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有句名言：生产率不是一切，但近乎一切。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可以概括表达为：创新不是一切，但近乎一切。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势头虽然较上世纪前十年经济增速有所减慢，但这是大势所趋，原因有三：一是中国的经济规模上去了，蛋糕做大了，分母大了，相同规模的经济总量增量也只能带来较小的经济增速。

二是国际经济形势发展平缓，中国经济目前已全面融入到全球经济，外需疲软必然导致出口增速下降，三驾马车目前有一驾驽马。

三是中国目前人口红利下降，工资上升迅速，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中国劳力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已经不再明显。

三者之中，经济增速减慢并不足为虑，没有任何严肃的经济学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速必须保持7%以上，中国经济才能健康稳定发展。事实上，只要保证中国经济增速比全球经济增速高于1-2%，中国就能确保成为全球经济的火车头。所以，增速的绝对数不重要，相对数才重要。

不过，最为重要的是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只有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才能使企业或行业绩效的提高不必靠劳动力、资本、中间品的简单粗放式投入，而是通过技术的改造创新，促进企业绩效，增加利润，实现集约式增长。

这就是克鲁格曼为何强调生产率不是一切，但在长期中近乎一切。

不过，凯恩斯爵士也说过，在长期中我们都死了，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时不我待。

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首要是要鼓励企业创新，只有创新，才能实现企业产品升级换代，经济转型发展。

既然研发重要，那靠谁来实现研发，主要是靠企业还是靠政府？

以美国为鉴。纵观整个20世纪，美国的研发都是政府和企业共同合作推进。但谁唱主角谁敲边鼓呢？这又必须区分是是哪种研发？是工序式研发，还是基础研究性质的研发。

就工序式研发而言，在20世纪前四十年，美国是企业唱主角、政府敲边鼓。20世纪之初，通用电气和美国铝业等公司就开始进行大量的工序式研发。整个30年代，美国企业和政府的研发投入是六四开，企业出六成, 另外四成由政府和公立大学出。二战后，美国研发出资比重就倒过来：政府出六、企业出四。

但基础研究又是另外一回事。二战前，美国基础研究主要是靠政府所资助的大学和工业研究机构来完成，大部分新产品研发也是由政府资助完成的，而企业则多从事工序式研发。理由很简单，新产品研发和其他基础研究失败率太高，对企业盈利的直接帮助可能也不大，重要的是，还存在“免费搭车”的问题。企业本身对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积极性自然不高。所以，政府资助的非盈利研究机构和公立大学对基础研究的发展就至关重要。

但战后，一些大型企业富可敌国，实力已够大够强，能够成为新技术发明创造的火车头了，这一点在半导体、计算机、微电子等当时的高科技行业表现尤为明显。

今日之中国，研发大致还处在美国二战前的阶段：许多新技术都还在引进，如当初美国从德国引进一样。90年代，当广东科龙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冰箱制造商时，中国尚无法百分百的自主制造电冰箱所有部件。在这样的一个阶段，让企业负责整个国家各类的研发，似乎还不成熟。

中国不妨学习美国当年，更多资助大学从事基础科研。政府可以资助各类研究所集中力量对关键科研问题进行攻关。待当经济中有更多的联想、海尔、华为、中兴时，研发投入则可变成企业唱主角，政府敲边鼓。

总之，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创新不是一切，但近乎一切。
 
 （本文刊于《联合早报》，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