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院长 陈春花
采访|本刊总编 杨 光
本刊记者 陶卫华
撰文｜本刊记者 陶小然

中国商学院的发展过程跟中国的企业成长是一脉相承的，这就使得中国商学教育也在进步中不断迎接自己的挑战。今天商学教育的挑战比之前要大，大就大在中国的企业实践跑得快。而商学教育本来就是应用学科，永远都是和实践互动的。

所以2010年之后出现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之前都是老师、学者在商学院的课堂里，这以后开始有更多的企业家走入商学院课堂，现在甚至会占到三分之一还多。

这些趋势也让我们在国发院BiMBA商学院的这两年里，也进行了很多商学教育里的创新尝试，这些尝试都立足于一个很重要的价值选择：“中西合璧，知行合一”。“中西合璧”是传承整个国发院和BiMBA二十年前设立的价值，用全球视野看中国的问题；我们又加了一句“知行合一”，就是希望我们的商学教育和研究能够更加解决实践问题。

这是我们面对时代给商学教育提出的挑战而设立的新的价值判断。我们背后的价值取向就是，你要把家国情怀体现在你的实际行动当中。

BiMBA商学院院长陈春花

今天商学院的挑战

中国的商学教育在过去的时间里是完成了它的基础积累，管理学知识的普及和对西方优秀企业的学习，这个阶段的积累很充分，也是做得是非常好的。但是走到现在，它也遇到很多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商学跟企业实际问题的解决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以前我们可以学人家的东西来解决我的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光学习不够了，现实中的问题比你学得要多要更新。

第二个挑战，中国企业经过40年的积累，在自己的实践当中开始逐步有了一些自己的管理想法、管理经验或者说管理总结，我们需要研究总结它是不是具有普遍的意义。
第三个挑战，这是全球所有商学院都遇到的挑战：传统的从西方传进来的管理学按照功能将学科分成战略、营销、人力资源等等体系，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整个企业管理的过程其实是不分的，它是个整体。战略的问题也可能由文化、营销或管理导致，很难像课堂上切分得这么细。所以我们要总体来看它应该解决什么问题。

第四个挑战，企业实践的创新已经领先于我们的课堂知识，那么如何跟课堂学习契合得更紧密？

那么我们就在这两年里把几件事情做深做透，来回答这四个问题带来的挑战。一件事情我们是在整个课程和教学体系的设计中把能力的模型贯穿下来。

我们认为我们的学生要拥有反思、远见、创新、团队和行动五个方面能力和素养的提升。反思是商学教育一个很重要的设计，我们需要学生能够回到学校来反思，你先回到这里来把自己放空，把自己放下来。远见是你要能够真的替未来看现在。我们也在创新方面给予大家帮助。

我们就围绕这五个能力、素养的模型从课程设置上重新设计调整了一遍，同时也传承了整个国发院和BiMBA教学的特点。例如宫玉振老师的孟良崮和四渡赤水现地教学，它就不仅仅是课程，还体现行动、团队和你的反思。

加入能力模型以后，它就不仅仅是知识，而把知识往上再拔一步，成为技能和素养的能力。这就解决了课程学习跟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知行合一”的问题。

第二件事情，我们做了“一对一导师制”。我一直认为MBA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一个心性和认知的提升，完全靠教学的课堂还不够。MBA是很多人工作三年后，在自己很年轻的人生职业生涯比较关键的时候来读的。他们能读MBA一般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希望让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一个再出发的机会，另一个就是对自己的认知和未来出现一些困惑。

这时候如果有一个人给他一个正向的加持。让他变得正向，他就不会走偏，这很重要。我们就帮助他找到一个导师。这个人一定是真正地爱他，同时又比较超然，跟他没有任何利益关联，同时有责任心和能力去帮他。我们就给他们一一配导师，这个导师必须是立足企业实践的。这件事情回答了怎么真正让我们的学习跟我们的成长相关。

第三件事情，“CHO100”。我们选了中国最好的100家企业的CHO，50%本土企业，50%外资企业，把他们组成在一个团队里面。我为什么要组这么一个群体？因为我相信中国最好的企业成功的原因一定是他把人用得最好，同时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些最好的企业对人的需求是什么。而他们通过一一结对互访学习，也推动了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的提升和发展。

他们一对一的成长和发展中，会有一些共性的规律可以总结出来，反馈到我们的教学和课程中，成为我们的教学实验和做研究的基地。所以这是一个全方位对人才培养的互动。我们最想做的其实是回馈于整个商学教学，回馈于社会。

