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27日下午 “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13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称CCER）万众楼举行。我们分三期简略报道会议概况。会议报告详细内容经整理后，将由“CCER中国经济观察”专刊发表。本期简报报道张曙光教授和沈明高博士演讲内容。

张曙光：先收租，后交利，收租与减税并行

    张曙光教授对于国企分红提出了先收租后交利的看法，认为对于国有企业占用资源的租金应先收足。由于收取租金会增加政府收入，因此需要减税政策来做配合。

    先从国有企业的改革说起。简单说，国有企业改革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一个是产权改革，一个是国家和国有企业利益关系的改革。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有两个方面突破。一个方面是抓大放小和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另一方面突破是股份化改造。这里的股份化改造不是国有部门互相参股，而是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参股国有企业。除了产权改革，国家和国有企业的利益关系也进行了改革。

    国家和国有企业的利益关系是通过三个重要经济范畴概念表现出来的：租金、税收和利润。这三者之和是企业总收入扣除成本后毛收入。与这三个概念对应的是国家的三种身份：资源所有者，公共管理者，资本投资者。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背后实际上就是围绕国家和国有企业利益关系进行的。整个改革过程都渗透着这个问题：到底国家和企业各拿多少，怎么拿，拿的先后次序怎样。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是利润全部上交，支出全部下拨，于是租、税、利三者煮成一锅无法分开。利改税以后，利润和税收这两个东西开始分开了。二者分开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都必须向国家交营业税和所得税，结束了国有企业不交税的历史。第二，在国有企业交税的同时，实行了一项政策“拨改贷”，即国家不让企业交利，但也不给企业投资。企业用利润去投资视同国家投资，投资形成资产是国有资产。第三，中央鉴于国有企业的困难，在分税制文件中明确规定以下过渡措施，即1993年之前成立的国有企业暂时免交利，微利企业上交的利润也不退库。可以看到，分税制和利改税确实是规范国家和企业关系的一个重要办法。现在要国有企业交利，并不是否定以前的改革，只是把过去的暂免交利改成重新交利而已。

    国有企业交利符合改革的方向，而且符合现在的实际。承认国有企业交利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我同意国资委和财政部的当前政策，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政策在理论上是一种混淆，在实践上也不是一种前进。为何我对这个政策持这样的态度？关键在于这个文件混淆了租和利这两个范畴，不仅未理清国家和企业的关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这种关系。我认为我们需要认识到以下几点，第一，租金是资源要素的价格，不是投资资本的收益。无论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只要使用国家的资源都要向国家交租。第二，在土地租金方面，地租有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之分，绝对地租是国家不应该拿的，国家要拿的是级差地租。即使土地是私人所有的，国家也要拿级差地租，这是由级差地租的来源决定的。比如一条道路的通车、地区规划的改变会使得地租大量上升。第三，收租和交利的方式不一样。租金要通过征税的方式拿走。弄清了这个问题，也就弄清了政策中混淆的地方。

    或许文件制定者会说：我们对租和利做过区分，比如垄断性企业交利比例是10%，一般性企业交5%，军工和科研企业不交。我认为这个说法也是没有道理的。虽然是一个国家，但国家作为资源所有者、公共管理者与资本投资者的身份是不同的，所以它拿的东西也是不同的，拿的方式、拿的次序上也不一样。现在国资委提出要企业交资源税，但国资委并没有得到授权可以分享国家租金。投资取利是资本所有者的行为，在这方面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没有任何不同，但收取资源租金是资源所有者的行为。在中国既然资源是国家的，那么收租应是国家的行为，不能混同为资本所有者的投资行为。我想这不是中国的特色，而是一个普遍的原则。现在通过交利的方法来收租，这不是一种混淆又是什么？

    中国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垄断部门的利润是怎么来的？现在很多人在讨论国有垄断部门时都用一般的产业经济学或者管制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这个理论可以解释中国的一部分问题，但不能解释中国的全部问题。中国垄断部门的利润有第二个来源，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来源，那就是资源要素的价格比较低。资源要素的管理沿用了计划经济体制下那一套做法，即国家把资源要素授予某个部门使用，而收取很少的象征性的使用税。有人估算，国有农场和国有大中型企业占有的土地租金加上煤炭石油的租金大概是3796亿。如果加上城市其他资源和人文景观资源，租金大概上万亿。

    资源要素的低价格使得国家向国有垄断部门进行大量的利益输送，造成两个非常荒唐的后果。首先，它把租金变成了利润，变成了企业经营者劳动成果，变成了他自己的收入，于是给企业经营者占取全民财富打开了方便之门。其次，它通过这种利益输送养肥了一个庞大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凭借手中垄断权利来挥霍老百姓的财富，来要挟政府。

    总结一下，国有企业交利这个问题很重要，在处理上应该先收租、后交利。根据本文建议，收租必然进一步增加政府收入。我认为，政府收入增加为减税提供了条件，使减税的政策能够得以实施。如果收了租而不减税，那国家的收入会更多。国家收入更多，我们改革可能就更难，因为改革都是在日子难过的时候推进的，日子很好过的时候是不可能改革的。所以收租和减税要同行，而且收租和减税的后果是不一样的。收租主要增加国有垄断部门上交的东西，减税是面向全社会的，对整个社会有利。通过这样一个办法就可以对整个社会财富分配政策进行一个重要的调整。

