到指令性计划和闭关锁国的状态，都可能将中国引入低增长的轨道。过低增长率的一个主要后果是削弱了吸收大批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依据人口统计趋势分析，因农业发展和工业企业提高效率，将有一大批剩余劳动力(特别是从国有企业中溢出的大批劳动力)流入市场。
    与会者认为，中国未来十年要沿高速增长的轨道发展下去，必须在以下四方面下大功夫：第一，尽快着手建立一个切实可靠的法律体系，特别是制定有关商业合同和产权的法律，以及管理私营企业和金融等方面的标准，这种制度变革是保证在法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竞争激励机制得以普遍运用于整个经济的基本保证；第二,继续放开价格，以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第三，在交通、能源、教育设施上进行优化成本投资，这对克服可能的严重的瓶颈效应并实现更广泛的国内经济整合极其重要，第四，为了在全中国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必须进行税收、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改革。要达到以上前提条件必须经历一个渐进而复杂的过程，其中伴随着对政策一致性和直接动机的更严格的要求，而不是象以前的改革那样只是从指令性经济的约束下解放出来而受益。
    从国际水平看,实现高速发展的方案有赖于中国在与世界经济融合的进程中取得稳定的、大幅度的进步。国际社会鼓励中国进一步依靠市场机制发展经济的友好的态度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和持续的贸易自由化是影响中国沿哪条轨道发展的关键性国际因素。外商直接投资是金融资本及更重要的管理和技术能力的来源，而贸易自由化是中国及其贸易伙伴面对的基本问题。第一，因为进入国际市场将有助于满足关键性技术的要求、克服自身能力的约束和弥补国内原材料、能源及粮食市场的潜在短缺。第二，由于进口国外金融资本和有形资本能有效地抵销由于中国大量出口（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的出口）所导致的潜在的贸易失衡。
    与会人员在国内经济发展多大程度上依赖同外部世界关系的估计上有些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尽管贸易摩擦不断增加，尽管与全球经济融合的进程仍然缓慢，中国仍然呈高速增长形势。这种观点着力强调随着指令性计划的终止和国内市场的全面扩大，仍有很多高生产率的盈利机会。另一部分人则一方面承认经济效益在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强调更快更全面进入全球经济的有利影响。总体上看，即使不能决定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中外交流也将起到帮助中国塑造其经济发展性质的作用。

2.追求效率：产业结构的演变
    通过挖掘中国特有的宽产业基础、大国内市场、以及劳动密集型生产等方面强有力的比较优势，国内产业很可能沿高低科技两条路子高速增长。要实现这个产业化构想，特别是要从质量(效率)而不是单从数量(产量)的角度实现它，就需要对全国工商业活动的制度框架进行大幅度改善。较早进行的产业化过程中萌生出来的乡镇企业表现了极强的制度适应和制度创新能力。国有企业在很多场合中也显示了以高科技专业水平为根基的适应力，表达了摆脱已往的束缚和社会福利负担的愿望。迄今为止,这项制度变迁发掘了地区存款并将资源重新配置到生产力更高、创造更多利润的用途中；然而,进一步发展需要对包括金融和社会基础设施在内的一个广泛的政策领域进行深层改革。
    通过已有的会计制度和破产条例，建立一个以法规为基础的、鼓励资本市场和强预算约束的运行体系是达到更高的产业效率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建立更为中立的市场机制的先决条件是取消对个别公司和经济开发区的特殊关税、进口税减免和其它特权。建立公司之间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的改革措施，将减少投资计划和地区的扭曲，消除贪污腐败的可乘之机，并为外商直接投资创造更加稳定的政策环境。这种政策上的动机与在交通、通讯、能源基础设施上的投资相结合，也促进了国内产业为适应国内外比较优势格局所进行的结构调整。沿着这条路线发展，中国有可能形成一种国内的“飞鹅”格局，即沿海地区率先实现产业科技结合体，而原材料和装配生产成为内地发展的基础。
    中国的产业发展将在国内外产生更强的竞争力。在国内，地区自治将更加发展，中央政府则致力于经济的整合；国际上，不同的市场和国家将进行极为不同的调整。由于中国看上去一直在诸如玩具、服装和针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上保持大额出口盈余，因而中期竞争性调整的正面冲击，很可能发生在给经合组织的市场提供低劳动成本制造业出口基础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亚洲近邻们)。从长远看，在中国试图努力达到更先进的产业能力的同时，竞争市场的数量和程度都将增加，并且有可能增加经合组织成员国进行结构调整的压力。

3.食品、能源和矿产：供给安全与自给自足
    中国拥有占世界22％的人口和7%的耕地，确保足够的食品供应成了中国人优先考虑的首要的问题。达到这个要求将依靠以下三方面问题的解决：第一、需求上，预计到2020年谷物消费量会超过五亿九千万吨，该增长反映了人口和收入的潜在趋势，以及消费者口味的转变，例如随着城市化和财富增加，肉类食品的消费量增加。第二、国内供给上，中国的谷物生产能力稍落后于需求，2020年将略微超过五亿五千万吨，从此相对乐观的角度来看，产出会因改进技术、增加效率和高投资几方面因素的结合而上升。第三，有关政策的问题是粮食自给及中国如何弥补国内可能出现的谷物或其它粮食产量的匮乏。与会者认为世界谷物供给者完全有能力承担中国四千万公吨净进口的需要。大体上看，由于中国逐渐对国际粮食供给资源有了信心，这个解决全球粮食需求的路子就变得可行，甚至对于稳定长期价格下降的农产品市场更显得十分必要。与会者普遍认为，由于全球粮食生产的大范围扩大，即使中国的进口需求再高一些也不会导致世界粮价的大幅上涨。