中国企业家超过你所有的想象

中国改革开放40年，能够有今天这样的成果，我认为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国家的政策、改革开放、人们财富欲望的增加、国家相应的产业各方面的配套，包括整个国际的环境。但是有一点是很明确的，我称之为出现了一种“新人”，就是中国企业家群体的出现。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了这个群体，他们帮助或者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走到今天。

我发现中国企业家群体的企业家精神确实彰显得很明确，比如他的学习力，我们这一群企业家的学习力超过其他任何一个人群。而他的冒险精神，他的创新，他的担当，他的艰苦奋斗其实也是超过别人的。这个群体是非常独立的群体，中国企业家是有这些特征的，使得我们看到今天这样的现象。

当年我们无论怎么设想，都不会想象到40年后中国、中国的企业家会变成这样，但是今天它确实就成为现实。这也就我一直对企业家的群体，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极其敬仰的地方，它超过你所有的想象。中国有了万亿企业的出现，有了跟世界对话的企业出现，有了完全属于中国的一些创新商业模式的出现。这是中国企业在过去的发展中很独特的地方。

这些独特的地方恰恰是我们BiMBA的教育非常珍惜的。我们非常希望这些东西能跟现在的学习互动起来，能帮助大家真正努力去创造。我们需要大家确信，大的市场和大的环境机会比以往更好。

当然近几年大众对于EMBA群体的认识，的的确确会有一些变化。以前我们都认为学习是非常神圣的事情。后来随着它的普及度，加上这个人群的加大，很多现象被大家关注，认知上就有了偏差。当然这个群体确实是一个资源型的群体，这里面会生发出无限多的可能，我觉得这是比较正常的现象。

但至少商学院要主导什么，传播什么，主张什么，反对什么，我觉得这个必须要旗帜鲜明。我喜欢BiMBA的地方在于，我们一直强调你来到这里是学习的，反思的，你是在这个地方安静下来的。而且绝大部分的商学院我认为也都是这样。

我非常反对一些商学院的校友会在传播时说你来到这里你跟谁就是同学。你想表达的是什么呢？这一类的传播是商学院自己的导向出了问题，没有旗帜鲜明地说你是与大师同行，与学者同行，与学习同行，你反而强调你跟谁是同学。我接受资源会产生各种可能，但是商学院要主导什么自己要清楚。

BiMB商学院一直的坚持是：对于专业的尊重，全球的视野和解决中国问题。朗润园同时特别强调的是，你要脚踏实地，你的家国情怀必须落实到真正的行动上来。所以我们在商学院的课程设置和选择学生中非常在意价值观上的趋同，首先看你在价值观当中是不是真的有大我、有家国情怀，你是不是真的愿意为推动社会进步做一点事情。

这是我们选择的价值观，也是朗润园自己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对推动社会进步的要求是更明确的，所以我们的学生来了我们就要求他认真学习，让他们在这里看懂中国，看懂大势，去理解家国情怀和你自己的行动之间的关系。

商学教育是唤醒

我们希望的商学教育主要的不是让你去学知识，我们最主要是要帮你赋能，帮助你有能力得到整体提升。我个人觉得商学教育主要还是唤醒，我怎么唤醒你内在的创造力，你怎么把这个创造力释放出来，你怎么样能够真正去行动，所以我们在自己的能力模型里面把行动放进去了，把反思放进去了。

我为什么说商学教育是唤醒？商学教育跟别的教育不太一样，我觉得它没有机会培养谁，甚至也不是培养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我称之为“唤醒”。我们去唤醒你内在的企业家精神，我们并不是培养你，你内在一定是有的，只是你一直没被唤醒。你没被唤醒，你当然就没有去感受。为什么通过我们的学习之后他不迷茫了？他内在的东西被唤醒了，他很清楚他要什么，这大概是商学教育不太一样的地方。

商学教育到底在做什么？我强调第一，它真的是通过知识能够普遍提升大家的素质和能力；第二，它真是在唤醒，唤醒你内在的潜能。你的企业家精神可能会在这个地方被唤醒，你对商业的敏感可能会在这个地方被唤醒，甚至你对于管理和很多东西的潜能会在这个地方被唤醒。你没学习没交流的话，你并不知道你在这个方面是有能力的。

