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焦洁

    12月13日晚，第五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第二场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二楼举行。本场论坛主题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风险”，由新华社记者顾钱江主持，参加论坛的专家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霍德明、银监会业务创新监管协作部主任李伏安和花期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教授。

    “中国经济展望论坛”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搜狐网、金融界、和中信出版社共同主办，在此之前已经成功举办四届。第五届论坛适逢党的十七大已经顺利召开，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刚刚在京举行，并且即将迎来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纪念。所以在此岁末年初之际，第五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的举行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一、盘点2007

李伏安：金融创新，必须以好的风险管制作为前提

    主持人顾钱江提到，在经历了这两年国有银行股改上市热潮以后，中国银行业改革接下来的任务是让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能够从形似到神似。对此问题，李伏安指出，通过前几年的探索，2007年是中国银行业改革全面推进的一年，由大的银行改革推进到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以及农村信用社全面的改革，包括外资银行今年在中国也由分行制变成本地注册的法人制。另外，刚刚结束的中美战略经济第三次对话有一项就是中国和美国证券监管当局原则上达成协议，允许中国银行业代客理财产品投资到美国市场，中国老百姓、消费者就会有更多的投资选择，更好的风险分散机会，有更强的参与国际金融市场投资和运作的渠道和手段，也对整个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和挑战。

    当提到流动性过剩致使民众有着非常巨大的理财需求时，李主任代表银监会表明，银行业改革面临着重要的转折期，由过去简单的动员储蓄支持企业生产，转变为向广大企业和个人的多余资金提供企业理财、个人理财等财富管理途径。银行从经营理念、组织管理模式、市场适应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都面临很大的创新挑战。李主任进一步指出，从今年开始，外资银行在中国全面实行国民待遇，跟中资银行开展全面的经营竞争。外资银行在国际上接受不同的国际监管环境，在各种全球环境中更加适应现代化全球市场一体化，金融一体化和证券化。这些环境下的生存模式，使得其财富管理已经成为很多大的外资银行的优势，所以他们在中国只要市场时机成熟、监管政策允许，就会有很大的用武之地，同时成为中资银行极大的挑战。对于中资银行，只有全面解决创新问题才能与之抗衡。在市场经验缺乏的情况下，中资银行的创新改革就面临很大风险，对于监管当局，最大的挑战就是提供创新、提供服务，同时保证市场平稳健康地发展。

    对于霍德明教授提出的“为什么外资银行是国民待遇，对自己的民营银行却如此歧视？”，李伏安回应道，“只要是对我们国家银行，金融市场，银行服务效率提高有好处，就应该进来，市场金融发展需要他们进来，就要允许他们进来。”银行是高度管制的行业，其准入不准入，判断的标准不是内资还是外资，是谁能够给市场带来有效的合理的良性竞争，谁会打乱市场秩序，带来恶性的破坏性的竞争。这些方面基于银行的资金实力和精力，以及公司的管理体制等等。理所当然，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情况下，世界上一些大的银行——不排除这些大银行也存在体制问题，但是他们相对而言，较新建立的银行具有更好的机制、更好的服务能力、竞争能力和更加规范的管理。

    李主任再次强调，今年美国英国发生的挤提事件，正是告诉世界任何金融监管当局千万不能忽视银行的风险管理，“我们监管的目标是要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最充分地去满足市场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尤其是银行，要是没有很好的风险管制，满足市场的需要只是一时的，带来的灾难和破坏性趋势长期的”。

霍德明：股市泡沫不伤及产业界；金融创新须先培养民营银行

    主持人提出：“在经历了一场股权分置改革以后，中国的股市恢复了融资的功能，但是股指在今年迅速飙升，使人们产生另外一个担心，那么股市泡沫论是否存在？”对此，霍德明教授指出，中国股市与曾经美国和日本的股市泡沫现象很像，不过客观环境不完全相同，尤其是股市里有关融资融券，买空卖空，基本上还是比较受限制。因为大家在炒作，可以说中国的股市有泡沫的现象，但在泡沫的过程中，资金基本上以自有资金为主，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介入股市的借贷资金是有限的。“中国股市虽然有泡沫化，即使泡沫最后破灭的话，对于中国的经济实际上不会有太多的影响，了不起就是财富转移而已”。霍教授强调，如果说有泡沫，并且真的会破灭，那么影响最大的将来源于房市，因为房市跟银行的关联度比较高，跟股市也有一定的相依度。“我认为股市是融资，如果泡沫破灭，功能还不是那么强，所以不用担心伤害到产业界的发展”。