    中国的能源前景很大程度上受到煤炭供给的影响。中国是否仍要坚持自给自足的政策在这里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那些大多是低质的、产于边远地区的煤按完全成本定价，并且考虑使用进口石油一类的低成本替代资源，都可以显著改善中国的能源现状。只要结构经济调整始终倾向于非能源密集型产业和部门，维持能源消耗率低于整体经济增长速度的愿望就有保障实现了。能源需求状况中，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因素是，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的消费者都转向使用能源密集型的交通和日常用品(如热水器、电器设备等)。不论怎样，国内需求将大大超过国内供给。为了避免与其他国家贸易关系的骤然恶化。中国将不断增加对国外，特别是中东的石油资源的利用，中期内导致进口加倍。尽管如此，与会者认为中国对进口石油的需求不会对全球石油价格产生显著和长期的影响；但是，价格将对短期的市场震荡很敏感。这种乐观的看法反映了一种普遍的观点，就是面对价格上涨有一种世界性的力量去约束能源消费，并引进替代品和新资源—从而有效地将长期油价控制在每桶$25到$28之间。最后,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能源需求显然对全球的温室效应继续产生主要的不利影响。
    不论作为原料供给国(如锡、钨)，还是消费国(如铁矿石、铅、铝矾土和镍)，中国对某些矿产品可能产生全球性的重要影响。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对矿产的需求增长率很可能超过经济增长率。至于矿产品的可获得程度和价格，将主要取决于有关供给安全性的政策措施。现在有一种自给自足放弃竞争的倾向，这样做的结果是买更多的低效加工的自产铁矿石，尽管这样做很不合算，还是尽量把全部的国内资源都提取出来。改变政策，包括对国外的同业和技术开放，以及增加一些对国际市场及价格的信心，都可以明显地改善现状。事实上，只要更完全地进入世界矿产品市场，中国会成为一个日趋稳定的角色。因为对增长的需要巩固了需求量，并且有效益的国内资源的开发能够从国外投资和新技术中获益。
    总而言之，高速增长带来的粮食、能源、矿产部门供求结构的改变将能够在国际市场的大框架内得以治理。但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建立并坚持对粮食、能源和矿产品的供给安全的信任；然后，如许多与会人士强调的，在透明的、以法规为基础的多边贸易框架内建立稳定持久的供给关系就是最重要的了。一系列妥当的国际政策有助于中国更有效地配置资源并在追求供给安全和不计成本实现自给自足之间避免潜在的矛盾。可喜的是，即使国内粮食、能源、矿产品的产出增长落后于整体经济的增长，中国在实现支持需要的进口量的预期支付平衡中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4. 从参与到融入：建立一系列建设性政策
    讨论会从始至终强调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愿望。中方与会者强调如果进一步开放，中国的改革会向更坚实地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目标努力，并且为中国的老百姓带来许多物质利益。从全球的角度看，在更多问题上与中国加强合作，将给未来十年中的世界经济带来显著利益。当中国与国际社会在政策上进行艰难尝试之际，四个重要且相互联系的主题应当是首先考虑的：贸易、投资上的促进与发展；基础设施和环境项目上的合作；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加强以法律为基础的制度体系；通过对话与合作使双边理解、认识，共同分担责任并达成信任。
    总的来说，由于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基本设备、原材料、农产品的进口需求，中国因其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而导致持久性出口结构顺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政策角度上的关键问题是中国追求一个稳定的、以市场为导向的贸易体制，而其他国家遵守的却是国际法规体制，这样的结果是造成了在诸如反倾销等领域的分歧。短期贸易和收支失衡的差额可能会出现，但普遍认为从长远看，高速发展趋势造成的进口需求将部分抵销出口力度。尽管公司不得不去适应由各国比较优势的差异形成的竞争，并导致了贸易摩擦不可避免地上升，在现在及未来发展中的以法规为基础的制度体系中解决这类过渡性问题却很可能实现。由此看来，未来的发展迫切需要鼓励以法规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制的职责与中国国内规范经济的方式尽快一致起来。若不能很快实现同步，则会产生更大的风险：无常的贸易摩擦会减缓甚至削弱中国发展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步伐，造成不稳定状态和危机。
    在急需的交通、能源和通讯设施的发展上，中国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这不仅为世界各国的公司和企业提供了大量的市场机会,而且中国基础设施的现代化也有助于处理紧迫的环境问题。中国要依赖其他国家的技术流入和资金流入，以满足大量基础设施的需求; 据估计, 未来20年仅能源一项就需要多达一万亿美元的资金。这类合作为加速中国国内经济融合创造了重要的机会，同时也减少了潜在的全球环境危害。但是，这种方式的发展非常依赖于继续向市场激励机制、更有效的价格体系和鼓励透明度、信任度的法制框架靠拢的改革。
    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在其他国家，以法规为基础的制度都鼓励满足高速发展的资源有效配置。为了满足中国提高供给资源可依赖程度的需要，建立多边基础上的信任很关键。这样的供给安全对降低政策引起的破坏性世界商品价格浮动也起了相当的作用。为了推进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进程，中国需要加入诸如世界贸易组织(WTO)这类解决争端的公共机构体制中，在法规制定活动和程序性主体之上，建立一套更广泛的机构体系和对外联系。这意味着将重点从双边转移到多边，比如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甚至未来可能与七大工业国(G7)的对话。
    对中国及其全球伙伴来说，遵循这条途径的发展有赖于建立彼此信任依赖的政策。与会者一致认为这需要各国以始终如一和负责的态度行事。由于中国加入世界经济的相应措施已经提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对世界经济的各成员国来说，所下赌注也越来越大。中国的融入为世界经济体系提供了一个全新发展角度。为了使各国从中受益，使潜力变为实现，必须在贸易、投资和分担共同的经济、生态责任等更广泛的问题上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