这大概就是商学教育的挑战，有些人认为我应该教你点什么，但实际上我们没有教什么，我们实际是在尊重知识的价值，理论的价值，然后再去唤醒你内在的潜力，我们是在做这样的事情。

那么商学教育的未来选择，到底是培养企业家还是经理人？我们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

整个商学教育是服务于整个实践过程的，过去为什么会整个商学教育以职业经理人为主？原因在于过去整个企业的绩效其实是由经理人决定，如果整个经理人的人群能力或者知识储备不够，没有办法让公司有绩效。以经理人为主的时代也就是雇佣时代，经理人对解决效率贡献最大。

这个时代里我们谈分工，分工之后提升效率，这个效率走到一定阶段，会发现层级结构会让效率最高。怎么样的层级结构？也就是雇佣关系。雇佣关系中决定效率的核心人物是经理人，这就是为什么过去整个商学教育都是以经理人为主。

但是最近十年或者五年来，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绩效真正的来源已经不由内部决定，而开始由组织外部决定，也就是技术决定、环境决定，还有各种资源、游戏规则在决定。我这两年写的书为什么都是在朝激活个体这个方向写？就是因为这个判断。

现在你会发现，你跟谁合作决定你的绩效，你不跟人合作你就没有绩效。所以之前的层级关系或者科层关系所带来的绩效部分已经在减少，怎么样打开科层、开放组织的边界反而对绩效影响非常大。

但是打开边界和开放组织、打掉科层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就是你的角色不能被固化，也就是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去承担决策，或者被授权。当你让每个人都要承担角色、被授权的时候，你会发现影响整个绩效的因素转移到外部之后，其实对你内部人的最重要的要求不再是服从，而是要创造性的工作。一个有创造性工作的成员很重要的一个体现就是你要有企业家精神。

所以商学教育的核心已经不在于说我们是要培养老板还是培养经理人，而在于我们能不能让所有人具有企业家精神。当所有人都具有企业家精神时，才有能力去应对这个巨大的变化，才能够打开边界跟人家合作，真正去学习。这实际是对全员的要求，每一个人不管你是普通员工还是经理人、老板，你都必须拥有企业家精神。

如果拥有企业家精神，被授权去做事这一点，我们把它提炼为更像老板特色的话，那可能大家就会认为现在更需要的是老板而不是经理人，这大概是明茨伯格主要的思想。因此我们在商学教育里未来几年会非常强调把这些变化落地。

理论创新为什么重要

西方的管理理论诞生才100年，我们改革开放才40年，也就是说企业才走了40年。他走40年才走到了今天才有机会跟全世界在一同一个起跑线，他如果没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我们是没机会创造理论的。

所以我们非常兴奋的地方是，中国企业实际上导致了我们有理论创新的机会，我相信国际合作会越来越紧密。但是我们也要承认，目前我们还没有到能够管理输出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理论和知识的重要性，理论和知识就是要把这些边界条件拿掉。

美国的管理也是有它特定的文化、特定的制度、特定的环境成长，但是为什么它的东西能够拿过来用，原因是他把它上升为理论，普世价值。中国也是一样，我们现在在特殊的中国文化背景下，中国的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的整个互联网技术的背景下，找出这些全新的企业创新模式的贡献就是理论创新。

为什么我们对理论创新更感兴趣？就是因为我们终于走到今天，我们已经具备了三个重要条件。

第一个，中国终于有企业全球公认了，我们以前没有，今天至少海尔是了，华为是了，中国高铁是了，腾讯是了，可以举一堆。

第二个，规律性的问题，就是从雇佣制度开始改，到我们开始讲合伙人制，我们要真正有企业家精神的人，这些就是贡献了。这个问题大家是一致的，但是你能不能把它总结出来？

第三个，人文关怀，就是回归到人性上。人性最基本的需求是什么？之前西方的管理学理论主有几点做得很好的，比如从泰勒开始的分工就告诉你，普通的员工跟你的管理者如果分工明确一样都可以有绩效，实际就解决了我们人性的基本部分，分工明确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有帮助的，这时候才有一个我们称之为“产线工人”的改变，才会有产线工人上计件工资，才会有你的价值创造，这就是理论的贡献。

所以我们就要找，包括我本人很愿意来到国发院很大的原因就是这个地方是可以让你去做这些事情，这是我的梦想。也许找不出来，但是你找到这个部分，你的学生再找，有更多年轻人继续在上面找，我们终究就可以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