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
第二届中国经济年会纪要(之一)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第二界中国经济年会于1999年6月27日、28日在北京大学召开,来自美国和中国的40多位经济学家就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及中国的金融市场改革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热烈讨论。现将部分发言摘录分3次发表。
开 幕 式
NBER主席Martin Feldstein教授的发言
感谢CCER作为主人组织了这次会议,也感谢魏尚进、Sue Colligan和NBER的工作人员们在我们这一方所作的组织工作。这是自去年以来的第二次CCER-NBER年会。到明年年会我们再相见时,就将是21世纪了。
展望21世纪,我认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就是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所以进一步相互理解各自的经济尤其重要。这次会议虽然规模不大,但是NBER和CCER都将对此作出贡献。尽管我们基本上都是学者,但是双方不时都可以通过对政府的领导人意念施加影响来参与政府的决策。
大家知道,除了魏尚进,我们中间并没有中国经济的专家,都只能算是学生,而且没有太多经验。以下我将提出一些问题,求教于中国同行。
第一个问题:几年以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高通胀,而要压低高通胀,通常的办法会导致衰退。然而在中国,通胀降下来了,也避免了衰退情况的发生,这就是所谓的“软着陆”。我们想知道这究竟是怎样成功的。现在,通胀率去年低到了3%,而失业率有所上升,消费者的储蓄增加,而官方报道的增长率大约是8%。我们这两天的会议就想解释这种现象,并寻找一个解决的方法。
第二个问题:按宏观经济的常规,经济结构、尤其是国有企业的重组会导致大量的失业;当这些失业工人无法被经济中的其他部门吸收时,以何种标准来衡量宏观经济算是达到了需求不足的地步呢?消费者提高了他们的储蓄率,因为存在可能被解雇的不确定性、退休及养老制度的不确定性,他们关心养老金制度的改革是否能取代现在的退休金制度;这些问题将在“社会保障制度研讨会”上讨论。
第三个问题:我们知道现在商业贷款困难了许多。银行贷款很小心,因为它们意识到现在有很多的坏账。关注宏观经济方面的人都不可能不提到宏观经济中金融的情况。在国外的人看来,中国实际利率太高,最好的贷款利率几乎达到了10%。所以货币的宏观方面的问题也是我们要了解的。
第四个问题:政府宣称要通过提高政府购买来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就我的理解而言,政府政策应该是通过拓宽借贷项目来实现,而不是通过货币扩张来实现。这也是问题之一。
第五个问题:通货紧缩是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通货紧缩,同时发生工人的工资上升。如果通货紧缩和失业率上升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的话,那应该不是非常严重。但通货紧缩和失业率上升若不是同一个问题,会怎样?
第六个问题:国际金融问题。从泰国开始发生的金融危机,一直波及到了东南亚的很多其他国家。中国因为有15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经常帐目又保持赢余而幸免于此。但我们想知道的是,由于银行的能力较弱--而这是发生危机的东南亚国家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中国还能不能继续吸引外资的流入,即是否既能继续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且能继续吸引外国金融投资的流入呢?
最后一个问题:银行怎样改革。因为有许多坏账的存在,国有银行还需要进行很重大的所有制关系方面的改革,以便能为金融市场提供合适的激励机制,而且还不能让这样的改革引起金融危机,究竟应该怎样进行呢?
CCER主任林毅夫教授的发言
CCER很荣幸能来组织这次CCER-NBER年会。
中国经济经历着两个重要的转变:从农业经济向工业化经济的转变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回顾过去的20年,中国经济转型进行得不错,但也有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上需要很高的经济分析能力。我们很高兴能有这样的机会和大家联手来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作出贡献。
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经济保持了9%的年增长率。但是到了1998年和今年,增长放慢了。1998年政府的目标是8%的增长率,而且运用了各种经济政策如金融政策、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但都没有能达到这个目标。而今年政府的目标是7%,但从各种经济指标来看,可能又达不到这个目标了。为什么宏观经济形势会发生如此巨大的转折?