    霍德明作为台湾政治大学的教授，通过台湾的相关经验进一步指出，在WTO签署后，即外资银行还没有进来的过去的五年，金融制度上最重要的事情仅是把几个大的国有商业银行推到上市。2007年真正面临到金融的春秋战国时代，消极的做法是让外资银行在中国放慢脚步，以减少他们对我们中资银行业的冲击；积极的做法是给国内民营银行足够的发展空间。从2003年以后，中国经济10%以上的增长率，民众的个人资金越来越多，除过投资股票和房地产外，对银行基本的金融创新有了很大的要求。而与此同时，外资银行享受国民待遇，然而，大批的外资银行准入对银监会将是很大的压力，对中资银行的发展也是很大的竞争。目前的情况是，国内经济飞速增长，国内金融需求大幅度增加，国内流动性已经到了必须提高十次存款准备金率的地步，我们急需让银行现代化，让民间的活力表现在金融业上，而不应一味地用筑堤防的方式看金融业的改进，这样只会面临更大的风险。

    霍教授强调，农村经济活动量还是有限的，但是城市中小企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这些企业在一级二级三级城市里，对金融服务有大量的需求，但是中国股份制银行和地方银行还没有达到服务标准，全国城市商业银行总共不过一百多家。霍教授认为银监会应该给民营银行放宽政策，给他们更大的成长空间，以迎合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城市中小企业发展中的金融需求。

    “当一个国家资本积累如此快的时候，绝对不能再用放堵洪水的方式来看金融方面的事情，一定要用比较开放、比较积极的态度对待。”

沈明高：银行紧缺提供固定收益的产品

    沈明高讲到，当前经济结构的扭曲产生的货币现象有四种：第一，流动性过剩，在2003年前后流动性就较充裕，主要表现是市场的资金成本较低，这个问题今年有可能加剧。第二，由流动性过剩导致的市场成本低，加上信贷扩张为快，投资增长的冲动和压力很大，这是政府担心现在经济过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三，资产价格大幅度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跟流动性密切相关，流动性多而投资渠道少。当更多的资金从国外涌向中国的时候，我们的体系有一点溢出效应，最后流动性溢出到资产市场，包括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使得价格有一个大幅度的上升。第四，今年初以来，中国的通货膨胀突然有一个上升，在目前看来主要是由于食品价格引起的，特别是猪肉价格上涨，它可能从食品部门扩散到非食品部门，会影响到整个宏观经济的稳定。流动性的问题不光影响到实体经济，更影响到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包括现在的信贷控制。

    这些有待解决的货币现象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是，要么把它变成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要么可能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不排除泡沫继续上涨，泡沫做得更大，更大以后，调整的影响也就更大。但如果调整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百姓的投资渠道还在哪里？把钱放在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是3.87，通货膨胀如果是6%的话，放在银行不能保值。今年一系列问题，对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提出了很大的要求，其中包括怎么样解决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怎么样让老百姓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让他们获得合理的回报。

    沈教授提出，第一，银行业需开放。我们一直呼吁银行业不光对外开放，也要对内开放。从去年一年来看，银行业的开放还是挺快的，有15家外资银行注册成本地银行，跟国内银行短兵相接程度大幅度提高，竞争增加很多。第二，农村金融市场的开放。民营银行不是不能成立，从监管部门来讲确实比较担心风险问题和认知资格的问题。农村金融市场的开放对中国的金融业来讲是迈出非常重要的一步。理论上讲，任何个人可以参与办银行，现在唯一不能做的是个人不能控股银行，这个条件会慢慢成熟。

    另外，从开放角度来讲，国外的银行进来的同时，国内的银行也可能会慢慢地走出去，这里比较强调的是慢慢走出去，目前面临的人民币升值的风险，海外投资的步伐必定要比较谨慎的。沈明高教授指出，银行现在最缺的是提供固定收益类的产品，作为个人和企业，更多希望获得风险较小的稳定收入。沈教授判断，中国真正缺乏的是投资回报率在5%到15%的产品，有一些银行可以提供，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货币帐户可以提供比较高的利率水平，但是银行不能提供固定收益率产品。

二、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沈明高：不实践，永远不知道风险有多大

    沈明高教授指出，次贷危机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很多银行或者贷款机构发放了刺激房地产贷款，通过资产证券化方式把刺激房地产贷款的风险转嫁到次级债的投资者。银行有风险，但还有其他次级债投资者分散风险。其二，很多金融衍生工具和金融衍生产品里柔进了回报高风险大的次级债，这些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衍生产品的结构性产品大发展，使得整个市场对次级债的风险承受能力大大提高。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房贷危机，现在不能完全找到谁是次级债的真正受害者，刺激房地产贷款的危机远没有结束，未来12个月成为最关键的时候。

