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北大-Vlerick MBA项目课程《AI时代的批判性思维》的授课老师侯宏对于该课程的介绍说明。

侯宏，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管理学助理教授，剑桥大学博士。其行业专长包括对公司战略职能的端到端理解和对数字化浪潮持续而深入的跟踪和洞察。其学术专长是数字化背景下由商业生态演进和商业模式创新驱动的企业持续成长。他是2020年全球开放式创新大会最佳论文奖得主，也是中国移动研究院战略研究所及其他公司的外聘顾问。

面向MBA学生的《AI时代的批判性思维》课程，包括道、法、术三部分。本文是“道”的提纲，主要是阐释世界、知识与认识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包括三小节内容

第一节｜西方批判性思维的源泉：

走出洞穴，追问真实

核心命题：西方批判性思维的原型，是从可见世界向可知世界的垂直上升

以柏拉图《理想国》的洞喻、线喻和日喻为原型，西方批判性思维首先建立在一个基本怀疑之上：可见并不等于可知，经验世界也不自动等于真实世界。人需要从影像、意见和未经反思的常识中“转身”，借助理性、论证和第一性原理不断向更可靠的知识上升。于是，批判意味着不断追问：我所相信的是真的吗？证据是什么？更深层的结构和原则是什么？这种认识路径最终把“求真”置于核心位置，并进一步要求获得真知者重新承担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和改造责任。我通过对柏拉图洞喻的“影子—火光—出洞—太阳—返洞”连续图像集中表达了这一结构。

第二节｜中国式批判性思维的底色：

知见之分与天人之合

核心命题：中西都反对“所见即所知”，但西方更强调向绝对存在上升，中国更强调在变化和情境中由迹知势、由今知后。

中国思想同样不把“所见”直接等同于“所知”。“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见微知著”、“见其所长而知其所短”都说明真正的认识必须突破眼前表象，抵达未直接显现的结构和关系。这个意义上，中国的“见—知之分”与柏拉图“可见世界—可知世界”的区分具有高度相似性：批判性思维都始于对直接经验的不满足。 

但两者的方向不同。

柏拉图式区分具有明显的垂直性：从表象向更高、更稳定、更真实的存在层级上升，极致是纯粹理念；中国的“见—知”更多沿着时间性与情境性展开——由当下之“微”预见未来之“著”，由局部迹象判断整体态势，由已经发生之事把握尚未展开的可能。它不是从“低级世界”进入“高级世界”，而是在同一个不断生成的世界中提高对变化的穿透力。我用“走出洞穴 vs 俯瞰河流”来刻画东西方智者的不同。

“天人合一”的传统是另一重要区别。

中国智者很少是站在世界之外的纯粹观察者。人与情境、伦理、自然和行动相互嵌入，因此知识的目的也有所不同：西方传统的一条主线趋向求真、求知、寻找普遍原则；中国传统的主线则更强调求治、求善、应变与行动——不仅要知道世界“是什么”，还要知道在特定时势中“怎么办”。这也是所谓中国哲学实用主义以及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未能发育的一个解释。

第三节｜批判能力的源泉：心力

核心命题：中国传统的重要贡献，是把批判性思维从“如何正确地思考”进一步推进到“如何成为一个能够正确思考的人”

脑力主知，体力主行，心力主志。志，是指向未来充沛愿力。它作用于学者，指引知识创造；作用于企业家，指引商业创新；作用于升斗小民，指引幸福内求...

它是人不同AI的核心特征：意愿-数据的不对称性。AI思考（产生意愿）的前提是数据，但心力充沛之人在没有数据的前提下就能够产生意愿。

“心”不是一个被动储存知识的容器，而是连接感知、理解、判断、价值、意志与行动的认知引擎。

心力产出知识但不是知识本身，因为知识会成为成见、执著、欲望和既有框架，反过来“蔽”心。这个认知引擎需善加维护才能不断供给批判能力。

因此，持续的批判能力不来自脑力和逻辑，而取决于一个人能否不断改变自己的认知状态——解蔽、虚静、心斋，使已有知识不至于过早遮蔽现实。我引入儒家的省身、道家的心斋、虚室生白以及禅宗的见山三境界来讲解这一点。

小结

为什么不上来就讲reasoning skill（这是术的部分），因为我更加希望学生具备一种 capacity of the knower，并由此走上批判和创造之路。这半天课程希望呈现东西方哲学传统交汇的思辨背景，激发学生向道之心，为后面的法—术做铺垫。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号侯宏文存，作者侯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