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4月20日,新加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施建淮博士在致福轩做了题为《基于信息的银行/货币双危机模型》的演讲,探讨了金融危机中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关系。现摘要如下。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学家们发现爆发危机的国家有以下一些共同点:事实上的固定汇率制,在金融监管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迅速地金融自由化和开放资本帐户,大量外国资本通过私人银行流入国内,银行的债务以外币计值而且大多是短期债务,政府试图为银行的债务担保从而引起了严重的“道德风险”。为了解释金融危机的内在机制,经济学家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目前,在有关金融危机的理论研究中,最重要的进展是把银行的微观经济学性质与其对经济的影响引入对金融危机的研究。在有关文献中,经济学家们认为,私人信息和低流动性投资导致了银行债务收缩和破产等一系列问题。戴蒙德和第威格(Diamond-Dybvig)发展的模型认为经济中存在着多重纳什均衡,经济主体完全无法预测哪个均衡会出现,不完全信息导致了金融危机的自我实现。加克林和巴特查亚(Jacklin and Bhattacharya)的模型认为长期投资的回报率是不确定的,银行和投资者都不能准确地了解对方的有关特征,当某些投资者获知了银行经营的坏消息之后,唯一的均衡就是银行危机。在此基础上,施建淮博士发展了一个新的模型,用信息解释了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共生性,以及银行危机和经济基本面的关系等问题。
在施建淮博士的模型里,中央银行试图固定汇率,并为银行体系的债务担保。外国投资者有两类,类型1的投资者的时间偏好率低于类型2的投资者,即类型1的投资者是希望越早消费越好,而类型2的投资者更看重未来的消费。银行不知道投资者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投资项目也分两种,一种是短期的、固定收益的投资,另一种是长期的、不能提前变现且收益不确定的投资(因为信息不对称,其他人无法确认投资的质量,也就不存在二级市场。如果提前变现的话,会有很大的损失)。只有某些投资者能观察到长期投资的收益情况。投资者把资金存入银行,再根据自己的时间偏好率和长期投资的收益率的概率分布确定一个最优的提款计划。银行则根据投资者的提款计划设计自己的投资方案。
施建淮博士的模型证明了以下论断:
即使没有任何汇率变动的坏消息,只要某些投资者发现银行的长期投资收益率不佳,有破产的可能,他们就会要求提前支取存款,引发银行危机;对外汇的需求突然上升,从而迫使本币贬值(此时的本币贬值与政府的财政政策无关),引发货币危机。银行的长期投资的风险越高,就越有可能发生这类银行危机。
如果一国允许银行向外国投资者借债,而且债务是以外币计值的,那么,因为银行的资产是以本币计值的,所以全部的汇率风险就都由该国来承担。本币的贬值增加了银行的债务负担,降低了银行资产的净价值,可能会导致银行的破产,因此,投资者就会要求提前支取存款。此时,只须一条“本币即将贬值”的消息就足以引发银行危机。
我们可以从上面两点看出:只要一国的短期资本流入是通过国内的银行体系完成的,那么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就总是同时发生的。与没有贬值预期时相比,在存在着本币贬值预期的情况下,有关银行长期投资的收益率的坏消息更可能会引发银行危机。
在金融危机爆发时,受影响的亚洲各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都比较好。但是,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只是意味着不存在贬值预期,汇率变动引发银行/货币危机的机制不起作用。但是,银行的经营状况恶化引发银行/货币危机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实际上,正是糟糕的银行体系引发了亚洲的金融危机。
在历史上,东亚各国对金融体系的管制是很严格的,政府规定利率的上限,直接分配贷款,还限制外国银行、外国资金和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但这些措施大多在过去的十年里被取消了,金融和资本帐户的自由化使大量外国资本流入这些国家,而银行监管体系的发展却没有跟上来,银行和金融机构本身也缺乏资产管理的技巧。中央银行对银行债务或明或暗的担保产生了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促使银行经理选择高风险的投资项目,也使外国投资者低估银行资产的真正风险。
这些因素无疑加剧了银行体系的脆弱性。东亚各国银行体系的贷款总额、短期外债和不良贷款都迅速地增加。从1990年到1996年,泰国和菲律宾的银行贷款与GDP之比超过50%,韩国和印度尼西亚超过15%,马来西亚为27%。在1996年底,这些国家的短期外债在债务总额中的比重普遍超过50%。以必须在一年以内偿还的贷款在债务总额中的比重为例,韩国为67%,泰国为65%,印度尼西亚为61%,马来西亚为50%,菲律宾为58%。泰国的不良贷款占贷款总额中的比例为19%,印度尼西亚为17%,韩国和马来西亚的不良贷款比例为16%。某些消息灵通的投资者在了解到微观经济基本面的负面情况(银行体系的糟糕投资)之后,就会把资金从这些国家撤出,从而使对外汇的需求迅速大幅上升。中央银行为了挽救出问题的银行,耗尽了所有的外汇储备,并最终导致了银行/货币双危机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