    沈教授继续讲到，有一个教训，新的金融产品、新的概念，都隐藏着一些危机，如果怕危机而不让它出台，这些产品永远不会出现，只要让它出现，监管政策就不能限制它存在，但是要通过其他途径来衡量这样的金融产品它的风险到底在什么地方。联想到国内金融创新通常有一个担心，我们对它的风险不了解，所以不让他去出台，不让他尝试，最后看上去风险比较小，但是它的代价也是很大的，它的代价是所有投资者都满足不了金融需求，企业满足不了金融需求，对整个经济发展是有害的。

    从这个角度去看美国次级债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不像我们想象可怕，当次级债危机过去以后，美国监管当局会重新认识到金融衍生工具，资产证券化这些工具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我们可以出台一些新的监管政策来限制坏的一面，发展好的一面，这本身也是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学习的过程，像美国这样成熟的资本市场也有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们中国这个学习过程更长了。“我们不能简单地为了防范金融风险过分强调资产的安全，事实上有些东西，不实践，永远不知道风险有多大”。

霍德明：金融不可能一成不变

    “金融是非常动态的东西，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霍教授表示，2000年所谓科技股票泡沫，纳斯达克危机，2001年、2002年所谓有安然事件，开始注意到不仅是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一样有公司治理的问题。在一个市场经济下，每天有创新，“重点是当它出现问题或者在即将出现问题的时候，金融监管单位要有能力处理这个事情，如果说一个心态，我们先计划好，所有的风险能控制了，再开放金融市场，这个想法不切实际”。

    金融的危机随时随地都要预备出现，事先当然要准备，但是不能事先把所有的风险计划好了。“金融是非常动态的东西，你要问我明年次级债危机是不是会结束，对不起，是不太可能预测的”。尤其像美国、英国两个国家，金融方面能够自我反省和提升。霍教授举例说，美国过去几次金融危机，银行包括保险公司倒闭了很多家，但五年以内把所有的坏账都清掉，美国金融业依然生龙活虎，这是监管部门的功劳。

李伏安：次贷危机对中国有直接经济影响

    李伏安主任表明，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有直接的和间接的，“直接的是次级债和CP已经取得全球新的金融市场由拖拉机变成跑车以后，现在发现跑车有问题，要换掉机油，再换到拖拉机的机油，对汽车有重大的破坏。再换回拖拉机的齿轮，肯定会齿轮爆炸，对金融体系有可能断裂”。现在美国次级债本身贷款还不还回来，和债券公司的损失无所谓，但是对美国整个金融体系带来的破坏和对经济的影响，现在还没有谷底。从这个意义上，对中国带来的直接影响是经济影响，中国现在是高度国际依赖，出口占中国GDP增长60%到70%左右，如果美国引起的全球的经济滑坡，英国、欧洲的经济滑坡的话，中国不可能不受全球经济影响，这是最大的直接影响。直接影响还是可以控制的，通过增加内需，扩大消费，向其他世界第三国家出口，因为中国毕竟不是世界出口最重要的主债国，还可以对冲一下。

    间接的影响是，在美国这种形势下，金融市场运行出现的次贷危机，以及英国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警告和影响是间接的，更说明我们的监管能力、机构风险管控能力和市场创新能力不足的情况下，确实“需要想办法鼓励创新，支持创新，满足消费者需求，更需要睁大四只眼睛来看风险，管控风险”。

三、改革开放30年回顾和展望

霍德明：金融创新需加快步伐

    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从GDP占全世界不到5%的国家，到现在用官方汇率来计算，大概也是第三，至少跟德国差不多了。在经济上的成就应归结于生产，中国已经是世界的工厂，霍教授表示：“这个成就是非常不容易的”。当我们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中国以前是劳动力密集，现在可以看到有一些产业在珠江三角洲，长三角现在搬到越南去，产业升级都是很正常的现象。

    霍德明教授罗列中国目前的金融情况，第一是中国债券市场，我们有国债市场，公司债市场到现在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可是承受国家公司债市场往往是数十倍大于股票市场，公司债券这么一个发达国家该有的最基本的市场，我们没有，更不要讲公司债市场很多配套措施还没有公司，公司怎么评级，打包完全没有。

    第二，基本的金融市场里很重要的价格叫利率，即使贷款利率有一些上浮的空间，存款利率还是绑得很死。基本的存贷利率还没有完全自由化，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国，金融的基本特征，利率都没有做到自由，这跟前面债券市场有很大的关系，公司债的债券怎么评级，定出来的债券价格隐含利率在里面。