我想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生了两个巨大的结构转变:第一个结构性转变是银行。在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的银行是“软”的;即,绝大多数借贷都是由政府许可的,向政府想要扶植的企业发放;它们不需要考虑这些贷款是否能收回。而企业也是同样的态度:它们从银行得到借款,盈利是它们自己的,而若不盈利的话,反正是国家的借款,并不需要关心它们自己能否归还。到1993年,朱熔基总理(那时是副总理)决定要采取措施来“硬化”借贷,于是银行不得不开始对它们所作借贷的质量负责。这个转变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很微妙。
另外一个重要的转变是:中国在1995年以前,与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相似,是全面的短缺经济。在1993年到1995年之间,出现了投资高潮,尤其是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给了很多人投资的勇气,令经济快速地发展。81-85,中国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为19%,86到90,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是16%,而1991年到1995年,这个数字是39%。可见投资的巨大增长。外国的投资也增长很多。在1992年以前,外国投资在国内投资总额里只占到5%,但是到了1993年以后,就增长到了国内投资总额的16%。在投资的巨大增长之下,中国的短缺经济不复存在,而是转变成了一个几乎在每个方面都过剩的经济。但是我们知道,过剩、尤其是整体经济的全面过剩很难对付,很容易造成恶性循环。生产能力过剩,没有好的投资机会,所以投资需求下降。因为过剩,企业的盈利很少,工资下降,就业保障也下降。加上中国又实行了一些诸如让冗余人员下岗的政策,进一步降低了整个社会的消费需求。而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在GDP中占到了85%以上,这样就能理解过剩对经济的影响了。而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下降,又使过剩更加严重,造成了恶性循环。我们可以在日本的泡沫经济发生之前看到类似的事情,日本就是陷入了这种恶性循环。我们还可以看到美国在1929年时,也曾经出现过严重的过剩。
有什么办法能走出这个恶性循环呢?我想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依靠出口。但是外国的经济波动有可能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不过,就算有这个可能,效果也不会太大。因为中国的净出口只有GDP的3%,就算是有办法来刺激出口,也不可能很大地提高中国国内的需求,所以不会有太大作用。
另一个办法是财政政策。政府扩大财政支出,正如去年采取的措施,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投入了1000亿元资金。但是问题在于,政府的支出在整个GDP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如在1997年这个比例是3%。去年国家大幅度增加政府支出,也只达到了GDP的6%。这就说明,尽管国家的财政扩张是个有效的方法,但是与整个经济的规模相比,这种扩张带来的刺激是有限的。
那么,中国怎样才能走出这个恶性循环,渡过过剩经济的时期呢?我想情况应该还是比较乐观的。
首先,中国的基础设施还相当有限,即,还有很多的基础设施等着要建造。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市场有很大的扩张潜力。中国有两个市场,城市市场和农村市场,而这两个市场尚未一体化。这就有了可以挖掘的很大潜力。比如,家用电器行业。城市市场需求扩大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但是我们还有很大的农村市场。例如,在1998年,只有32%的农村家庭拥有彩电,9%的家庭拥有电冰箱;25%的家庭拥有洗衣机。这不是收入问题,因为1998年农村家庭的平均纯收入是2130元,而目前的家电价格差不多是1991年时的一半。农村的用电不方便而且昂贵;有些地方能收到的电视节目很少;有些地方没有自来水。这些因素降低了农民购买家电的积极性。所以实际原因是农村的基础设施太差。如果国家能投资在用电、用水、交通通讯等方面,一定能极大地刺激农村消费者的需求。所以解决宏观经济过剩的办法就是开发农村市场的需求。
其次,中国有理由在未来的2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保持增长。经济增长的三个因素是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的增长。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技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水平差异,使得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可以以很低的价格进口技术、借用技术。东亚国家,从日本到“四小龙”,都经历了将近40年的增长。我认为它们增长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以低成本引进和更新技术,从而维持了资本的增值、结构的不断重组以及生产能力的不断增长等等。中国可以学着走这条道路。既然日本它们能维持40年的增长,中国也可以。因为中国在1979年开始改革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大于60年代日本等国开始发展时它们与当时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所以中国再高速发展20年应该没有问题。
对于Martin Feldstein的问题,我答复如下:
第一个问题关于金融,中国的确有很高比例的坏账。
第二个问题关于国有企业。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国有企业中拥有中国城镇劳动力的三分之二,拥有中国固定资产的三分之二,而且国有企业还是保持社会收入差距不太大的重要因素。
下一个问题是宏观环境问题。这是世界上的普遍问题,而且因为中国经济正在走向开放,所以可以向其它的国家学习借鉴。
至于金融部门不力、国有企业和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都是我所谓的“相关”问题。之所以这些问题越来越严重,是因为中国走的是一条渐进式的改革道路,不可能同时解决掉所有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讨论的是中国的宏观经济改革的问题,以及改革的策略问题。
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这使得改革能平稳进行,但是也就少不了会有一些问题不断产生。如全面的“结构性竞争力缺乏”问题,这意味着中国会一方面维持着已有的结构,一方面自由化某些部门,这就带来了不一致性,引致了前面提到的问题。这是我的第一个判断。
第二个判断就是,中国的政策应该集中在企业改革上。比如,银行的问题,绝大多数的坏账都是贷给国有企业的。而要解决地区收入差距的问题,也应该从国有企业入手,因为中国支持国有企业的政策导致了人为扭曲定价,使得出产农产品和自然资源的中西部地区,因为压低的价格而越发贫困;而国有企业则靠低价投入而盈利,使得原先就比较富裕的地区更加富裕,因此地区收入进一步拉大。
我的结论是:
第一,中国现在的经济环境主要问题就是过剩经济,但是应该能有办法来解决之。第二,中国的潜在发展能力还是很大,我对中国将还有20年或更久的高速发展抱有很大的信心。中国是有不少问题,但是所有这些问题都与国有企业有关。如果中国能对国有企业进行成功的改革的话,中国的经济将能很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