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管理制度与实践以及与之相关的现代管理学，无疑是西方舶来品现代，对于中国本土传统的管理实践，既是冲击，又是机会。同样，现代医学相对于中医，西方音乐（文艺复兴之后的音乐创造）相对于传统民乐，都有挑战和应对的问题。

大家都喜欢一种说法，叫做结合或者整合。也许，更加合适的想法、说法和做法应该是transformation，创造性的转换与更新。也可能都是语义上的问题。如何拒绝简单的本体之争抑或辩证统一等难以落地的说辞，用新旧范式节皆可接受的做法来改进实践，渐入佳境，这是transformative approach的落脚点。

在管理学领域，我还没看到有成功的transformative成就。在音乐界，我是看到了些许点，但没有大规模的成就。

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中央音乐学院搜罗了一大批音乐才子，这些人现在大部分活跃在国际乐坛。就作曲而言，吃洋饭的应该至少占据一半，虽然他们还偶尔借用一下中国素材和借口。

管理系的恢复应该是在1980年。不仅是比音乐系晚了这几年的差距，重要的是音乐是有范式的，管理学则相对庞杂细碎。中国学者在管理学界的成就和地位，可能远远落后于中国作曲家在国际上的成就和地位。

真正是西方学者（以及管理实践者）和中国学者都（以及管理实践者）都能接受的有中国学者做出的与中国管理相关的理论贡献可谓凤毛麟角。很难有什么贡献让人马上就能提留出来。

在音乐界，至少有两个例子值得管理学者借鉴。一个是赵季平，一个是鲍元恺。二者都是将中国音乐创作通过现代化的技法进行transformative再创造的典范。前者更加本土。后者更加国际。

赵季平的素材、技法和意蕴都更加中国化，但整个的结构与气势又是足够现代。大家熟悉的是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大宅门》等配音，其实到了《乔家大院》套曲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有眉目了，very fromidable。可以说是交响乐民族化的上佳演绎。

鲍元恺的努力，最早是基于民歌民乐的现代化改造。而他的《》第三交响曲》则是正式奠定了他作为交响曲作曲家的地位基础。无论是从立意、结构、呈现和配器等各个方面，这是中国作曲家对于交响乐的最为pardigmatic的尝试。

我希望看到的管理学贡献也是这样的。具体是什么样，我也说不太清楚。但当我看到的话，我会知道。

谭利华指挥北京交响乐团演绎鲍爷三：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cyNjU4ODQw.html?spm=a2h0k.8191407.0.0&from=s1.8-1-1.2

这是在下十多年前写就的一篇小文，介绍鲍元恺教授的第三交响曲。

京剧＋交响乐＝中国巴托克

50年代的知识分子，据说其时尚是既穿中山装也穿西服，既看京剧也听西洋音乐，既爱中华美食也品西餐大菜。今宵马连良、谭富英《草船借箭》，明晚李光曦、张权《茶花女》。散戏可以到同合居吃葱烧海参，听歌剧前也可以到老莫喝红菜汤。显然，这些活动基本上是交替着来的，京戏是京戏，西洋是西洋，海参不掺和红菜汤。

曾几何时，有人想把京剧交响一下，于是有了六七十年代的交响乐《现代京剧－沙家浜》，八十年代的《南腔北调大汇唱》，以及最近的交响京剧《杨门女将》等。这种使京剧艺术交响化的思路，基本上是在伴奏上做文章。弄得好的，造些气势出来，一时令人耳目一新，但毕竟不能细品长听；弄得不好，京剧、交响两张皮，唱唱歇歇，停停走走，里外互扰，牵强别扭。

京剧与交响乐的结合，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思路，那就是采用京剧的素材与意境，用交响乐的手法再次创作演绎。有些尝试更接近京剧本身，与某一具体的曲牌或唱段相关，比如关峡的《霸王别姬》与刘廷禹的《苏三组曲》等。而另外一些尝试则是用京剧的元素作为对其他题材作品的点缀或修饰，表现技法往往非常现代，比如谭盾的《马可波罗》与陈其刚的《蝶恋花〉。还有一种尝试，比前者庞大，抽象，更接近交响乐，脱离了对京剧旋律本身的依赖，而又比后者更完整，系统，创作手法相对传统，比如鲍元凯教授的近作《第三交响曲－京剧》。

可以说，《京剧》的出现，标志着交响乐民族化在中国音乐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其象征性意义直逼巴托克的《乐队协奏曲》。

源自于德奥古典乐派的交响乐，作为一种结构严禁的音乐范式，自海顿到三B（贝多芬，布拉姆斯，布鲁克纳）再到马勒，不断发扬光大，并对其他国家的音乐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辉煌璀璨的交响乐发展史上，许多国家与民族的作曲家也都有波澜壮阔，色彩斑斓之作，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应对所谓的交响乐民族化的命题与挑战。从俄国的五人强力集团至柴可夫斯基，再至肖斯塔科维奇（后者还要应对为社会主义革命服务的重任），从北欧的格里格、西贝柳斯（虽然后者极力追求音乐本身的纯洁性与逻辑性），到中、东欧的德沃夏克，斯美塔纳，与巴托克，各种民族乐派应运而兴，生机盎然。

