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讲座由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BiMBA院长张黎教授主持。张黎表示，2014年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刚刚庆祝完它的二十周岁生日，BiMBA也走过了十五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在最近的《福布斯》中文版“最具价值商学院”排名中斩获佳绩，全日制MBA第一，在职MBA第二，EMBA第四（校友满意度第一）。这些成果与校友们的努力、成就密不可分，与创业时代的BiMBA人密不可分。站在历史新的起点上，BiMBA力图发挥智库优势，帮助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站在把握国家宏观发展趋势的高度上，具体研究企业的管理问题。此次周其仁老师将与EMBA、MBA在校生和校友共同探讨改革未来的方向。​

​周其仁老师的演讲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  为什么要“全面”改革？​

第二，  不改革能不能应付？​

第三，  改革的逻辑是什么？​

 

​改革的“半拉子”工程​

​之所以提出“全面”改革，是因为周老师通过深入的调研发现，从农用地、建设用地到国企改制与要素市场，从教育卫生文化领域、城市管理，再到财政与国民待遇问题与官场风气、权力腐败，改革在众多领域取得突破的同时，仍然在上述领域存在着大量改革不彻底、不完善的现象。​

多年的土地流转问题调研，让周其仁对中国农村的情况了如指掌。对于农用地，虽然我们的土地立法、制度，一直在变化和改善之中，但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农村人口变化之后，农用地要不要调整？这个重要问题却一直悬而未决；在建设用地的问题上，由于宅基地只能被政府征用，无法实现所有权的流转，土地财政为政府和城市带来利益的同时，农民却收获甚少，这导致了频仍的社会矛盾。​

当把目光从农村的广阔天地中，转移到城市里的国企改制问题上，周老师再次表达了他的担忧。让不盈利的国有企业破产，是改革迈出的一大步，但是盈利的国有企业，其利益该如何分配？国家作为国有企业的大股东，是否应该分得红利？分多少？还是国企的全部盈利都只能进行再投资？改革在这个问题上停滞了，但现实没有停滞，竞争没有停滞，雨后春笋般的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在市场仍然虎视眈眈，亟待国有企业尽快理顺内部机制。​

当实体经济蓬勃发展之际，金融市场作为经济的造血机制，本应同步发展。然而，现实却是行政管制太细，导致金融市场的功能退化。当利率市场高度控制在行政手里，大型企业获得融资并不难，而中小型企业融资难则成为其发展瓶颈。周老师指出，虽然我们一再强调要推进直接融资，但目前融资市场的主体仍是银行，股市的不发达导致太多资金涌入房地产行业，造成过去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

从经济改革中抽离出来，再移步到教育、卫生、文化领域，改革的半拉子工程仍让人倍感焦虑。教育作为知识生产部门，虽然政府已提出要去行政化，但执行起来却困难重重，高校是否有动力去执行？如何执行？一时之间都难以回答。在卫生领域，由于价格管制和市场准入的限制，医生的努力得不到应有的回报，这导致了医疗资源供给的实质性短缺。近年来的医患矛盾，背后都有市场规律在起作用，而违背规律的任何改革措施都将难以有效执行。​

近年来风起云涌的城市化进程，也是周其仁老师一直关注的课题。据周老师观察，我们当前对城市的管理仍停留在农业文明的水平上，经济已经飞速发展的城市，其行政级别没有相应提高；而有些逐渐衰落的城镇，原来较高的行政级别还在。行政级别与城市发展的不匹配，限制了城市的发展和资源的有效利用。​

在这一环节，周老师还提及了国民待遇地方化、中央政府在地方缺乏行政能力的问题，以及反腐行动凸显的权力监督问题。这些问题都把中国的全面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

不改革行不行？​

纵观历朝历代的改革，往往在推进的过程中虽然使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也令改革举步维艰。那么，今天的中国，不改革行不行？我们的社会可否避免改革的阵痛？​

周老师给出的答案是，改革开弓已没有回头箭。首先，他运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十根手指摁一只跳蚤易，一根手指摁十只跳蚤难。当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和能力去完善目前的半拉子工程，我们还能游刃有余；当更多的问题凸显时，我们只能越来越疲于应付，而收效甚微。更为关键的问题是，现在的主流人口，即劳动就业和消费的主力军，已经是八零后、九零后甚至是零零后。他们的参照系已不同，三十年改革成果对他们来说已经“司空见惯”，他们期待更好的社会。​

最后，作为经济学家，周老师更是看到了不改革的“机会损失”，而这往往是无形的。改革将给中国带来很大的福利改进，“我们应该有很大的一块所得，拿不到是我们对不起这个国家”。​

改革的逻辑​

在2013年9月，周其仁老师推出了新著《改革的逻辑》，其中对中国改革的肇始发端与历程亦多有观察、分析和描述。三十年来，经济创新往往先在底层涌动，然后再冲破制度阻碍，最后得到上层认可。针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来提出的“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周老师的看法是：顶层设计不要太多，但要更为明确和持久；最关键的还是要从底层寻找规律；同时底层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办法，上层能否将其纳入政策和法律框架？​

此外，周老师坦言，改革还涉及到如何把身处法外的老百姓纳入到法律框架之内。“为什么不受法律认可的黑车能提供出租车无法提供的服务？”周老师举例道。改革要冲破既得利益，但更重要的是冲破固有的思想观念，只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才能推动“外乡人在本地参加考试”等涉及歧视的改革。​

相比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中国一直是渐进式改革。但时至今日，有些“试点”改革甚至成为了某些不改革的借口。周老师运用人类学会直立行走的比喻，来说明改革呼唤大胆尝试、不怕失败的精神，改革需要更为深入、更有力度地推进。​

最后，针对冒雨前来听讲座的MBA、EMBA同学及校友，周老师勉励大家不要仅仅停留在成为改革的思想者与旁观者，最重要的还是要成为改革的参与者。改革不是一两个人能够设计和实现的，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需要改革的地方还很多；因此，企业家“能参与的就参与一把。无论是国企的改革，无论是要素市场，无论是城乡统筹，土地市场一体化，包括权利观念，包括参与到这个国家立法改革和修法改革这个过程中，我的看法是在这些领域，至少我们的做事情的学员，包括在各个部门工作过的，应该是有一个很大的舞台。”​

演讲结束后，周老师还就学员们关于城市土地、政治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领域的问题一一进行了解答。

文：张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