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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壮:商学院要中西合璧,文化融合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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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杨壮
  • 口述|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联席院长 杨壮

    采访|本刊记者 陶卫华
    撰文|本刊记者 史亚娟

    “国际化”不是BiMBA的特色,而是基因

    我一直强调一个观点——BiMBA“国际化”不是特色,而是源自骨子里的基因。

    BiMBA是中国第一个中外合作MBA项目。那时国内对MBA还一窍不通,几乎是清一色的经济学课程。教授们便把合作办学的美国26校商学院课程表放在一起,设计出一个适合国情的课程体系。当时的老师90%以上是美国商学院外教。

    一年后,我们提出“北大传统、中国特色、国际接轨、世界一流”16字办学方针。

    直到2004年我去了西点军校与其建立关系,提出了3C校规——素质、品格、承诺。为什么要强调这三点?因为-当时中国正处于改革起飞阶段,对人的素质和品格不是特别关注,我们感到除了关注人的知识外,必须把素质、品质提升上去。2009年我们又把西点军校另一理念——“不撒谎、不欺骗、不偷窃,也不允许其他人这样做”引进BiMBA,是针对商界不诚信、没有信任的情况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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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MBA商学院联席院长杨壮教授

    那么BiMBA如何发挥“北大特色”?

    首先, “北大人”是BiMBA北大特色之一。北大特色体现在北大的人文精神中所提倡的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这是BiMBA学生与其他商学院的最大不同,也是当下商学院人才培养的核心点。

    其次, “北大国发院人”是BiMBA北大特色之二。“北大国发院人”含义是,在北大人文精神的基础上,更关注中国经济和中国政治的发展。尤其要关注整个改革开放所强调的几个基本点:市场经济而非计划经济;法治而非人治;思想上的多元而非单元。体现在企业家学员的培养上,我们会教育他们多关注国家宏观经济发展,以及宏观经济环境和生态的发展。所以,北大国发院独有的思想体系和教育方式方法,促成了BiMBA不同于中欧、长江等商学院的第二大特色。

    BiMBA创建至今,分EMBA和MBA两部分。MBA前十年请的多是美国学校的老师,后十年请的多是欧洲学校的老师。从这点看,BiMBA有些像中欧。兼职班老师多来自国内,课程设置细致中道,包含金融、市场营销、企业战略和领导力等内容。

    而以上课程本身就带着鲜明“国发院特色”,做到了与周其仁、林毅夫等经济学家对当下企业看法的融会贯通。这些教授们常展开对中国经济发展走向的分析,他们要求MBA学员不仅要懂微观管理,更要懂宏观大势,这与其他商学院也不一样。

    最后,“BiMBA人”鲜明国际化视角,是北大特色之三。1998年BiMBA第一个国际项目诞生时中国还未真正走向国际。2007、2008年后,中国各商学院都走向国外。BiMBA则坚持国际游学,把国外案例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并亲自考察卓越的国外品牌企业,深入研究它们的经营理念、战略和思维,以及价值观,回来后再针对中国国情、结合中国企业面临的挑战,去反思进而去伪存真,做到课程与企业实践融会贯通。

    商学院不可缺失主流价值观

    商学院顾名思义本质是“商学”,但商学永远处于人类生态环境中,无法摆脱政治、经济以及社会主流价值。所以商学院必须在重大问题上坚持自己的价值观。

    价值观选择的过程就是价值判断的过程。面对社会诸多复杂问题,如政治、经济、环境污染、道德准则等,个人乃至商学院本身都要面临如何选择。

    老子《道德经》讲了两个道:天道和人道。天道是符合自然规律,符合人类本性。没有天道人道就是空谈。而天道的核心便是良知,没有良知,个人做的很多事都是违背自己意愿的。遗憾的是,当下商学院的企业家学员或知识分子队伍中,不乏为一己私利做出利欲熏心之事的例子,这就从本质上违背了良知和天道。BiMBA如何引导学员建立正确价值观?那就是明确自身价值观的核心,做正确的事。

    除“不撒谎、不欺骗、不偷窃,也不允许别人这样做”,我们也提倡稻盛和夫的“敬天爱人”,即利他经营。利他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他,而是在恰当时追求双赢,不在商业争斗中让对方永无翻身之地,对竞争对手留有余地,关键时甚至救他一把。“敬天爱人”是稻盛坚守的信条,他一生帮了很多人……不把对方逼入绝境,也是在给自己留余地。这是做人的大智慧、经营的大智慧,因为敬天爱人最终受益的是自己。

    我强调“敬天爱人”,是想提醒中国企业家,若在工作生活中只想到自己,终会让企业变得涣散,助长人与人间的不信任。而国人最缺失的就是信任,下属不信任上司,上司不信任下属;老百姓不信任政府,政府不信任老百姓……这样的信任缺失比比皆是,已演变为一种社会病症。

    另一值得警惕的是,当下很多人把商学院看成富人俱乐部,这不是BiMBA所倡导的。尽管很多人上商学院就为找圈子,但来BiMBA的多以学习为主。学习是为拥有智慧,把握思想和提高判断问题的能力。BiMBA以领导力和自我认知为擅长,自我认知就是要引导学生对自己做了什么,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认清楚,找到自己的长项和短板。