    第三，汇率从2005年7月到今天为止，不到两年半的时间升值了12%，这个脚步是快还是慢，国内官员说这个速度蛮快的。霍教授从台湾的经验指出，86年到88年三年时间台币升值30%，事后所有的学界都在指责台湾政府汇率升值太慢，而我们现在两年半升值12%。

    第四，资本进出的管制。港股直通车没有放，国家的态度对资本的管制还是非常紧。

    最后当然还是金融机构的限制。过去30年变成世界工厂，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国（用GDP计算），金融方面的表现不是很好，霍教授表明，希望15年至20年以后，中国整体国力和美国一样大。对公司债市场的前景都不怎么看好，公司债市场如果不好，利率怎么定下来，如果对资本管制的态度一直是这么严厉的话，汇率是不是能够找到市场适合的汇率。而正好这段时间正是产业从一个纯粹的劳力密集的经济慢慢开始产业升级，要升级到资本更密集、技术更密集，我们的金融体制能不能够配合产业升级，霍教授对此表示担忧。

李伏安：找准关键，推进改革

    李主任幽默地讲到：“改革开放30年我几乎都经历过了。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刚刚把人民银行从商业银行分出来，成立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去做商业银行，我当时对银行挺有信心，干了一年以后，发现对中国四大专业银行没有信心，再干一段时候，对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没有信心，在中国的银行业不良贷款最严重的时候，对中国能不能解决好不良贷款没有信心，在我们国家注资的时候，国家注资可以把不良贷款买掉，能不能解决好银行制造不良贷款的机制问题，也没有信心。现在回过头来发现，我对我自己没有信心。这么多事情都做过了，干嘛对自己没有信心？”

    展望未来十年、二十年，李伏安指出，挑战、压力更加巨大，我们的经济是世界经济，有重量级的经济体，无论对别人还是别人对他的影响都是过去的经历所没有过的。但是，工作需要踏踏实实去做，好在我们现在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有一个明确的领导方向，有监管当局的专业和审慎的态度，不是为了搞死，是为了发展好，我们只能本着这样一些原则和框架，本着这样一些理念往前脚踏实地一个一个问题去解决。“我也觉得金融现代化应该说宏观层面上，金融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是一个基础，微观层面上，金融机构功能的现代化，产品服务的现代化，是具体可操作的内容，也有很大的挑战”。

    对于国民和中国企业的现代化，这里最需要做的是一个评估，究竟监管，监管架构，监管政策对现在的金融现代化发展，始终在风险控制和促进发展之间平衡，是促进发展多于控制风险，还是控制风险已经到了抑制发展的过程，在这中间进行平衡。具体到监管架构上，评估以后，不仅看现在的金融企业本身发展怎么样，有多少家证券公司，有多少家保险公司，资产规模怎样了多少，应该用金融服务深化程度的指标跟经济服务的指标和衡量的指标来看，它对经济的服务量有多大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寻找问题在什么地方。我认为现在需要再一次提高监管架构，能不能有更高的渠道，更好的结构，更充分促进金融现代化发展。

沈明高：金融市场发展应以金融需求为中心，而不是反过来

    “我们的金融一定要服务于经济”，沈教授强调，目前从企业来讲，现在企业最缺的是中长期的融资工具，现在的企业也好，地方政府也好，在解决很多长期投资的时候，用的都是短期的贷款，在宏观经济比较稳定的时候，这些短期贷款能够支持企业或者地方政府的扭转，但是如果美国经济假设明年出现衰退，中国GDP放慢两三个百分点，其中一些企业甚至地方政府就可能出现破产。

    如果说我们要建立长期的经济繁荣，要把中国做大做强，这就需要长期的投资规划，需要支持长期投资的工具，这个问题现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刚才也提到中长期的投资规划，其中发行股票是一种，但是股票市场融资跟债券市场的融资不一样，发行股票实际上是上市公司融资困难的标志，一旦发行股票以后，原来的股值有一个下降的可能。

    中国正好反过来，大家都是短期行为，我们现在能发股票才不发债，因为发债要还，发股票不用还，我们的资本市场不是很正常的资本市场。从个人角度来讲，我们的融资需求，投融资需求都要能够逐渐满足。尽管经济增长很快，但是老百姓并没有觉得财富在相应增长。从金融市场角度，对老百姓应该提供投资机会，让他们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好处。从这个角度发行市政债是很好的途径，解决长期基础设施的工具，它的回报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提到跟地方政府GDP挂钩，地方政府发展快，也许获得的回报就高。总之，从投资角度来讲，需要一个投资平台，使得投资这个，就是投资了中国。从整个金融中心建设来讲，应该围绕着为经济建设服务。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需要做什么？这也是更困难的问题，沈教授提出两个原则，第一个服务经济，第二应该让金融需求引导金融的供给，而不是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