交响乐民族化之于中国，虽是成就斐然，却也长路慢慢。《黄河大合唱》，《舞剧－白毛女》，《舞剧－红色娘子军》，脍炙人口，耳熟能详。歌剧《江姐》、《原野》、《屈原》艺术性强，广为流传。毕竟，这些作品题材非常具体，现实意义浓郁，但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交响乐作品。受祖国山川景象激发感染的作品，从王西麟的《云南印象》，黄安伦的《敦煌印象》，陈培勋的《咏雪》也不断涌现。同样，这些作品大多属于交响音诗的范畴。并且，由于演奏次数和唱片发行有限，即使是铁杆乐迷，也不一定熟悉。新一代作曲家谭盾，盛中亮，陈其刚，叶小钢，郭文景，周龙，陈怡等构成的中国军团，毫无疑问，是属于世界级的。他们不仅与世界接轨，而且雄居当今世界乐坛主流。

而世界乐坛的主流已经不再钟情于德奥乐派传统的交响乐。从勋伯格到韦伯恩，从梅西安到布列兹，从凯季到伯里奥，从格拉斯到亚当斯，主流在试验，在创新，在挣扎，也在远离传统观众。中国军团的融入世界主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他们渴望新的技法和手段，世界乐坛也亟需新鲜血液的补充。然而，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引领潮流者，其大多数作品并非脍炙人口，广为传诵。别说穿中山装的知识分子，就是整天穿西服的洋知识分子也未必吃得消。也许他们对音乐文献的贡献是需要若干年之后才能公正地评判的。马勒的复兴与时髦不也要半个世纪么？

我们所熟知的传统的、经典的交响乐创作，几乎嘎然终止于肖斯塔科维奇之辞世。不仅世界主流不玩了，中国的精英与先锋也不玩了。好在我们还有鲍元凯。于是我们有了《京剧》。

《京剧》，一部中规中矩的四乐章交响曲作品。以典型京剧音乐为素材与背景，生旦净丑各成一章，打击乐，弦乐，铜管乐，木管乐分别表现其特色意境。立意巧妙，素材丰盈，结构严谨，旋律舒通，技法娴熟，配器天成，细节精到，气势恢弘。

第一乐章。悲壮的行板。净。昆腔。以铜管乐为主，展现净行的气派。豪迈浪漫，苍凉悲壮，从远古走来，奔向远方。英雄气概，狭胆柔肠。大写意，好宽广，丰厚凝重，激昂高亢，悠扬婉转，荡气回肠。

第二乐章。诙谐的急版。丑。曲牌。以木管乐为主，捕捉丑行的意韵。诙谐乖巧，风趣幽默，看人间世事，哀乐几多。悠然行走，憨态活脱。少智趣，多呆傻，插科打诨，冒失搅和，逡巡四顾，洋洋自得。

第三乐章。深沉的慢板。旦。二黄。独用弦乐担纲，描绘青衣之情致。凄楚哀怨，悱恻缠绵，听衷肠倾诉，真情尽现。意气贤淑，仪态万般。可清丽，可端庄，秋波晶莹，玉体翩翩，水袖轻摇，韵致嫣然。

第四乐章。辉煌的快板。生。西皮。以打击乐为主，高扬生行之神采。煌煌大度，气魄绝凡，能纵横俾合，傲立世间。挥洒自如，镇定坦然。亦睿智，亦果敢，踌躇满志，谈笑阵前，纵论人生，立地顶天。

全曲通透流畅，甚富听觉快感。笔者听到的版本是谭利华指挥北京交响乐团的录音。前些时，去看纪念李德伦大师逝世三周年演出的时候，感觉北交进步甚大。这次的录音更是印证和加深了这一印象。世界一流唱片公司百代的录音更是锦上添花，无愧为音响的盛宴。其录音质量，同陈佐湟与国交在菲立普的录音以及余隆与爱乐在德国唱片公司的录音相比，如果不是更胜一筹的话，肯定丝毫不会逊色，准确纯正，辽阔宽广。

也许业内人士会说，《京剧》作曲技法不够新潮，过于20世纪。太对了。好极了。要得就是这样。正像匈牙利民族乐派代表人物巴托克的《乐队协奏曲》一样，《京剧》也是一个乐队协奏曲式的作品，尽情展现了交响乐队各个声部的特色，也是一部以民族音乐素材创作的交响乐作品，是中国交响乐民族化的一个典范。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听到巴托克，可以听到肖斯塔科维奇，当然还可以听到柴可夫斯基，布拉姆斯。。。，我们可以听到梅兰芳，马连良。当然，最终我们听到的是鲍元凯。《京剧》，中西合璧，浑然一体。至少对笔者这位爱乐者而言，巴托克的接力棒在中国被接上了！

只可惜，现如今，到剧场听京剧的不多了。前些阵子，北京京剧员优秀青年马派老生穆宇的看家戏《赵氏孤儿》在长安剧院上演，上座不过百人左右。中国京剧院实验剧场200人的座位几乎没有满过。现如今，自己掏钱到剧场听交响乐的也不多了。某次由国家级的乐团计划上演马勒6，据说若大的保利剧院在演出的前一天总共只卖出了6张票。这种由于卖不动票而被取消演出的情形笔者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也亲自碰到过。

现在是不穿中山装了，不知道穿着西服和穿着各种不中不西服装的知识分子们究竟做何消遣。还有多少人既看京剧，又听交响乐，而且坚持不懈，乐在其中呢？

不妨买一张《京剧》一听。

本文来源：马浩教授on战略管理  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