    Bimba不是培养企业家,而旨在培养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所谓“企业家精神”,就是思想自由,敢为天下先、敢于反潮流;敢于做自己喜欢的、擅长的事,且持之以恒、永不放弃。但他能否成为企业家则取决于诸多因素:必要条件是个人足够努力,个人的性格特质;充分条件则来自外界的环境和机会。

    中西合璧才能走得长远

    更远的未来,伴随着90后加入商学院群体,中国商学院才算真正步入正轨。面对大批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在海外市场拓展业务,未来10到15年,商学院重点研究的题目将是:如何做到中西合璧。

    我们早在2003年便开启了中西合璧的研究和教学方法,开始了孙子兵法、孟良崮战役、四渡赤水等实地考察课程;2004年5月,与西点军校建立关系,将西点军校管理思想和方法运用到中国管理实践中,增设中国经济学理论、现象、政策等课程。经济研究中心则每季度给学生提供中国经济现状和前景预测,将中西方理论结合,立足于中国人文环境。

    如何做到中西合璧?文化的融合是关键因素。美国华裔第一神探李昌钰有这样一句话:“我多年遵循一个原则,做人要按中国方式,做事要按西方方式”。我深刻领会这句话的强大力量。中国式做人,指人与人之间有人之常情、要相互包容、有情感交流;西方式做事是指要严谨、科学、程序、细节。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也缺一不可。既不能做事时滥用人情,也不能只有西方式做事方式而缺乏人文关怀,否则会累积严重矛盾、冲突。

    老子、孔子、孟子等传统思想和文化里面,基本的做人方式方法、人和人间的关爱、坦诚相待、互相支持、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都是中方的宝贵财富。西方财富带给我们的,是科学的体系、严谨的逻辑、数量化的分析方法。

    中国商学院未来要做的一定包括:认真研究中西文化及其对中国企业的影响,找准中西文化融合的点;深入研究中国企业经营案例,挖掘融合中西管理思想的标杆企业;组织学生国内和全球游学,了解国内外创新企业及其诞生环境、机制和因素。

    而中国商学院走出去也将成为趋势。近几年我们在不断总结游学经验,游学已从原来集中在美国、欧洲延伸到日本、韩国、印度、土耳其、埃及等。每个国家都有一个研究重点,有的国家研究领导力,如欧美;有的国家研究管理模式,如日本丰田;有的国家研究创新,如瑞典和芬兰;有的国家研究文化,如埃及、土耳其、希腊、印度等。

    游学使学生学到了国内课堂学不到的知识,游学中能产生很多感悟,并能对深层次问题展开反思。2008年的印度游学就是一次难忘之旅-。印度社会呈现很多极端:一边是极度贫穷的贫民窟,一边极度奢华的富人区;一边是社会变得日渐商业化,一边是精神世界极度丰富,充斥着各种哲学和理念。我们在当地买了很多书,如奥修的书,他书里就提到了自信、自力、自觉、独立、老子等各式各样的理念。

    企业家如果想出去走一走,美国、英国、以色列这些国家各方面相对完善,硬件强、软件也强,其中英国软实力世界排名第一。我们的学生最近就对英国产生了兴趣,他们喜欢英国的文化,百老汇喜剧、歌舞剧都源自英国,它们在意识形态、创意方面都很强。

    企业家若想学创新,可以选择美国硅谷、以色列、瑞士;想了解工匠精神、精益制造,日本、德国值得去看;想看后发国家的起飞,就去韩国和中国台湾;想学习文化、奢侈品,就去法国、英国、北欧。

    企业国际化的深层思考

    近十年中国企业在经营管理、走出去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但我认为中国企业取得的成就,是在中国的特有人文环境下。而且中国人文环境和市场环境很特殊,与其他国家不具可比性,而管理必须和社会人文、科学紧密相连。

    所以,中国企业的经营方式,可能只适合中国的人文与国情,拿到国外未必合适。况且中国企业折射的很多企业家精神、人文素质、经营方法,也多从国外借鉴而来。与此同时,中国还是人治国家,而国外很多国家已达到法治。人治下的企业到法治国家展开经营将出现很多冲突。

    但我们与国外唯一不同的是,中国人的勤奋就是中国人的动力,中国人自己就是改变命运的动力,这同样源自中华民族特有文化基因。

    事实上,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家身上也有很多值得国外学习的闪光点。如任正非,他的艰苦奋斗、,引领华为国际化一步一个脚印,敢于让华为员工走出去不断探索、试错、失败、再试错,最终站起来,敢于到西方人不屑去的非洲小部落建基站……这种敢为天下先的企业家精神,在企业家群体中很少见。

    除艰苦奋斗,中国企业家走出去后体现的随机应变能力也值得称赞。尤其在改革开放后,企业家首先自己走出去,回国后又能很好地学以致用。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质是“善于拷贝”,在某种程度上先学会拷贝再慢慢原创,也是一项重要能力。

    若想将这些优秀企业家精神对外输出,首先必先解决传承问题。任正非已经80岁,海尔张瑞敏也已年过七旬,这些靠强人打天下创立的企业,当第一代企业家老去后,如何保持优秀企业持续发展的创新能力,值得深思。如若无法解决传承,“中国经验”必将很难输出,或输出一段时间就消失殆尽。

    本文来源:《中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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