沈明高：成本正常化——推动通胀还是挤压利润？

    讨论食品通胀或者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文章很多，本文的讨论范围有所不同，本文主要讨论中国制造业成本上升对其产品价格和利润的影响。制造业和食品、原材料的价格波动特征是不一样的，这跟市场结构有关系。中国的制造业相对来说是竞争性的行业，而农产品和原材料行业的竞争程度不是很高，特别是原材料行业主要以国有企业垄断为主。

一、制造业成本低估

    到目前为止，中国主要投入品的价格都是扭曲的。在存在诸如此类成本扭曲的情况下，我认为有一些价格上涨是有其合理性的。这里着重讨论两种投入品：资金和大宗商品。

    首先来看资金。如果一个被管制的经济在开放之后，其存款利率平均要上涨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贷款利率也基本会上升2个百分点甚至更多，具体幅度取决于市场竞争情况，这意味着企业借款成本将上涨更多。

    再来看大宗商品。从2002年到2006年，全球能源价格平均每年上涨29%，中国汽油和电力价格指数平均每年上涨9%。中国国内能源价格上涨慢主要是政府干预的结果。这部分好处直接转嫁给了制造业。

    我们对劳动力、土地、大宗商品、资金成本、环境成本和其他成本的扭曲进行了估算。估算结果表明制造业的成本扭曲总计为3.8万亿人民币。这相当于去年GDP的15.5%，也相当于去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2倍。

二、为什么投入品价格改革滞后？

    投入品价格改革的相对落后大概有四个方面的原因。（1）就业压力。如果政府人为地压低投入品价格，企业相对来说就会获得超额利润，企业投资的意愿就会增加，就业机会就会增加，（2）国有垄断。从九十年代后期国有企业“抓大放小”到现在，国有企业基本上已经撤回到资源性、垄断性行业。（3）控制通胀。实际上在2002至2003年通缩的时候资源价格改革的时机是比较合适的，但当时主要的担心是投资和经济增长放缓，改革能源价格有可能使经济增长更加缓慢。因此，通缩的时候能源价格改革有压力，而通胀的时候更有压力，因为资源价格改革会使通胀水平更高。所以，不论是通胀是高还是低，资源价格改革总是找不到合适时机。（4）产权不够清晰，产权保护乏力。

    目前中国的成本正常化刚刚开始。所谓成本正常化是指主要投入品的价格将会由市场来决定，制造业将面临一个正常化的成本。这次全球范围内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农产品价格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是成本正常化的一种形式。如果到明年这些商品的价格有所下滑，那政府就会推动资源、能源价格改革，中国的投入品价格将很难出现之前的价格低位。

    成本正常化的结果实质上是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成本扭曲的一个最重要的结果就是拿老百姓的钱补贴投资者，拿消费者的钱补贴生产者。同时，政府拿到的纯收入也是在扩大的。因此，成本正常化涉及的不仅仅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收入再分配的问题，也有家庭和政府之间的再分配的问题。

三、成本正常化后中国制造业还有没有优势？

    我的判断是中国的制造业优势还会保持下去。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1）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还会继续保持下去。这里有两个例子：一个是韩国，一个是台湾。这两个经济体1975年的人工成本都相当于美国的5%，而当时的人均GDP大约是2000美元，跟中国大陆目前的情况基本相似。2004年韩国和台湾的人均GDP都达到了15000美元左右，所不同的是此时台湾的人工成本只是美国的25.8%，而韩国的人工成本相当于美国的50%。如果有一天中国的人均GDP也达到了15000美金，中国相对于美国的人工成本大概会是多少？我的看法是，中国大陆与台湾、韩国的最大差别是其规模非常大，因而劳动力供给相对充足。也就是说，很可能中国大陆人均GDP达到15000美金的时候，其人工成本会比台湾和韩国的都要低，或者保守的说，其人工成本最多也超不过韩国的水平。

    （2）中国制造业的规模经济优势。中国制造业的每一个部分几乎都可以在中国生产。全球能够与这么长的产业链相比美的国家并不是很多。

    （3）中国潜在的消费市场优势。成本正常化一定程度上讲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收入再分配，如果工资提高，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就可以提高，现在很多为出口而生产的企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应该是为国内的市场生产，甚至到时候不考虑为出口生产。

四、成本上升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成本上升有两种结果，要么是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要么是挤压利润。在目前的情况下，哪种可能性更大呢？从扭曲的成本结构角度看，后一种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利润被挤压之后就是被并购或者破产。因此，应该可以看到新一轮的包括并购在内的行业整合。行业整合会减少企业数量，当其结束的时候，相应的一些领头的行业企业可能会获得定价权，这时候整个制造业成本的上升才可能会引发通胀。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应该是利润挤压、行业整合、然后才是通胀这样一个过程。如果所有的企业都不倒闭，那么说成本上涨推动通胀就缺乏坚实的逻辑基础。企业都不倒闭的一种可能是成本上涨并不严重，另一种可能是企业还能够继续消化成本的上涨。

(李新宇、董兵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