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洲博士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发生了什么，或者说这是一场什么样的危机；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危机；第三个问题，未来演变趋势。

现在发生的是一场百年一遇的危机。“百年一遇”可以从两个层次理解。首先，从危机的严重程度看是“百年一遇”。美国前财长、前哈佛校长，萨默斯教授说，9月17号那天如果没有美国政府和其他国家的大力救助，全球金融系统将只能维持30个小时。从泰德利差（Ted Spread）的变化也可以看到当时形势的严峻。泰德利差是三个月美元Libor利率与三个月美国国库券利率的利差。在正常情况下，泰德利差大概在20个基点左右。在亚洲金融危机最严重的几天，泰德利差曾达到200个基点。但在过去几个星期泰德利差高达四五百个基点。这两者差价越大，表明流动性稀缺程度越大。外汇市场也巨幅波动。欧元和日元作为全世界除美元以外两种最主要的货币，其汇率在两个半月之间贬值50%，比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波幅还要大，实在是匪夷所思的。另外，七月底石油价格上涨到大约150美元，但在随后两个半月时间里跌幅过半，世界主要金融机构市值缩水过半，这样的波动是很久未曾出现过的。从政府角度考察现有应对措施，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危机的“百年一遇”。对此次危机的应对措施之频繁，力度之大，都是非常罕见的。

其次，套用萨默斯的话说，四个恶性循环同时发生，相互交织，其概率也是百年一遇。第一个恶性循环是流动性问题。可能有些机构不缺流动性，但是因为担心自己明天也遇到流动性问题，或者等待机会收购竞争对手，而将资金留在手里，进一步加剧了流动性紧张。第二个恶性循环是资产价格。在资产价格下跌压力下，投资者会急于抛售，造成资产价格进一步下跌。第三个恶性循环是资本金。金融机构本来有一个风险敞口，而资本金本来足以覆盖这个风险敞口。然而一夜之间，这些机构发现风险敞口扩大，资本金就不够了，需要马上开始大范围寻求资本金。这时其他人也在寻求资本金，而风险升高让资本金供应减少，这样资本金越来越稀缺。大的投行包括雷曼都是在这方面出现比较大的问题。第四个恶性循环是经济下行问题。经济下行会造成就业降低、投资降低、消费降低，后者会进一步加重经济下行，第二轮又是压低就业、压低投资、压低消费。三个恶性循环同时发生的概率已经很小了，四个恶性循环同时发生的概率差不多一百年一次。对于有兴趣研究金融市场和经济学的来说，说句不好听的话是生逢其时。

为什么会发生“百年一遇”的危机？我认为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跟监管的缺失有关系。在过去几年里，越来越多的投资银行把盈利方向定义为跟对冲基金做交易，甚至把自己变成对冲基金这样的机构，而对冲基金恰恰是缺乏监管的。其次，跟货币环境有关系。把所有责任都归结为格林斯潘的失误也是不公平的，因为这里面有比较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整个90年代，美国处于高增长、低通胀状态，从而有所谓的“格林斯潘之谜”，即长期收益率比短期还要低。以传统货币政策来看，这个利率水平可能是正确的。当时发生这样的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技术进步。此外，90年代发生的一个非常大的变局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加入了西方生产体系。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没有足够多的考虑外部因素，那么短期内正确的政策在长期可能会产生比较大的隐患，对于中心国家而言更是如此。其货币是全世界的储备货币，其带来的影响可能更大。

未来演变趋势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市场风险有多大；二是各国政府还会做什么。在某种意义上说，市场危机高潮已过，但经济层面的危机才刚刚开始，全球经济下行毫无疑问。下个星期就是美国大选，不管谁成为新总统，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罗斯福政策的翻版，只是力度上有所不同。

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显然需要一种比较好的匹配关系。小国办大金融之路可能风险非常大，大的金融机构只有在大的经济体里才能存在。这对中国是一个利好消息——随着小国现在所办的较大金融机构慢慢收缩，腾出的空间将由较大的经济体进占，其中包括美国，也包括中国。

不应轻易低估美国的经济实力，也不要认为发生了这样的经济危机美国就会一蹶不振。我个人认为，在发达国家里面，美国仍是最有活力的经济，经历此次危机之后美国可能变得更强。从货币竞争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说以前美元还有竞争对手的话，现在这些竞争对手已经被打趴下了。所以，这次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反而会加强美元和美国在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

市场上本来有“金砖四国”之说，但现在有人提出了新的说法：“Brick is broken. What’s left? What’s left is concrete.”其中的concrete对应原来金砖四国Brick中的“C”，即中国。我们不妨五年后再来评判这句话的意义。